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疫见证物征集已开跑，规划步伐要跟上

    【心直口快】 

    自2月以来，全国范围内已有数十家博物馆陆续发布关于征集“抗击新冠肺炎疫情”见证物的通告。3月18日，国家文物局发布《关于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代表性见证物征集和保存工作的通知》，进一步规范和指导征集工作。此次征集工作反应之快、涉及范围之广、征集对象之丰富，反映出博物馆作为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文化载体的使命与担当。

    目前，征集工作已开跑，规划的步伐必须要跟上，方能事半功倍。

    注重见证物信息的完整性与多样性。征集“物”的目的是为了见人见事见精神，实物资料应当与其原本所处的环境、承载的故事及原拥有者等信息共同保存，即与实物资料配套，相应地采录照片、音频与视频等资料。通过一件件征集物背后的故事，帮助观众在博物馆空间中与全民战疫这样的公共事件对话。

    2018年，安徽博物院举办了“向往——‘我’与安徽改革开放四十年”展览，就通过征集一个个鲜活的百姓故事，展示了个体与改革开放四十年的联系，引发了观众的情感共鸣，提升了展示效果。这次疫情与群众生活息息相关，可以说每个人都是亲历者，但每个人的视角不同。可以利用大数据和云技术，为公众搭建在线征集平台，与个人移动终端相连，鼓励公众上传自身及身边人的抗疫故事，既能够成为观众在博物馆的“个人档案”，也可以在展览及其他利用方式中为观众提供关键字检索，了解对应群体的故事。

    尽快细化见证物的定级标准与保存保护方式。公共事件见证物价值的判定与传统文物类藏品的标准有所差异，需要在我国文物藏品定级标准的基础上再因“物”制宜。

    在给“5·12”汶川特大地震映秀震中纪念馆馆藏地震文物鉴定定级时，四川省文物鉴定委员会专家组的依据是：藏品的特殊教育意义，以及所体现的不畏艰险的抗震救灾精神或灾后重建的良好精神面貌。这为此次见证物的保护管理工作提供了参照。由于目前大规模的征集工作已经展开，为进一步提高征集效率和质量，更好地服务于后续管理利用，可参照征集物的历史意义和教育价值等制定初步的分类与定级标准，并逐步细化，进而为探索建立我国公共事件快速征集机制做准备。就保存保护而言，此次征集的见证物含有大量的医护用品，对其安全性的检测应当寻求与医疗领域的跨界合作，依照专业建议进行相应处理。

    结合征集主体特点，注重体现不同的展览视角。当前各个博物馆征集的抗疫见证物类型、要求有较大共通性。为避免后续利用过程中出现“千展一面”“千馆一面”的问题，征集工作与抗疫资料的研究梳理应尽快衔接，结合不同地区不同主题的特点强化针对性。例如城乡抗疫工作差异，“内防扩散”和“外防输入”工作差异，征集主体如人文历史类博物馆、自然科学类博物馆、行业博物馆的展览偏好差异等。

    2018年，在西班牙大流感发生100周年之际，全球多家博物馆都针对同一主题举办了纪念展，但展览视角各有不同：伦敦博物馆举办的“疾病X”展，侧重于展示疾病对人类社会发展的影响，而史密森尼国家自然历史博物馆举办的“探索流行病”展，则侧重于疾病的科学阐释，引导公众采用健康的生活方式。此次疫情期间，各地都出现了很多感人的故事，各支医疗队援鄂期间也表现出鲜明的特色，通过征集物将这些故事串连起来，从局部与全域的地区性、群体与整体的行业性、人文与科学的学科性等视角展开，就能更好地呈现事件主题，赋予展览以打动人心的力量。

    丰富见证物利用载体，释放价值传播效能。在做好实体展览的同时，抓住疫情期间“线上博物馆”快速发展的契机，持续推出在线展览、在线课堂、在线互动等“无边界”精神文化产品。中国海关博物馆以HTML5技术交互网页已经率先推出了全国首个抗疫展——“国门‘疫’线”虚拟展览。同时，借助当代艺术、影视文娱等艺术样式，在抗疫见证物的公众展示形式上加强创新。如德国德累斯顿历史博物馆曾携手日本广岛当代美术馆，共同创作了“广岛感谢”的装置艺术作品，运用灯光和影像艺术让观众成为作品参与者，形成“广岛影子”现象，艺术化的处理方式引起了观众强烈的事件记忆。

    除展览形式的创新外，围绕抗疫主题可积极策划社会教育活动、研发文化创意产品，探索博物馆与旅游业、医院、抗疫物资生产企业等的合作，结合基层党组织生活、企事业单位职业培训、社会实践和研学活动等平台开展文化体验项目，展示、弘扬和传播“抗疫精神”。

    建立中长期和范围逐步扩大的征集工作规划。见证物不仅服务于当下，更应在较长时间内发挥出记忆重现和价值传承功能。

    2008年，“5·12”汶川特大地震发生后，四川省多家文物收藏单位就积极开展了见证物的征集工作，至2012年征集所得的见证物总数已经达到46万件，这项工作至今仍在继续。长期征集有利于尽可能地避免重要和代表性资料的遗漏，更是为了反映不同时期公众对事件记忆的变化。在“9·11”事件发生后的十周年纪念展上，美国国家历史博物馆将十年来收集的公众纪念活动照片进行了展示，而传统上这些并不会被纳为博物馆的征集对象。

    此次抗疫见证物的征集工作也需要在范围上由地区向全国、全球拓展，由政府、机构单位向普通公众拓展，并制定相应的激励机制；在时间上由疫情发生前和发生过程中向疫情过后公共卫生工作的变化、公众生活习惯的变化，以及对疫情的反思与抗疫的纪念延伸。

    （作者：张昱 赵琪 单位：上海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 复旦大学哲学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