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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明日报 2020年04月17日 星期五

    谢谢你啊,杜典娥

    作者:蒋 巍 《光明日报》( 2020年04月17日 14版)

        车在贵州铜仁地区的盘山路上转了无数大圈小圈,过悬崖峭壁,然后乘船渡乌江,再翻山越岭,才找到德江县、桶井乡、下坪村、大屋基组,看到藏在大山缝隙中的她和她的没有名字的学校——杜典娥。

        我搞不清这座陈旧简陋的木加砖建筑究竟是不是学校?上课不定时,学生没定数,各年级在一个教室里,校长、班主任、语文、算术、体育等各科教师就是她一个,孩子在这儿学到三年级,打一些基础就可以去镇里继续读书了。另有一个杂工、厨师、卫生员是她的丈夫简光轩。孩子们集合时敲一个挂在门框上的铁盘子,已经锈成“文物”了(扶贫政策下来后改成了电铃)。教室里挂着一块小黑板,墙上贴着一些儿童画,彩色塑料的小桌小凳摆得东一个西一个。孩子们挤在桌边,有的在写生字,有的在画画,有的在算“2+6=8”。隔壁就是灶间、堂屋兼“校长”办公室、卧室,院里放着做游戏的小滑梯等等……一切显得那么不正规。只有星期一在门前小院落举行升旗仪式时,杜典娥用手机放着国歌,丈夫用绳子拉着冉冉升起的五星红旗,她和学生们才肃立整齐,表情变得庄严而神圣。院子围栏的前面就是陡坡和散落的村居。再往前望,就是云雾缭绕的群山和山后遥远的不可知的世界……

        不要小瞧这所不正规的学校。如今,它是在县教委正式注册的德江县“名校”了!

        生于1967年的杜典娥是家里唯一的孩子。困难年代,贵州农村很少送女孩上学,一是因为穷困,块八毛钱的学费也掏不起;二是因为重男轻女的老观念:嫁出去的姑娘泼出去的水——干吗为别人家花钱呢。父母没文化,但母亲是50年代的老党员、县妇女代表,觉悟很高、意志坚定。她深知当“睁眼瞎”之苦,下决心砸锅卖铁也要送女儿读书。就这样,每天天不亮,小典娥就起身了,不吃饭也没饭吃——就因为米贵,故而贵州穷困人家自古以来每天只吃两顿:上午10时许一顿,下午5时许一顿,而且掺了很多红薯、洋芋或糠菜。小典娥和村里小伙伴们集合了——女孩子只有她一个。天还黑着,山路难走,尤其冬天,孩子们冻得瑟瑟发抖(有的还没鞋穿),于是各自带点米,提上一个小烘笼(我在当地的“乡愁馆”看到了:竹编的小提笼,里面放一个粗瓷小碗或铁盘,夜里出门时装些火炭,既可照亮又可取暖),一路翻过一座大山,才能到达山后的小学校。走累了也饿极了,孩子们各用3块石头搭一个小灶,用带来的米煮一碗稀粥喝下去,然后开始上课。因为家里没有劳力,生活艰难,小典娥不得不时常帮着父母耕作,几次辍学又几次复读,直到1987年,已经20岁的她才初中毕业。尽管如此,村里和周边许多农家姑娘都特别羡慕她能上学读书。她们连自己的名字也不会写;买米卖菜不会算钱;进县城坐公交不认得路牌;出去打工,雇主听说她不识字,挥挥手就打发走了。说着说着,她们的眼泪就下来了。这些女孩的遭际让杜典娥充满同情又深感痛楚。没有文化,又说着一口贵州山区土话,注定她们很难走出大山,创造新的人生。典娥本想去京沪广深打工,行装都备好了,但她迟迟没动身。母亲问,你怎么还不走呢?典娥笑说,舍不得你们呗!

        一天,村干部来看望她的父母,说起山村的贫困与落后,光棍和文盲太多,孩子上学太远太累,杜典娥突然问,我在村里办个小学,行不?

        村干部大惊,说办学校可不是吹泡泡儿,没钱没房没老师没用具,咋个办?

        杜典娥说,我当老师,我家当教室,把孩子找来教他们认字算术,有啥难的!

        村干部和父母一起兴奋地大叫:“要得!”

        事情操办起来了,杜典娥这才发现,自家局促的小地面根本无法办学,孩子们连个活动场所也没有。在老党员母亲的领导下,“家庭会议”做出决定:用自家的田置换邻居家的地,20多平方米的小操场就有了。有了校址,还要建房铺路,父亲就带人上山炸石头,雇来的人每担100斤石头走两公里到家给3元钱。村委会穷得叮当响,没钱没物,村干部送来几块木板,帮着做了一些小桌小凳。

        之后,典娥跑遍周边各个山村,动员所有适龄男孩女孩来上学,说他们再也不用大黑天提着小烘笼翻山越岭了。

        家长问,没钱咋办?

