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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明日报 2020年04月11日 星期六

    加快构建生态经济体系 让“绿水青山”变“金山银山”

    作者:杜强 《光明日报》( 2020年04月11日 05版)

    浙江省安吉县天荒坪镇余村村貌 韩琳摄/光明图片

        2020年3月30日,时隔15年,习近平总书记重访浙江安吉。当年,正是在安吉余村,时任浙江省委书记习近平同志首次提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15年来,余村坚定践行这一理念,走出了一条生态美、产业兴、百姓富的可持续发展之路。与此同时,“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也从一个小山村走向全国,成为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成为全社会的共识和行动。

        余村的成功实践,让我们感受到“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显示出的蓬勃生机,促使我们深入思考如何更好地将“绿水青山”转化为“金山银山”。

    准确把握“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精神实质

        从狭义上理解,“绿水青山”本身就代表优质生态产品,即干净水、清新空气、无污染土壤以及绿水青山环境中生产的绿色产品、有机产品、无公害产品等;“金山银山”就是优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后带来的收入、审美享受和健康等。从广义上理解,“绿水青山”泛指良好生态资源环境,是孕育和产生优质生态产品的载体与平台;“金山银山”代表绿色高质量的经济发展。

        对于“绿水青山”与“金山银山”的辩证关系,习近平同志多次进行过生动精辟的论述。

        2005年8月,他到余村考察后,一篇题为《绿水青山也是金山银山》的评论在浙江日报《之江新语》专栏发表。文中指出:“如果能够把这些生态环境优势转化为生态农业、生态工业、生态旅游等生态经济的优势,那么绿水青山也就变成了金山银山。”

        “中国明确把生态环境保护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我们既要绿水青山,也要金山银山。宁要绿水青山,不要金山银山,而且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我们绝不能以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换取经济的一时发展。”2013年9月7日,他在哈萨克斯坦纳扎尔巴耶夫大学演讲时的答问中表示。

        2014年3月7日,在参加十二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贵州代表团审议时,他进一步强调:“为什么说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鱼逐水草而居,鸟择良木而栖。’如果其他各方面条件都具备,谁不愿意到绿水青山的地方来投资、来发展、来工作、来生活、来旅游?从这一意义上说,绿水青山既是自然财富,又是社会财富、经济财富。”

        可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深刻阐明了发展与保护的本质关系,揭示了坚持绿色发展观,把生态资源环境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竞争优势和发展优势,“绿水青山”就能源源不断带来“金山银山”的深刻哲理。

    如何将“绿水青山”转化为“金山银山”

        探索“绿水青山”转化为“金山银山”价值实现机制,也就是研究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这对新时代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完善国家生态文明建设制度体系意义重大。

        编制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绿水青山”生态产品价值实现,关键性基础性工作就是要摸清家底,核算价值。科学合理评估核算自然资源资产价值,是生态资源价值补偿与交易的重要依据。应在总结浙江等国家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试点省经验做法的基础上,完善林木、土地、水等自然资源资产核算方法,编制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

        做好自然资源资产统一确权登记。生态产品的价值实现,要以森林、湿地、水流等自然资源生态要素产权明晰为前提和基础。建议在福建、江西、贵州等地开展自然资源统一确权登记试点的经验基础上,建立国家层面的归属清晰、权责明确、监管有效的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清晰明确界定国土空间各级各类自然资源资产产权主体,科学合理确定生态产品所有者权益。

        建立促进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绩效考评机制。在把生态产品价值纳入国民经济核算体系,试行GDP(国内生产总值)与GEP(生态系统生产总值)相结合的核算制度的同时,落实领导干部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和生态环境损害责任终身追究制度,建立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绩效目标体系和差别化的政绩评价考核办法及奖惩政策,为“绿水青山”转化为“金山银山”提供有力制度保障。

        加快构建生态经济体系。发展生态工业、生态农业、生态旅游业以及相互融合的生态经济业态,让生态资源优势变为经济优势、竞争优势、发展优势;加快深入实施主体功能区战略,按照主体优化开发、重点开发、限制开发、禁止开发的功能定位,科学有序布局产业发展;以环境容量和承载力为依据,提高污染物排放和能耗标准,严肃环保执法,坚决淘汰落后与过剩产能;建立推广生态标识制度,严格规范生态产品认证,保障生态产品生产者和消费者权益,推动生态产品的价值实现。

        探索政府主导、市场运作、社会参与的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路径。现阶段,全社会生态产品有价意识普遍薄弱,市场发育程度不高,产权制度不健全,生态公共产品消费“搭便车”现象司空见惯,需要政府通过“有形之手”推进和调控生态产品的价值实现。比如流域生态补偿财政转移支付、退耕还林还草补贴、生态保护和修复项目税收减免或补助等,均是政府购买生态产品的方式。还应充分利用和发挥市场机制“无形之手”,实现生态产品透明、高效、公平、公正地交易。为此,要引导企业利用国内外市场交易平台开展碳汇、排污权等交易,运用绿色供应链采购、销售绿色生态产品,拓宽、创新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路径。同时,鼓励非政府公益组织、社区、公民个体积极参与生态产品的价值实现。

        (作者:杜强,系福建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研究员、福建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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