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儒补道 修身治国

    《淮南子》是秦汉政治思想史上的论政巨著，向有“牢笼天地，搏极古今”的“帝王之书”的称誉。淮南王刘安与淮南学派撰著此书，根本意图是反思与总结先秦以来的国家盛衰经验，为西汉统治阶层提供一套适合新的大一统王朝发展的政治方略。因此，刘安等人深入继承、汲取和融会先秦诸子百家的治国学说，尤其着重整合了道、儒两家的思想理念，力求在“以儒补道、道儒兼综”的立场上，对各家学说广取博收、优势互补，重新建构与阐发自身具有汉代黄老特色的政治理论体系。刘安等人这种“持以道德，辅以仁义”（《览冥训》）的理论旨趣，在《淮南子》二十一篇中多有深刻体现，其中带有全书理论总结性质的《泰族训》反映最为集中。《泰族训》所提“圣人养心莫善于诚”的主张，在很大程度上可被视为《淮南子》一书“以儒补道”、新阐黄老的理论典型。正是围绕一“诚”字，刘安等人在《泰族训》中力求贯通儒、道两家核心的政治理念，将其通过“治身”“治国”两个层面会通与熔铸在一起，创造性地转化出一种兼具道、儒双重理论优势的汉代黄老内圣外王之学。

    首先，《泰族训》所言“圣人养心莫善于诚”，其理论渊源在儒家，是儒家具有代表性的思想主张之一。先秦儒家从“思孟学派”以来，就十分突出“至诚”“自诚”（《中庸》）、“反身而诚”（《孟子·尽心章句上》）的观点，荀子更是明确提出“君子养心莫善于诚，致诚则无它事矣”（《荀子·不苟》）。“诚”与“心”相结合，成为先秦儒学自孔子后，经子思、孟子、荀子的理论阐发，日益实现“内向化”发展的显著标志之一。在《淮南子》的作者中，以大山、小山为代表的儒者群体试图将先秦儒学的理论精华尽可能地融会于《淮南子》的理论体系中，而“诚”的概念及思想就成为重点关注的对象。《泰族训》一篇中，“诚”作为特定概念先后出现8次（其中“精诚”3次，“至诚”1次），较为引人注目，因此，《泰族训》明确提出“故圣人养心莫善于诚，至诚而能动化矣”的主张，并非偶然。从学术流变而言，《泰族训》这种突显“诚”思想的理论表现，既显示出《淮南子》一书融合道儒的理论特点，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先秦儒学在西汉前期的历史流变情况。

    其次，《泰族训》所言“圣人养心莫善于诚”，其理论内涵是道儒互补的产物。《泰族训》历来被学界看作是较为充分体现《淮南子》一书“道儒互补”理论特点的重要篇章，如从具体文本来看，此种看法是合乎实际的。《泰族训》一篇，从始至终有所侧重地突显出儒家的思想观点，无论是“天”论、“礼”论、“诚”论，或是“仁义”论、“重德”论、“任贤”论，都可见其具体表现。但也必须看到，《泰族训》的作者毕竟遵循着淮南王刘安“纪纲道德”（《要略训》）、“持以道德”（《览冥训》）的根本撰著原则，因而尽管儒家思想在《泰族训》中有着较其他十九篇正文更多的反映，但总体上仍未能彻底取代道家思想的理论主体地位，而是与道家思想形成颇为复杂的理论交融关系，呈现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状态。《泰族训》先说：“圣人养心莫善于诚，至诚而能动化矣。”其后紧接着又言：“今夫道者，藏精于内，栖神于心，静漠恬淡……其所居神者得其位也，岂节拊而毛修之哉。”这种先“儒”后“道”的论说方式，在全篇之中时有所见，是其基本的论述特点。“圣人养心莫善于诚”，从上下文的特定语境着眼，虽然体现出儒家的思想内涵，但又不完全为儒家所限，而是已然受到道家理念的渗透与影响，带有一定“道家化”的理论倾向。不论是从《泰族训》全篇来看，抑或是从局部论述来看，“圣人养心莫善于诚”都应被视为“道儒互补”的理论产物，而不能单纯以“儒家”思想来论。

