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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经历中世纪黑死病的恐怖威胁后，19世纪的英国在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中，又遭遇了霍乱与其他疫病。以伦敦为例，1832年、1848年、1854年、1866年先后经历了四次霍乱的侵袭。霍乱病人呕吐和腹泻米汤样的排泄物，轻则虚脱，重则脱水而死；病人眼睛凹陷，皮肤呈青蓝色，因此霍乱也被称为“蓝死病”。
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霍乱传播最为广泛的“常识”——无论是医学精英、政界还是寻常百姓，大多坚信恶劣的空气特别是瘴气，是霍乱之源，也是霍乱传播的罪魁祸首。当时，公共卫生领域的领军人物埃德温·查德威克、现代护理学的创立者弗洛伦斯·南丁格尔等都支持这一看法。因此，应对霍乱传播的做法是“以毒攻毒”，用燃烧劣质煤产生的浓烟来对抗霍乱和其他疫病。
不过，伦敦的一名全科医生约翰·斯诺却认为事实并非如此，并致力于追寻真相。早在1831年英格兰北部沿海城市桑德兰暴发霍乱时，年仅18岁的斯诺便发现北方的煤矿中并没有很多病例，这使得他开始怀疑“空气传播的常识”。到1848-1849年那场夺走15000个伦敦人生命的霍乱暴发时，斯诺已经在伦敦西区索霍行医多年。出于医学直觉，他认为，如果霍乱是由恶劣空气传播的，那么病人的呼吸道及肺部会出现病症，而霍乱病人剧烈的上吐下泻是一种胃肠道病症，所以霍乱可能与饮水或食物有关。
斯诺进一步通过案例来验证自己的猜想。1848年霍乱过后，他写了一篇31页的论文《霍乱传播模式》，论证霍乱是通过摄入被污染的水而传播的。文中列出了伦敦各区在1848-1849年霍乱的死亡率，最高的南区为7.95‰，而最低的北区只有1.10‰，符合伦敦南区供应的泰晤士河水比伦敦北区供应的水肮脏得多的事实。文章利用了时人的一些成果，一个案例涉及伦敦萨瑟克河滨两个相邻的背靠背式大杂院的不同命运，其中萨里大杂院居民把污水倒入屋前水沟，又从附近的井水取水饮用；暴雨使污水沟满溢，污染了饮用水。从1849年7月29日到8月2日，萨里大杂院有9人死去，而给排水不同的另一个大杂院只有1例死亡。另一个案例是南伦敦的朗伯斯旺兹沃斯路的阿尔比恩联排屋，这是一个中产阶级住宅区，已经有自来水供应。然而，污水池的满溢同样导致饮用水污染，结果在7月末到8月13日，也有20多人死去。不过，斯诺的研究并没有得到医疗界的关注。
1854年夏，伦敦再次发生霍乱，夺走了1万多人的生命，泰晤士河以南的朗伯斯和苏瑟克最为严重。8月底，宽街突然暴发霍乱，最终导致近千人死去。宽街所在的索霍一带，在17-18世纪是伦敦贵族阶层的“郊区”，属于中上层阶级居住的生活区域，两边是宽敞的联排屋、大宅和广场。著名的英国诗人威廉·布莱克就是生于斯、长于斯的宽街人（住28号）。不过，到19世纪中叶，随着城市化的推进，权贵富豪们迁往更远的“郊区”。于是，有些豪宅逐渐被改成公寓楼，普通市民住到这里，有的一套房子里最多可居住50多人，人口十分密集。
斯诺认为，宽街发生的霍乱是通过泵井传播的。19世纪中期，包括伦敦在内的英国大多数城市，给排水仍然比较简陋。宽街的用水是由泵井提供的井水；在污水排放方面，下水道系统还没有建成，排污主要是原始的污水坑和化粪池，宽街泵井附近也不例外。此外，还有很多未经处理的污水和动物粪便直接排入泰晤士河，水环境恶劣。
