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利用清辑《全唐文》

    【光明书话】    

编者按

    清辑《全唐文》规模宏大，资料丰富，但不注录文出处，不列校勘记。在辑录文章、选择底本、汇校众本、甄别真伪、注明互见、辨析伪托及小传撰写等方面，均存在严重疏误。虽经多位名家补正，仍有许多遗憾。日前，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清编全唐文研究》一书针对上述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将唐文研究扎实推进了一大步。全书在资料辑集和考证论述上所下功夫极深，提供的新资料、新信息、新结论颇多。

    断代文学全集在古典文学研究中起着不可替代的支撑作用，学界对其有强烈需求。但这种书问题也最多，编纂难度极大。书中涉及的人事、文章、作者极多极广，没有哪一位编者能完全掌握而不出错，而今人对此类总集的学术期待也极高，实际达到的水平与学界的期待往往形成巨大的反差。多部总集，在这样不尽如人意的状态下长期流行，人们迫切期待更新更好的总集出现。从清代编《全唐诗》《全唐文》到如今编的各朝各体总集，没有一部达到了令人满意的状态，清人编的两部唐代诗文全集问题尤多。清嘉庆时编的《全唐文》是一部和《全唐诗》齐名并行的大书，它将3000多位作者、20000多篇文章萃于一编，辑集相对完整，成为人们研究唐代文史最重要的参考书，在学界有很高的信用度。一般认为，《全唐文》编得比《全唐诗》好，这固然不错。但倘若以此为据，对此书加以无差别的对待，却是不科学的。此书存在的问题，尽管有劳格、岑仲勉、陈尚君诸家指正，但还是有相当多未能发现，至今影响人们对它的科学利用。有鉴于此，复旦大学中文系夏婧博士穷十年之力，写成《清编全唐文研究》一书，对清辑《全唐文》的编纂成书、文献构成详加探研，揭出了很多从前未能发现的问题，将唐文研究扎实推进了一大步。书中附有多种表格，指出《全唐文》的篇目来源、辑佚情况、文章重出、误收、伪托，可省读者翻检之劳。末尾的五个附录也重在辨伪辨重，考查篇目来源和用书情况，对人们使用《全唐文》也有指导作用。

    诗文全集都出现较晚，性质属于文献辑佚，辑集是否全备、真实、科学，成为衡量其成败的关键。具体要看三点：一是搜辑全备，注明出处，讲求版本。二是辑录准确，备存佚文，甄别真伪，注明互见。三是体例科学，编次有序。具体做法应以辑佚为中心，配合辨伪、辨重、校勘、版本等手段，逐篇考辨，认真校录，尽可能使得所辑之书收录全备，文献真实，编排科学。只有这样，才能可靠、可信、可用。以此铨衡，已有的诗文全集都有不足，《全唐文》尤甚。据夏婧此书第四章《编纂阙失》，编纂讹误主要有如下五个方面：

    其一，收文取舍不当。误收其他朝代文60多篇，伪托之作50篇，均不可引作唐文。伪托属于有意造伪，性质尤为恶劣。收文上下限的界定也不严密，收录了部分撰写于隋唐之际的作品。文的概念不清晰，兼取专书和零残文句、问答之词、已收入《全唐诗》的诗序，凡此均不当收。传奇小说为单篇长文，但《全唐文》编者以内容定取舍，不是从文体着眼，不予收录。章咒偈颂形式押韵，但本非歌诗，乃文之一体，而亦不收，凡此均不妥当。

    其二，篇目重出、互见，达150篇。以诏敕居多，盖因来源不同，文题不同，而以为两文，加以辑录。

    其三，作者及小传疏误。一是作者小传叙述阙误，作者姓名讹脱衍倒。二是小传将同名之人事迹误合，小传所记与所辑文作者乃不同时期同名之两人。

    其四，具体辑录问题。（1）篇题过长者加以删减，有损文献的真实完整。无篇题者自行拟题，但所拟或题不切文。（2）底本选择与录文完残。或据晚出文献辑文，所辑之文经过删省，未能得其原貌。石刻抑或据劣本，仅辑录其中一部分，非完文。出于种种原因，还删改底本或小注。辑录时，对叙述起讫、佚文断限失考，辑录无关内容，造成误文衍文。

    其五，篇目失收。或因编撰观念不同，而导致取舍出入。或因用书及版本不佳，而造成篇目失载。或因披检不周，而失之交臂。三种情况合计，失收总数亦不少。虽经陈尚君等多家多年辑补，可补者仍多。

    致误原因，主要是属于此项事业的开创阶段，缺乏成功经验，难免多有失败教训。加之编纂人员中熟悉唐代者无多，故而留下不少遗憾。其致误，或沿袭底本之误，或疏于考察，不重版本，或引据底本不同，或不明底本义例，种种原因，造成诸多篇目归属错误，或文献失收，文字失校，不可遽信。

    《全唐文》疏误如此之多，构成几类最为严重的问题，妨碍人们科学利用，即使熟精唐代文献者，稍一不慎，都会出错。在这种情况下，对相关资料的掌握就很重要。恰逢其时，夏婧此书应运而生。书中特别强调，在《全唐文》被更为可信的今人校订本取代之前，有甄别地使用原书是最重要的。

