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会史视角下长江中游城市群研究

    在中国近代化进程中，商人与商会组织曾经是经济与社会变迁的主导力量之一。自20世纪80年代，商会逐渐进入国内学者的研究视野，商会史研究作为相对独立的学术领域开始形成。经过30余年的学术积淀，其研究广度和深度不断拓展，取得了丰硕成果。商会史研究的深入发展，得益于大量商会原始档案整理的深入推进。近年来，武汉、南昌、长沙等地陆续发现了一批地方商会档案。沙市、宜昌、九江、湘潭、衡阳等近代重要通商口岸城市，也收藏有大量的商会原始档案资料，为开展长江中游区域性商会史和城市群研究提供了重要的资料基础。随着《长江中游城市群发展规划》《长江经济带发展规划纲要》等的公布，打造长江中游城市群成为区域崛起的重要战略。历史地考察明清以来特别是近代长江中游地区商会、商业史发展，无疑对深入推进长江中游城市群发展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与启示意义。

一

    位于长江中游的湘鄂赣地区，起着连接长江上下游的作用，自古以来这一地区山水相连、人文相亲、市场相通、资源互补，有着特殊的文化渊源，形成了天然的内在联系。宋元时期，这一地区的经济文化联系进一步加强，江西在元末明初成为人口大省和经济大省，而毗邻的湖广地区，却因战争等原因而人口稀少、经济凋敝，因此出现“江西填湖广”现象，并继而引发“湖广填四川”的移民潮。大规模的人口流动成就了“湖广熟，天下足”的经济地位，江西和湖南、湖北的经济联系更加密切，明清时期这一区域以江西商人为纽带，形成一个大的地域市场，两湖地区因而有“无江西人不成市场”之说。正是这种流动，使湘鄂赣地区的地缘、血缘、业缘联系不断加强，带动了区域内密切的经贸往来，形成了以武汉为中心，长沙、南昌为区域中心的商业市场格局。湘鄂赣三省以长江为基干，以汉江、湘江、赣江为骨架，形成了区域性的口岸城市群和环洞庭湖、鄱阳湖经济圈。

    近代以来，湘鄂赣地区的传统市镇继续发展，随着长江口岸的开埠，湘鄂赣区域内外转口贸易不断扩大。一些港口和省府逐渐发育成为区域经济中心乃至全国市场中心，形成墟市、城镇、都市三级市场格局。这三级市场整合了区域经济发展，并构成国内市场的重要部分。特别是湖北汉口、宜昌，湖南岳阳、长沙，江西南昌、九江等口岸城市和中心城市，带动了区域经济发展与社会开放。传统的商业网络在经济发展中不断整合，汉口、长沙、南昌成为长江中游乃至整个长江流域的重要经济重镇。由传统的区域城乡市场格局到统一纳入更大的市场体系，其间商人流动与商帮组织发挥了重要作用。

    长江中游地区的市镇网络较为完整，专业化程度较高，区域市场层级关系非常清晰，在全国商品生产体系和商品流通网络中占有重要地位。在全国范围的长距离贩运贸易中，长江中游地区的市镇扮演了商品集散地的重要角色，尤其是在粮食、食盐、纺织品、陶瓷、茶叶、纸张、药材等大宗商品的跨地区流通过程中，形成了很多重要的专业市镇，这也为这一区域商人组织的近代转型准备了前提条件。

二

    明清时期，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和跨区域商业市场联系的加强，个体商人及工匠在原先“行”的基础上，以同乡或同业关系为纽带，形成会馆、公所、公会等商人组织。这些商人组织逐渐成为各地区商业市场日常管理和组织的重要机构。

    明清以来的大规模移民浪潮使得江西与湖广的联系日益密切，而在区域市场孕育形成过程中，随着交通的改善，商品贸易的互补性不断增强，省域内与省域间的市场联系也更加紧密。各帮各业出于维护共同利益和管理内部事务的需要，纷纷以乡籍或同业为纽带，建立会馆公所。如江西商人在湖广地区建立起的万寿宫，数量众多，普遍具有传统行业会馆功能。

