西村时彦与《楚辞》二说

    西村时彦（1865—1924）是日本明治、大正时期的著名汉学家、楚辞学家。他字子俊，号天囚，晚号硕园，大隅种子岛人，大正九年（1921）获文学博士，次年任宫内省行走，掌内外制诰。他对楚辞情有独钟，曾于光绪二十三年（1897）、二十五年（1899）、三十二年（1906）三度访问中国，和当时的著名文士如张之洞、刘坤一、辜鸿铭、俞樾、陈三立等均有交往，并搜集大量汉籍，其中包括楚辞类文献百余种，不仅在日本绝无仅有，即使在中国也罕见其匹。他将书室命名为“百骚书屋”，俞樾为之题额“读骚庐”。

    西村时彦堪称日本早期楚辞研究的翘楚，一生著有楚辞专著四种，即《楚辞王注考异》《楚辞集释》和《楚辞纂说》《屈原赋说》。

    《纂说》为手稿本，四卷，现存于日本大阪大学图书馆。全书辑录自司马迁《史记》以下有关屈原和楚辞相关的文献资料，涉及历史、地理、文学、民俗、传说、文物、古迹等各个方面，搜集范围遍及经、史、子、集四部，数量丰富，种类繁多，细大不捐，闻见必录。全书没有统一严格的分类标准，虽分为四卷，但各卷之间并无绝对的界限与起讫。大致卷一为与屈原其人相关的传记、祠祀、碑记等文献，始自司马迁《太史公自序》及《屈原贾谊列传》，然后是刘向《新序·节士》、刘歆《西京杂记》、班固《汉书·古今人表》（附清梁玉绳《人表考》）、王充《论衡·书虚》、王符《潜夫论·贤难》、应劭《风俗通·六国》与《风俗通·风伯》，以后继之以六朝、隋、宋、明直至清代相关材料。其资料来源多端，或出自正史，或出自杂著、小说、文集、方志等，均零见碎出，搜集不易，且间有所录文献未为他人发现、使用者，如所录《湘阴县图志》引宋代彭淮《玉笥山三闾宅诗》，似未见他人使用，可补《全宋诗》之缺。

    卷二内容相对而言更为驳杂，又可分为两部分。一为自汉代贾谊至清代文人“吊屈之作”，以骚体为主，共计二十一条，始贾谊《吊屈原赋》，继董仲舒《士不遇赋》、扬雄《反离骚》，历代而下，至清周燮祥《祭三闾大夫文》、周耀祥《吊屈灵均文》。二是历代涉及楚辞的文献资料，如两汉书中凡涉及楚辞者，均搜罗殆尽，含《艺文志》“赋类”、《礼乐志》、《地理志》、《淮南王安传》、《朱买臣传》、《扬雄传》等；接下来辑录的是班固《离骚序》与《离骚赞序》、张衡《四愁诗序》、曹丕《典论》、陆云《与兄平原书》、挚虞《文章流别论》、刘勰《文心雕龙》相关章节、《昭明文选序》、简文帝《与湘东王书》、裴子野《雕虫论》、颜之推《颜氏家训》之《文章篇》与《音辞篇》、沈约《谢灵运传论》、魏收《文苑传序》、姚察《文学传后论》等，然后自隋唐以下至清张九键《楚风辨》、王泉之《楚国无诗辨》等。这些大概为论述、评价屈原或楚辞创作的资料。

    卷三为历代笔记丛谈中涉及楚辞的论述，始于朱熹《朱子语类》、沈括《梦溪笔谈》，历元明，乃至清代诸大家名作如顾炎武《日知录》、王念孙《读书杂志》、孙诒让《札迻》等二十余家，取各家之长，或校勘文字，或训释词义，可谓集众家之精华。卷四辑录历代从文体角度对辞赋所作的论述，自元祝尧《古赋辩体》至明张溥《汉魏六朝百三名家集》中的辞赋创作，再到徐师曾《文体明辨》、费经虞《雅伦》、张惠言《七十家赋钞》、姚鼐《古文辞类纂》、梅曾亮《古文词略》、曾国藩《杂钞》、吴汝伦《古文辞类纂评点》等，其中时有精辟切当的考证。

    《纂说》共引录图书一百余种，计四百余条，字数多寡不一，或长至万言，或短仅数字，涉及时段自汉至清。西村时彦将凡涉及屈原及楚辞者一一记录在案，资料之丰与用力之勤，令人感佩，诚如学界所称，乃“楚辞外编”“屈原学数据库”，嘉惠后学，功德无量。且许多条目末尾有西村时彦的按语，或辨析源流，或列校异文，或考订是非，或续补未尽之意，时有洞见。

    《赋说》现有两个版本：二卷誊清稿稿本二册及上卷未定稿稿本一册，另有重建怀德堂排印本《屈原赋说（卷上）》一册，现俱存于日本大阪大学图书馆。《赋说》与《纂说》颇有相重之处，然前者以论说考证著称，后者以纂辑资料见长，各有侧重，不可偏废。

