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氏春秋》与《吕览》

    司马迁《吕不韦列传》记载：“吕不韦乃使其客人人著所闻，集论以为‘八览’‘六论’‘十二纪’，二十余万言。以为备天地万物古今之事，号曰《吕氏春秋》。”又在《太史公自序》中说：“不韦迁蜀，世传《吕览》。”张守节以为《吕览》“即《吕氏春秋》也”（《史记正义》），许多学者也认同此说，这似有不周。《吕氏春秋》应该有大小之别，大的包括“十二纪”“八览”“六论”，小的只指“十二纪”。《吕览》则是指“八览”“六论”，不包括“十二纪”。严格地讲，原本“十二纪”是一部书，“八览”“六论”是另一部书。

    一

    《吕氏春秋》与《吕览》为两部著作，前人已经指出过。如孙人和《吕氏春秋集释序》说：“‘十二纪’初为一部。”“‘八览’‘六论’自可别行。”（许维遹《吕氏春秋集释》，中华书局2016年版）蒋伯潜也说：“或此书原分二次编成，《十二纪》为一次，《八览》《六论》又为一次；前者名《吕氏春秋》，后者名《吕览》：后乃合为一书欤？”（《诸子通考》，中华书局2016年版）其所依据的是作为序言的《序意》篇的位置。按周秦古书通例，序言在一部书的最后。余嘉锡说：“于篇末为之叙。”（《古书通例》，中华书局2009年版）即指出了这一点。现存的《序意》是残篇，内容有缺，此不论。但是其位置在“十二纪”之末，足以证明“十二纪”作为一部著作至此结束，“八览”以下是另一部著作。这是一个很有说服力的内证。

    司马迁《十二诸侯年表》和《吕不韦列传》中都是“八览”“六论”“十二纪”的顺序，“十二纪”在后，一些学者据之以为《序意》就是包括“八览”“六论”的序言，只是因为残篇，有所缺略。如吕思勉说：“《序意》一篇，当兼该全书，而但及‘十二纪’者，以有缺脱也。”（《先秦诸子概论》，译林出版社2016年版）这应该有误。书名《吕氏春秋》，“春秋”是对“十二纪”而言。毕沅案：“以‘十二纪’居首，此‘春秋’之所由名也。”（许维遹《吕氏春秋集释》，中华书局2016年版）故而“十二纪”一定在前。从吕不韦“为民父母”（《序意》）的抱负看，“十二纪”逐月政事纲要所体现的政治思想是最重要的，自该首位。孙人和说：“不韦著书之旨，当在‘十二纪’。”（《吕氏春秋集释序》）若“八览”“六论”在前，则该称《吕子》之类，与《淮南子》的名称相似。司马迁的著述多贯彻了个人的认识，并不拘泥于文献目录。如介绍庄子，列举的是《渔父》《盗跖》《胠箧》篇，都不在“内篇”；介绍韩非子，重点在《说难》：显然都出于个人的理解。这里把“八览”“六论”放在前面，当是认为其所集合的各家学说更有价值。这与现代重视这部分所保存的思想资料是一个道理。

    其实，我们比较其思想内容，也能得出原本为两部著作的结论，可为补证。

    （一）从两者的内容结构看，各自形成体系。“十二纪”根据四季十二个月排序，每“纪”第一篇都是先天象、地象，再君王行事要点，最后告诫违时必有灾难。这样构成纵贯线，指示一年中每个月份的政治管理重点。表述很机械，但是结构严谨。只有“季夏纪”多了“中央土”一段，这当是为了解决“五行”配“阴阳”的问题加上去的，是特例。每“纪”后各附四篇，有标题，为与该“纪”相关的思想观点，是逐月政事的关节。如余嘉锡所说，“此所谓春生夏长秋收冬藏也，其因四时之序而配以人事，则古者天人之学也”（《四库提要辨证》，中华书局1980年版）。一般所谓的每“纪”五篇，其实是每月一“纪”，另附四篇。四篇的标题形式与“某某纪”不统一，说明是相对独立成系统的。十二个月的“纪”是时间性的，“四”喻示四面，指空间，由此构成一个包罗一切的宇宙系统。显然，“十二纪”有一个完整的结构体系。

    （二）从著作的指导思想看也不是同一家的。陈奇猷说《吕氏春秋》的“指导思想为阴阳家，其书之重点亦是阴阳家说”（《吕氏春秋校释》，学林出版社1994年版），这当是对“十二纪”而言。而“八览”“六论”内，各篇基本上论题、论点各异，思想倾向也大相径庭。如《先识览》指示要认识国家政治的关键所在，开篇强调要以民为本，与孟子思想一致，接着《观世》近墨家“尚贤”一脉，《知接》《悔过》属兵家、术家理念，《乐成》《察微》阐述道家思想，《去宥》与荀子的“解蔽”近似，《正名》又为名家学说。这与《艺文志》“兼儒、墨，合名、法”的“杂家”定义一致。许多学者判定今本《吕氏春秋》为杂家著作，应该是根据“八览”“六论”的篇幅比例大，且“十二纪”中每“纪”另附的四篇也有集合性质而得出的。

