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一道道大堤

    武汉的城市史流淌着水与治水的旋律。在治水、挡水的过程中，城市一步步扩大，也是在与水的交道中，武汉的城市精神逐渐养成了以至柔而至刚的气质，既可火辣作响，也能温柔以待；可以瞬间爆发澎湃，也能经久地坚持与承受。在历史进程的每一个拐点，都可以看到这座城市性格的鲜明彰显。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战中，无数武汉人挺身而出，以实际行动筑牢着阻击病毒的堤坝。

    长堤

    大多数城市的崛起都与政治、军事因素紧密相关，但江汉平原的城市、江湖之滨的城市不一定是这样。比如，大汉口的崛起。1929年汉口称“汉口特别市”，这是它第一次有独立的行政含义，在此之前，汉口只是汉江与长江交汇处的一个码头、一片滩涂、一个贸易市场。在地域管辖上，它属于汉阳。

    但一条大堤的修筑，将它从历史中托起。

    正如叶调元在《汉口竹枝词》中所说“五百年前一沙洲，五百年后楼外楼”，汉口的崛起得之于汉江改道。明嘉靖《汉阳府志》卷二《疆域志》对“襄河”的描述说，“离汉口北岸十里许，即古汉水正道。汉水从黄金口入排沙口，东北转折，环抱牯牛洲，至鹅公口，又西南转北，至郭师口，对岸曰襄河口，约长四十里，然后下汉口。成化初，忽于排沙口下、郭师口上，直通一道，约长十里，汉水径从此下，古道遂淤。今鱼利略存，舟楫已不达矣。呼襄河者，水自襄阳来也。”关于这次汉江改道的准确时间，有几种说法，不管按哪种说法计算，这次汉江历史性的改道距今已有五百多年，这也是汉口的城市年龄。

    改道之后的汉江从龟山北麓直接汇入长江，从而把汉口与汉阳分开，成为今天所见的汉阳、汉口、武昌两江三地的地理格局。为阻挡汉口以西、以北的洪水，1635年汉阳通判袁焻主持修建了一条5公里的大堤。

    1635年，为应对洪承畴等大兵围剿，高迎祥、张献忠、李自成等13家72营的首领聚会荥阳，商讨迎战策略。会后，高迎祥、张献忠率东路军一直打到安徽凤阳。然后李自成、张献忠或向西，或在安徽、河南、湖北一带打游击。

    袁焻却决意要在西起硚口、东到堤口修筑一条5公里的大堤，把汉口集市围起来，以绝水患。今天很难查找到袁焻修筑大堤的细节，但有一点可以确信，对修筑大堤这件事，内外忧患的朝廷，既没有财力支持，也没有精力操心，而且起义军频繁的活动，极有可能让汉口集市和大堤毁于战乱。但袁焻把这件事做成了。为了获取修筑大堤用土，在大堤的外围挖出了一条壕沟，历史称为“玉带河”。在随后的岁月里，河上架起了30多座小桥，今天的硚口、保寿桥、广益桥、六渡桥等都是玉带河上的桥。

    汉水改道之前，汉口并没有常住居民，在芦苇和沼泽中出没的多半是渔民、飞鸟，水泽大地并不适合定居生活。浙江南浔人范锴（1765年—1844年）在沿四川、湖北到江苏一线经营盐业的30年中，居住武汉多年。根据他的《汉口丛谈》记载，汉口这块荒洲之地直到明天顺年间（1457年—1464年）才有人居住。半个多世纪的船来人往，到1525年时，乾隆《汉阳府志》记载，汉口有居民1395户，一个滨水集市的雏形已经映在汉水和长江边。

    但只是在长堤挡住了襄河故道的水，挡住了后湖、黄孝河的水之后，各地的商品和货物才都向汉口汇集而来，两湖转运到北方的粮食，江淮转运到川、陕的淮盐，以及竹、木、油、茶、皮、药材、棉花等，南来北往、五花八门、种类繁多。如此多的人流和货物，原来的沿河码头和沿汉水而建的河街，显然已经不能满足贸易需要，于是，码头、河街发展到正街，正街之后又有了内街、夹街、黄陂街，以及与街紧密相连的里巷。