    全书凡上下两卷，为西村时彦在京都帝国大学为学生讲课时的讲义汇编。上卷专注于屈原赋二十五篇，分为《名目》《篇数》《篇第》《篇义》《原赋》《体制》《乱辞》《句法》《韵例》《辞采》《风骚》《道术》十二篇；下卷则专注于屈原生平及后世辞赋流传情况，计有《名字》《放流》《自沉》《生卒》《扬灵》《骚传》《宋玉》《拟骚》等十篇，然《骚学》与《注家》缺略无存，实乃八篇。全书属专题专论性质，盖每篇为一专题，专就屈原生平及屈赋中某些古今聚讼之端有所论述，乃西村时彦多年研究之精华与总结，其考证精密与结构宏博，向为后人所称道，“至今尚未见出其右者”，“堪称日本近代楚辞研究的开山之作”，允为的评。

    《道术》篇探究屈子之思想道统及学术，乃针对后世论屈原“重辞采而轻道术”之弊而发，颇有纠偏之功。其文曰：“（屈子）寓道术于辞章，以言志之什兼载道之辞，是其所以上继风雅也。屈子折中于三后五帝，求合于尧舜禹汤，有孔子祖述尧舜、孟子言必称尧舜之风。而其惓惓于帝舜者，岂以舜怨慕父母，号泣于昊天，与己之怨慕君王相似乎……及其言不用，其身被绌，则哀众芳之芜秽，而怨灵修之浩荡，称圣哲之茂行，而悲夏桀、后辛之无道，美咎繇、伊挚、傅说、吕望、宁戚之遇，而悼梅伯、箕子、介子推、伍子胥之志，郁于中而发于外，岂汲汲于能文？盖亦不期然而然者，则读其文者，岂可略其道术哉？”所论甚是。论求屈原之成就，确实不能抛弃其“内美”“修能”之思想学术，仅就其外在语言形式而论之。

    下卷之《自沉》历考儒道二家论生死之文并论列贾谊、扬雄、班固、王逸以下评价屈原之异同，谓屈原怀沙自沉乃既与孔孟之旨相契，亦与老庄齐生死之论相合：“屈子楚之同姓大夫，犹贵戚之卿也，谏而不听，安得如异姓之卿不听则去哉？怀王尝信任屈子，盖非不可匡救之暗主，但近小人，嬖郑袖，而疏绌贤者，因受敌国之欺，有亡灭之兆，危国之辱。屈子知几，虽见疏在外而进言‘不如无行’。怀王不听，客死于秦，为天下笑。屈子虽致愍发愤，尚不自沉，以有嗣王在焉，冀其报仇雪辱也。而顷襄王亦听谗放之。楚人劝原以去国求君。楚材晋用，习尚固然。屈子乃作《离骚》以陈尧舜之道，述治乱之因，终寓不可去国之意，以宗臣宜死宗庙也。其后楚国君臣淫乐是耽，国日以弱，危亡益迫，屈子不忍坐视两东门之可芜，守死善道，杀身成仁，因以所欲有甚求生者，所恶有甚于死者也。岂非信与孔孟之道相合者乎？然南人不知北方之学，惑老庄长生之说，羡神仙不死之术。先是或有嘲屈子之忧愤而劝以学仙犹劝去国者。屈子因作《远游》篇托仙家之言，以说孔孟内省之学，以述仁者之寿在于此而不于彼，犹《离骚》如欲去国者而终于不可去也。曰‘悲时俗之迫阨兮，愿轻举而远游。质菲薄而无因兮，焉托乘而上浮’，托诸谦辞，而实言轻举上浮之不可得也。但遭沉浊，而郁结愁凄，炯炯不寐，于是内省端操，自求正气，见有所守而志不移也。‘保神明之清澄，精气入而粗秽除’，‘壹气孔神兮，于中夜存’，与孔子清明立身，气志如神，孟子浩然之气及夜气相合。临睨旧乡，仆夫心悲，边马不行，太息掩涕数语，是屈子真面目，不觉流露于梦游神往之间。又勉强而遐举，抑志而自弥，遂为徜徉自恣之语。‘超无为以至清，与泰初而为邻’，可以知其一死生而齐寿夭，又可以知其可谓不死之旧乡，即是汨罗之屈渊也。《远游》一篇如情志思，错落而出，如忧如乐，终归于正，见其知命。不读《离骚》，则不知屈子之所以自沉；不读《远游》，则又不知屈子之所以知生知死也。”

    《纂说》可见子俊之博学多闻，《赋说》可见子俊之研究精深，“二十世纪初日本学者中对《楚辞》研究最为有力者”之称，西村时彦当之无愧。

    （作者：崔小敬，系浙江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