    二

    上述当可确定其原本为两部著作。由此，还可以推测一点：吕不韦所公示的《吕氏春秋》，可能就只是“十二纪”。理由是，若包括了“八览”“六论”，则篇幅太大，不可能展示。而且“纪”的逐月政事典要及相关阐述才是需要征求意见的；其他属于各家学说的杂合，并非原创，没有接受批评的必要，也没有显摆的理由。

    《吕不韦列传》记载：“布咸阳市门，悬千金其上，延诸侯游士宾客有能增损一字者予千金。”“布”句应该有成分省略，当为“［曾］布［‘十二纪’于］咸阳市门”。之前“集论以为‘八览’‘六论’‘十二纪’，二十余万言。以为备天地万物古今之事，号曰《吕氏春秋》”，是概述全部的成果。后学习惯于承前省略，就误以为公示的是《吕氏春秋》全部。大家知道，“十二纪”约三万字，加上“八览”“六论”，有十一万多字（此概数据电脑统计，不包括标点）。若加上《序意》缺掉的部分，“八览”佚失的一篇，则约十二万字。当时书写在竹简上，约三万字，尚可以“布咸阳市门”让人阅读品评。若十二万字，难以想象城门有这么大的布置空间，且有人能阅读全文并加以品评。而且“十二纪”的文字谨严，当可自诩“能增损一字者予千金”（《吕不韦列传》），故“时人无能增损者”（高诱《吕氏春秋序》）也为可能。而“八览”“六论”随意、粗糙处不少，郭沫若就指出：“好些篇目明明是勉强凑成，或把一篇割裂为数篇（此例甚多），或把同一内容改头换面而重出（例如《应同》与《召类》，《务大》与《谕大》，《去尤》与《去囿》），因而全书的体裁，在编制上实在也相当拙劣的。”（《吕不韦与秦王政的批判》，《十批判书》，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高诱以为“时人非不能也，盖惮相国，畏其势耳”（《吕氏春秋序》），此理由不足。战国后期士人横议尚是传统，吕不韦仿战国四公子，“以秦之强，羞不如，亦招致士，厚遇之，至食客三千人”（《吕不韦列传》），可见对这一传统的遵循。秦初讨论郡县制，依然畅所欲言，焚书坑儒以后才有“惮”“愄”的情形。假如这一点能够成立，那么就可以判定：

    （一）“十二纪”各“纪”的著作权属于吕不韦。其可能有战国时期士人的认识成果，也应该有门人的著述，但是最后为吕不韦定稿。试想：若是战国时期已经有类同的完整著述，学人所知，吕不韦怎么会把它作为自己的著作“布咸阳市门”，且有“能增损一字者予千金”的夸耀，而不怕贻笑大方呢？

    （二）《礼记·月令》当后于《吕氏春秋》。很可能是在公示时被有识之士抄录，后收入到《礼记》中。郑玄说：“名曰《月令》者，以其纪十二月政之所行也。本《吕氏春秋》十二月纪之首章也，以《礼》家好事抄合之。”（《三礼目录》）甚是。

    （三）《吕览》（“八览”“六论”）的编著完成在《吕氏春秋》（“十二纪”）公示之后，约公元前241年至前237年。《序意》记载：“维秦八年，岁在涒滩。”说明“十二纪”完成于该年。“涒滩”是“太岁纪年法”中的年名，在“申”年。孙星衍《问字堂集·太阴考》：“考［秦］庄襄王灭周后二年癸丑岁，至始皇六年共八年，适得庚申年，申为涒滩，吕不韦指为是年。”张岱年《中国哲学史史料学》：“所谓秦八年，是秦灭周后的第八年，即秦始皇六年。”（三联书店1982年版）秦始皇六年即公元前241年。《吕不韦列传》又云：“秦王十年十月，免相国”，“岁余……秦王恐其为变，乃赐文信侯书曰：‘……其与家属徙处蜀！’吕不韦自度稍侵，恐诛，乃饮鸩而死”。即公元前237年去世。“八览”“六论”当是在这四年中编著成书的。《太史公自序》云：“不韦迁蜀，世传《吕览》。”当是说被贬迁蜀时，《吕览》开始传世，这也说明其后出。这也可补证《吕览》不包括“十二纪”，若包括在内，则“布咸阳市门”以后已“世传”了。

    无疑，吕不韦与他的门客组成了一个思想学派，可称为吕氏学派。“十二纪”与“八览”“六论”都属于该学派的著作，依据汉代整理著作的惯例，是可以组合在一起的，与《庄子》的“内”“外”“杂”篇同例。故而《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说：“（《季冬纪》）末一篇标识年月，题曰《序意》，为‘十二纪’之总论，殆所谓‘纪’者犹‘内篇’，而‘览’与‘论’者为‘外篇’‘杂篇’欤。”这里把《吕氏春秋》与《吕览》分别开来，除了还原文本客观的企图，还意在为梳理吕氏学派的思想流变提供基础。

    （作者：张涅，系浙江科技学院中文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