    1904年，清政府商部决定仿照西方国家的商会模式，拟定并颁布《奏定商会简明章程》26条，倡导设立总会与分会。一批商会相继产生，并在随后从沿海沿江向内地和中小城镇逐步推广。随着全国总商会以及各地商会组织的普遍建立，商会及同业公会逐渐渗透到社会经济方方面面，成为近代社会变革的重要力量之一。

    在国家政策的大力推动下，湘鄂赣三省传统的商人组织或趋于消亡，或合并改组为新式的商会组织。在各地商埠商会组织普遍建立的背景下，湘鄂赣地区各城镇也纷纷依照市场层级建立起各类商会组织。其中，在区域中心成立的是商务总会，如长沙商务总会、南昌商务总会及汉口商务总会；而在其他城市，如湘潭、岳阳、宜昌、沙市、九江等地，则纷纷成立商会。在此基础上，逐渐形成了长江中游的商会网络。这一商会网络为区域社会、经济以及城镇建设等的发展构筑起重要平台。

    湘鄂赣地区的商会在正式组建、发展过程中，与传统的商帮组织、地方所设商务局存有密切关联。商会的创设不仅有官方的积极倡导，同时亦可见传统商人与组织的身影，其建立过程始终存在着官商互动的过程。

三

    晚清民国时期，湘鄂赣三省重要城市的商会组织从结构、形式上经历了几次较大变迁。三省商务总会、分会以及民国时期建立的与商会关系密切的同业公会组织结构的内部网络更是经历了复杂的变迁过程。这一时期，湘鄂赣地方商会整体数量和覆盖的商业区域得到更大发展，三省内的商会组织向省域内县城和重要埠镇普及。

    随着商业发展和商会内部事务的复杂化，湘鄂赣地区主要商会组织结构和制度框架渐趋完善。特别是在民国中后期，商会组织和制度环境发生了很大变化，商会经历了国民政府时期的改组、抗战时期和抗战后的反复重组，以及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向工商联的转变。

    近代湘鄂赣地区的商会、同业公会作为商人共同体，在区域行业与市场发育之中不断发挥组织与制度优势，促进了区域性市场网络构建。处于汉口、南昌、长沙等商业大埠的商务总会，构成地域性商会网络中心。它们又通过区域市场与长江下游、长江上游、华北和华南等区域的商会及市场频繁互动。三省内的基层商会与地方市场联系十分紧密，基层商会所覆盖的次层级市场之间也互动频繁。湘鄂赣三省不断发育的商会组织网络，逐渐形成了立体的商会与商人网络，构建为一个互相配合、纵横交错的商业市场网络，对地方经济的联动以及跨区域市场的形成起到重要作用。

    近代商会组织发挥了联络工商、振兴商务等主要经济功能。汉口、南昌、长沙等地组建商会以来，在沟通区域市场商业贸易、维护市场稳定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汉口、南昌、长沙的总会以及三省内的基层商会，在推进区域内与跨区域商业贸易中，起到了组织保障和市场协调作用。除了参与地方经济秩序维护，近代商会还在湘鄂赣三省的地方社会治理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核心城市如汉口、南昌、长沙等大埠商会，广泛参与地方政治与社会事务，在较长时期内与政府保持互相扶持、共同合作的关系。商人组织以其资金上的优势在促进市政建设、城市教育以及慈善救济等公共事务中也扮演着重要角色。

    总而言之，明清以来，湘鄂赣三省之间的天然联系与互动从未中断，在经济与社会发展中各方面的联系不断拓展和深化。商会档案不仅是研究中国近代商会史的第一手原生态资料，而且为研究近代中国经济与社会的变迁提供了大量的原始资料和可供切入的研究路径。通过商会史的研究，不仅可以探寻区域间商业发展的内在机制，了解中游城市群在长江流域承东启西、连南接北的桥梁纽带作用，而且可以在探索明清以来长江中游城市、商业与商人组织的基础上，探寻区域内历史的源流与现实的链接，为促进城市群全面均衡发展、提升区域综合实力和竞争力、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促进中部地区崛起提供重要历史依据与历史启示。

    （作者：张芳霖、刘杰，分别系南昌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教授、副教授；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近代长江中游地区〔湘鄂赣〕商会档案资料整理与研究”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