    《全唐文》刊行已逾200年，但人们仍不清楚编纂过程、纂辑对象，不了解清人工作的文献基础，篇目来源。而不清楚辑佚的文献依据，也就无法确定校订工作的质量水平、录文的可信度和所辑文献价值。

    《清编全唐文研究》一书即是针对上述问题而设计的。其成就特色，正在钩稽背景、展示过程、剖析细节上。对于像《全唐文》这样的构成复杂的大书，笼统谓其孰优孰劣是没有意义的，必须根据其内部各文的辑录、校勘、版本来作综合考量。《清编全唐文研究》做到了这一点，有很多人无我有的东西，所以可贵。从作者的研究看，《全唐文》的价值确实不能孤立看待，不能就书论书，而应从编纂过程去判断，看其辑佚是否全备、真实、科学，是否以最善之本为底本，校以他本及他书，博采众长，录文是否忠于原文，小传是否准确可靠。

    针对《全唐文》不交代文献来源，不注明重出和异文，不太讲求版本的特点，《清编全唐文研究》一书努力做成一种还原式研究，追求对原书切实深入的理解。为此，一则钩稽史料，复现编纂过程。二则追溯来源，逐篇厘清，提供最早最直接的引文出处，在此基础上评判纂辑的取舍得失，甄别原书价值，揭示隐含的种种讹误和不当，为人们科学利用此书提供指导。书中第一章《全唐文编纂考》对清辑唐文的时代背景、成书经过、编校职责详加梳理。第二章《全唐文版本及编修档案考述》揭示出编纂底稿与校改档案等以往未曾注意，不为人知的文献材料。第三章《体例与编纂用书》从全书编次、文本汇校、按语考异、文字讳改、索引编制五方面着手，论其成败得失。其中特别有价值的工作，如指出清人在校录之际，利用《文苑英华》影宋抄本校订《英华》明本的得失，《全唐文》对四库本唐人别集的订补，《永乐大典》唐文辑佚的具体成果，都极具参考价值。第12页谈到，最初颁发的《全唐文》修书诏从学术出发，强调求全。嘉庆帝《御制序》则从政教出发，主张求善。求全可使文献搜罗无遗，求善则必据不能有伤风化原则，对认为不当收入之文径行删除或修改，从而导致辑文不全或文字不真。后面谈到，《全唐文》的底稿，是海宁陈氏遗书。成书于雍正乾隆间，仅就习见常行之书采摭为卷，唐人各集皆录从近代坊本，虽然底子不薄，规模过半，但是版本不好。第一章第二节对编刊经过的考述清晰简洁，结论确切。第三节编校人员再考察指出，编校分两大阶段：第一阶段，文颖馆初纂阶段，采用史馆编制，馆阁规章，四级职衔，从嘉庆十三年十月到十九年闰二月完成编纂，从中获悉前后任务、工作重点、人事变动、编修职责等从前并不清楚的情况，利用清代档案，官私记述，摸清了大量细节。其中做工作较多且成就较高的，一是阮元，任总阅。其间抄辑佚书、地图多种。徐松在馆虽仅一年余，但却辑书多种。胡敬所辑精审，作者小传多出其手。法式善在馆，阅书最多，资历最深，馆阁修书经验最丰富，起的作用较大。陈鸿犀原拟将制诰专列一门，希望能够确定各篇归属，不要笼统归入帝王名下，其例甚善，惜未采纳。第二阶段，扬州馆阶段。有职员近30人，主要任务是组织人力，校订刊刻。第二章第一节指出，《全唐文》的刊本并不复杂，主要就是嘉庆内府藏本和广雅书局光绪间据内府藏本重刻本。下面列出《全唐文》编修档案几种：（1）钞本《全唐文目》，与《全唐文》刊本出入颇多，其内容反映了内府重编所据的陈邦彦初辑本的篇目规模，文本则是重辑阶段使用的某个过录本，习见存文已悉行采入，过半规模业已奠定。但各篇源出不同，时有重复，未删并厘定文本。（2）《全唐文》编撰底稿两种：上图藏底稿七卷，存有大量校订批语，小传亦作不少修订，并对文献来源、改动依据多有讨论。但除小传外，成果多未体现于刊本。北大图书馆藏《全唐文》稿本，乃经多人批校之本，同样存有不少校改批语，小传也作了相应校补。同一卷往往经多人校改，涉及误文和避讳等，部分批语还能反映校订进程。（3）《全唐文》内府钞本，属于清廷初纂阶段的缮写进呈本，后交付扬州增补。（4）北大藏《全唐文》校档，主要是各式批校语，中有不少确当意见，惜未吸纳到刊本。从校档中用书情况及参校依据，可以找到部分文章的文献来源。（5）《全唐文》移篇删篇补篇目录，呈现从初纂到刊刻的多次调整改补。

    根据这些，读者就能深入了解清辑唐文的细节，对其孰优孰劣、文献价值就心里有底了，意义显而易见。

    （作者：李德辉，系湖南科技大学人文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