        杜典娥说,每年只交6斤米,交不上的可以记账,啥时有,啥时再给。

        1987年9月,这个没名没照、只有一个没证老师的“私立山村小学”办起来了。方圆十里八乡的30多个孩子背着空书包欢天喜地跑来,最大的3个女孩十六七岁,小的男孩6岁,满满登登挤了一屋子。没课本怎么办?母亲毫不犹豫地说,把家里的牛卖了!可课本要去江对岸的稳坪镇买,杜典娥清早起身,翻山过江已是夜晚,要找个地方住一宿,第二天去镇上买两大包课本又是一天,晚上再住一夜,第三天背上死沉的课本乘船过江,爬山过沟,晚上才能回到大屋基村。个子小小的柔弱姑娘,就这样成了“小黄牛”。有一次朋友介绍她去对岸长江村姓简的农户住一晚,户主当过7年兵,仪表堂堂,豪爽正直,听了典娥独自办学的经历,老人家深为感动,于是命令大儿子简光轩帮着典娥背书过江。光轩黑黑的,个头很高,老实巴交,很少说话,光会笑。一来二去,一向不善言辞的简光轩对大眼睛姑娘说了一句决定一生的话:我看你家实在缺少一个帮你背书的男人,这事儿就让我包了吧。“原来你是个假老实!”典娥羞红着小脸,咣当给了他一拳,这一拳直把小伙子打进屋当了上门女婿,一直住到现在,职业是学校杂工。

        母亲敲响了挂在门框上的“铁盘钟”,父亲把桌凳摆整齐,杜典娥拿着自备的教学笔记走进“课堂”,宣布学校开课。孩子有的是刚上学,有的是上过一二年级又辍学的。典娥把他们分为三个年级,在一间房里“轮番作战”,给一年级小豆包上课,就安排二年级做作业,三年级做游戏。数百年寂寂无声的大屋基村,第一次响起孩子们的琅琅读书声。读到三年级,孩子大了,就可以到江对岸的镇小学继续就学了。一年又一年,一批批孩子来了又走了,有些留守儿童就吃住在学校——也是她家。杜典娥——一个农村女孩的默默无闻的温暖奉献,暖流般涌向那片山区:在广大农民群众的生活仍然十分艰难的条件下,在九年义务教育尚未实施的年月里,附近山村所有适龄的孩子,特别是女孩子无一“漏网”,全部上学读书了。当泥头花脸的孩子们第一次认得了“天、地、人”几个字,当他们第一次能写出自己的名字,贫穷和愚昧就将从他们脚下悄悄移开,古老而伟大的中华文明就将从他们稚嫩的笔尖下传承延续下去。是的,只要进了门,知识的海洋就将吸引他们走向诗和远方,“面朝大海,春暖花开”,这是多么令人激动的小小伟业啊!

        这件事感动了德江县领导。

        ——7年之后(1994年),有关部门给了杜典娥一个“代课教师”的名义,每月补助60元。

        ——14年之后(2008年),杜典娥又开办了学前班,总共有100多个孩子了。家里装不下了,只好自费请人请马,从10里之外拉水泥砖加盖小二层,每块砖成本5元钱。

        ——15年之后(2009年),杜典娥考上正式教师,月工资3000多元,她可以把一生贡献给山村孩子了。

        ——32年之后(2019年),岁月已在杜典娥的一头乌发上留下些许斑白,望去令人有些心酸,而她的微笑依然明朗。谈到她的学生,杜典娥充满骄傲和幸福感。32年,她总共教过1500多个孩子,都是三年级以后离开的,其中有20多个后来上了大学,找到自己的前程和梦想。而他们的启蒙教育就是从高山上这所“一个人的学校”开始的。中午在她家吃便饭时,杜老师拿来一个陈旧乌黑的本子给我看,那是有关历年“6斤米”的账本,上面名字后面打了钩是交过的,还有许多没打钩的是至今欠着的。杜老师笑着说,有好些打了钩的,是后来儿子、孙子帮着还上的。这个账本她还留着,其实不是为了记账,它是她一生的记录和纪念品了。

        眼下,这所“一个人的学校”有14个学生,1个在读一年级,4个二年级,9个学前班。杜老师说,这几年来我这儿上学的孩子不多了,不过我很高兴。我惊问为什么?她说,因为通过这几年的扶贫工程,很多村民富了,把孩子送到城里读书了,那边条件好,老师教得也比我好,我当然为他们高兴。

        谢谢你,杜典娥老师。在这个脱贫致富的伟大历史进程中,你把自己的一生默默做成一代代村娃走向梦想的铺路石,没有你给他们启蒙、教他们识字,一切无从谈起,梦想还是梦想。

        (作者:蒋 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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