    再次，《泰族训》所言“圣人养心莫善于诚”，其理论倾向及特点在于“以儒补道”，而非相反。尽管“圣人养心莫善于诚”的儒家特质明显，但如上所言，并不意味着其所属局部论述就全然体现为“儒家”。事实上，《泰族训》所言“圣人养心莫善于诚”是对《淮南子》一书所持道家“治身”思想的补充和深化，是将儒家“修身以德”的伦理政治理念引入道家“修道治身”学说的理论表现。在刘安等人看来，这两者能够实现理论的共存与融合，能够让《泰族训》一篇借助于儒家积极“有为”、经世济民的伦理政治精神，将道家“无为而治”理念更有力地推向汉代黄老积极“无为”的理论发展方向，使之与先秦老庄消极“无为”的思想取向有所区别。也因此，《泰族训》一方面主张“养心以诚”，深化道家“静漠恬淡”的“养心”理念，另一方面则将“诚”更进一步阐发为治国上的“推其诚心”主张，从而实现用儒家“诚”思想来渗透与影响道家“治身”“治国”理念的内在意图，以此达到“以儒补道，道儒融合”的黄老论政目的。

    最后，《泰族训》所言“圣人养心莫善于诚”，其理论得失兼有，但得大于失，对晚于《淮南子》出现的其他汉代思想论著具有深远影响。不论是从提出“圣人养心莫善于诚”的局部论述来看，还是从《泰族训》全篇着眼，刘安等人对“以儒补道、道儒融合”的理论实践仍无法完全做到圆融无隙、浑然一体的地步，以致具体整合儒、道两家思想时难免存在抵牾之处，并不十分协调。《泰族训》试图用“圣人养心莫善于诚”的儒家理念来深化和充实道家“静漠恬淡”的治身思想，但在文字表述和理论阐发上，仍然无法真正将二者有机熔铸为一体，而是各自基本保留了原有的理论形态，只是进行了较为粗糙的理论对接，斧凿痕迹明显。这种严重不足，《泰族训》全篇均有反映，是刘安等人在理论构建过程中未能有效避免的“硬伤”。尽管局限明显，但瑕不掩瑜。以“圣人养心莫善于诚”的论述为代表，刘安等人在《泰族训》中力求会通与整合道、儒两家理论精华，实现优势互补的创新意识，却是对在秦汉大一统的时代条件下，先秦诸子百家之学走向空前汇流趋势的积极响应。刘安等人这种颇具探索性、开拓性的理论实践极为可贵，虽然未能在《淮南子》一书里达到最为成熟的程度，但对其后董仲舒所进行的汉代“新儒学”的理论创新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董仲舒通过“以道补儒”的方式再次深刻展示出汉代“儒”“道”合流的思想大势，而其根本上影响汉政发展的理论成就的取得，受益于《淮南子》“以道补儒，道儒互补”的论政思维不少。在某种意义上，刘安等人实际亦可被视为深刻影响董仲舒构建汉代“新儒学”体系的理论前驱。除董仲舒外，司马谈司马迁父子、桓宽、扬雄等汉代思想家的论著也程度不等地受到《淮南子》“道儒互补”思维的历史影响。

    综上所论，“圣人养心莫善于诚”的主张，是《泰族训》一篇中较能充分体现“以儒补道、道儒互补”的理论思维及特点的代表性论述。这种将儒、道两家思想精华尽可能熔铸为一，新阐汉代黄老“身国同治”理念的理论实践，虽然仍有不足，但其再创造性却值得充分肯定。淮南王刘安与淮南学派力图打破学术上的宗派藩篱，重新整合道、儒为代表的先秦诸子百家之学以为西汉统治阶层所用，为“刘氏”提供一套真正适应于大一统王朝发展所需的“帝道”方略，他们可贵的理论探索深刻映射出秦汉时代政治思想演进的根本趋势，也让其所撰著的《淮南子》一书具有独特而重要的历史价值，最终能够无愧于“绝代奇书”的后世称誉。

    （作者：高旭，系安徽理工大学楚淮文化研究中心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