    在长堤的托举下，汉口这个临江集市终于与佛山、景德镇、朱仙镇齐名，并称四大名镇。

    汉口城

    汉口因商贸而兴起，但并没有通常的城市格局，如城墙、护城河、城门等，而且其明末形成的以汉正街为依托，以两侧街巷为支撑的码头市场在明清之际反复遭受战争重创。但到1796年时，汉口居民已达3万多户，人口超过12万，它又一次崛起。

    章学诚在《湖北通志检存稿》中说，湖北所有镇市中“其最大者莫如汉镇”，“上自硚口下自接官厅计一十五里，五方之人杂居，灶突重沓，嘈杂喧呶之声，夜分未靖”，“盖十府一州商贾需于外部之物无不取给于汉镇。而外部所需于湖北者……亦皆於此取给焉”。可见汉口市镇在长江中游的地位、规模、作用。

    1861年作为通商口岸开埠后，英、俄、徳、法、日等国又在此开辟租界，昔日的内河码头一下成为对外贸易的窗口。时代再一次提出了汉口城市格局的问题。1864年，历史把这一问卷交给了汉阳知府钟谦钧。此前，钟谦钧以“知府补用”的身份，随湖广总督官文收复被太平军攻占的黄州府县城，颇得官文欣赏。也因为办理盐茶有功，深受湖北巡抚胡林翼喜欢。1862年他终于去掉了“补用”的尾巴，被授汉阳知府。

    鉴于太平军不断攻打武昌、汉口，也为了抵挡汉口玉带河外后湖的水患，钟谦钧与汉阳县令孙福海、士绅胡兆春等向官文提议，在长堤外筑城墙，建汉口城。《续辑汉阳县志》等史书记载了汉口城墙的起止点、建筑方式，以及经费预算、经费来源：“上至硚口，下至沙包，长一千九百九十二丈二尺，约十里许，筑堡垣焉。堡基密布木桩，堡垣则全砌红石，外浚深沟，内培坚土。辟堡门七，曰：玉带、便民、居仁、由义、大智、循礼、通济，建炮台十有五。其费皆商民筹捐，共银二十余万两。”这个十多里的城墙，大致就是今天中山大道硚口路至一元路一线。汉口城堡的修建将汉口从长堤扩大到玉带河以外，不仅取代了长堤防洪的功能，而且有人计算，钟谦钧的这一举措将汉口面积扩大了3倍。

    钟谦钧1869年升任两广盐运使，1874年逝世于岳阳老家。出生在洞庭湖中君山岛的钟谦钧，因为贫困辍学，没有走传统的科举道路，而是独自外出闯荡，据说在船上做会计。岳阳正处于洞庭湖与长江的交汇处，下游不远就是著名的物质集散地汉口。水运繁华的时代，到船上打工显然是不错的选择。经过多年的打拼，1844年，41岁的钟谦钧捐了个“从九品”，分派到湖北试用。等了7年，1851年他被安排到沔阳州任锅底司巡检，这是一个由县令管辖的派出机构，负责市镇、关隘的社会治安。其实，这个地方应该叫“锅底湾”，属于今天的洪湖市老湾回族乡管辖。《洪湖县志》记载，南宋时，北方难民迁到洪湖开荒屯田，船只都聚集在这个水湾。移民上岸挖灶做饭，离去时只取走铁锅，把灶留给后来的移民，锅底湾的地名由此而来。一个熟悉洞庭湖的湖南人到一江之隔的洪湖任职，无疑有天生的优势，但1852年太平军从桂林、长沙一路攻下了武昌。在他任职的前后几年，离沔阳最近的灾难除了太平军带来的战乱，还有1849年沔阳大疫，1857年武昌、汉阳蝗灾，1860年长江特大水灾。