为了证实自己的猜测，斯诺向死亡登记处申请了霍乱死亡者的相关信息。他追踪了宽街泵井附近包括学校、餐馆、企业和酒吧等在内的数百例霍乱病例，证实了霍乱与该泵井之间存在关联，并在之前发表的《霍乱传播模式》的基础上加以补充，最终写成一部长达139页的资料翔实的著作。他在书中提到，“关于在泵井附近发生的死亡事件，有61起实例告诉我，死者曾经经常或不定期地从宽街饮用泵水”，“在宽街37号的打击乐工厂里，有大约200名工人，在该处所内存放着两个水缸，总是供应街上水泵的水，供有需要的人喝。这些工人中有18人在自己的家中死于霍乱”等。
斯诺还研究了宽街一带没有得瘟疫者的反面例证。波兰街济贫院虽然三面被霍乱死亡病例的房屋所围，但济贫院里的535人中，只有5人死于霍乱，因为该济贫院里还有一个水井用来供水，无须去宽街取水。
为了直观地弄清泵井与霍乱死亡之间的关系，斯诺还把每一例死亡都用一道短横线来标记，这张图后来以“霍乱死亡地图”或者“鬼地图”著称于世。
斯诺觉得自己搞清了霍乱暴发与泵井的关系，因此与圣詹姆斯堂区监护委员会面谈，向他们介绍了上述情况，而泵的手柄也在第二天被取下。在此之后，霍乱死亡率确实有所下降，但也不是立竿见影的。堂区会的人本来就半信半疑，所以后来泵井把手又重新安装好。奇怪的是，霍乱也没有再度暴发，这似乎成了不解之谜。
斯诺承认，“在停止使用水源之前，袭击已经减弱，因此无法确定该井是否含有活跃的霍乱毒物，或者是否由于某种原因，水中已经没有霍乱毒源”，“我们必须从这次疫情中得出结论，足以产生霍乱的病态物质数量少得令人难以置信”。无论如何，斯诺提出的霍乱经水传播的观念，一直被时人认为“胡说八道”。
后来卫生部组织了科学调查委员会，调查霍乱暴发原因。1855年7月14日提交的调查报告指出，“经过仔细的询问，我们认为没有理由坚持这种信念。……没有足够的证据表明，从该水井喝水的居民是否比从其他渠道喝水的居民遭受的损失更大”。不过，当地国教会的一个牧师亨利·怀特海德却意外证实了斯诺的观点。经过实地调查，怀特海德发现，宽街泵井距离一个老的污水坑不到1米，而这个污水坑已经渗漏；两处间的泥土，用棍子轻松一捅就通了。他还找到了霍乱暴发的“源头”：离泵井咫尺之遥、宽街40号的一个婴儿感染霍乱。其母亲把清洗婴儿尿布的污水，倒进了这个漏水的污水池，污水渗漏到井水，从而引发了斯诺所说的“该国有史以来最可怕的霍乱”。由此，怀特海德成了斯诺的坚定支持者与挚友。
1866年，伦敦再次发生霍乱。调查委员会的成员、之前反对斯诺观点的流行病学家威廉·法尔通过数据发现，与西区相比，伦敦东区使用老福特储水库的居民死亡率非常高，确认东伦敦自来水公司为污染源，呼吁民众饮用煮沸过的开水，避免了伦敦东区更大灾难的发生。这样，威廉·法尔也从斯诺理论的反对者变成了支持者。
1883年，德国的罗伯特·科赫医生分离出霍乱弧菌，并确定霍乱只能通过不卫生的水或食物传播。至此，霍乱是通过水传播而非瘴气传播的科学知识才确立起来，斯诺的经验理性最终获得了科学证明，后人尊称其为英国“流行病学奠基者之一”。今天，伦敦不仅在宽街（今天叫Broadwick街）有一家以约翰·斯诺命名的酒吧，酒吧对面还建有纪念性的泵，基座上铭刻着他的事迹，以纪念其在预防霍乱方面作出的贡献。
（作者：陆伟芳，系上海师范大学世界史系教授，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多卷本《西方城市史》”［17ZDA229］的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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