    史书没有记载钟谦钧如何面对这些挑战，只是说在水患频繁、盗贼出没的沔阳，他治水安民，呈现出了安澜、风清、祥和的局面，并在1862年被授汉阳知县。初到汉阳，恰遇胡林翼与太平军作战失利，汉阳到处是难民，钟谦钧四处联络慈善机构，带头捐出自己的俸资，开设多家粥厂、搭建几百间茅棚，解决难民的吃、住，救治病人。他还修复毁于战乱的书院，资助贫困学生；捐资筹款，采取以工代赈的办法修复江堤，帮助灾民恢复生产，渡过难关，又倡议修建育婴堂、敬老院，收养孤寡老人和孩子。

    钟谦钧离开锅底湾25年后，辛亥武昌起义的核心人物之一杨时杰在锅底湾出生，锅底湾今天的名字“珂里湾”便出自他的手中。杨时杰写过一首诗《遣兴》：“悲心一点苦难抛，日学遒人木铎摇。欲醒人间名利客，行将骑鹤普天敲。”在诗中，他希望像夏商周时期的“遒人”，摇动木铎、走遍天下，敲醒昏昏欲睡的名利客。杨时杰的理想并非停留在口头。1905年杨时杰赴日留学，第二年就由孙中山介绍加入了同盟会，1910年夏天他回到汉口。此时的武汉风起云涌，一场改变中国历史的暴风雨正在酝酿之中。“能争汉上为先著，此复神州第一功”，杨时杰以及与他一起集合在武汉的进步青年，无疑都有“汉上为先”的精神。他与共进会会长刘公都主张在湖北起义，但当杨时杰到达武汉时，刘公却因为肺病回到了襄阳。他只好去找在一家报纸当编辑的同乡杨玉如，商定在武昌粮道街另设机关，聚集同志，发展组织，策划起义。杨玉如后来在《辛亥革命先著记》中回忆，杨时杰认为这几年在沿海几省发动的起义都没有成功，他主张在武昌起义，湖北人就要在湖北干起来。1911年武昌起义后，杨时杰被推举为鄂军都督府内务部部长，在阳夏保卫战中担任总司令部督战员。抗战中，杨时杰回到珂里湾，积极联络抗日力量、为促进抗战胜利多次挺身而出。

    据说，杨时杰对“珂里湾”的解释是，“珂”来自玉珂鸣响，佩玉铿锵，有高贵之意；“里”来自“礼”，寄托谦恭礼让的希望。2018年珂里湾村以其独特的历史积淀、传统建筑、文化遗产被列入第五批中国传统村落名录。

    张公堤

    1905年，杨时杰赴日留学的当年，湖广总督张之洞在汉口城堡之外，主持修筑了一条后湖大堤，武汉人称之张公堤。这条大堤东起汉口堤角，西至舵落口，全长20多公里。“长堤”的修筑成就了汉口市镇，“汉口城堡”将汉口变成真正的“城”，“后湖大堤”的修筑则成就了汉口的“大”。

    有学者研究，从1888年到1908年的20年间，汉口人口增长大约35%，1888年汉口的保甲册记载汉口有26000多户，18万多人，到了1908年则有近5万户24万多人。加上各种往来流动人口和侨民，估计鼎盛时期达到80万人。由此我们可以想象1905年的汉口人口密度。

    张之洞修筑后湖大堤一方面是因为汉口人满为患，另一方面是因为每年夏秋汛期，汉口城堡外河汊湖泊一片汪洋，水患严重制约了汉口的发展。张之洞设想，“若筑长堤以御水患，则堤内保全之地，即为商务繁盛之区。”大堤修成之后，既解除洪涝之忧，扩大的面积也便成了城市。

    在修建后湖大堤之前，张之洞在武汉先后创办了自强学堂等一批学校，开办了汉阳铁厂等一批企业，长达三千里的卢汉铁路还欠着外债。1899年他主持在武昌城外鲇鱼套至金口修筑了50多里的武金堤，同时开工了新河口至青山30多里的武青堤。1905年又组织民工，疏浚沙湖和郭郑湖，并在南北两堤上建水闸数座，这一系列工程一直持续到1906年。

    据《湖北通志》的记载，1880年至1896年间，湖北财政每年存留地方者仅110万两，而现在汉口的这个大堤又要耗资至少80万两，对张之洞和捉襟见肘的湖北财政来说，修筑后湖大堤谈何容易，当然，自就任湖广总督以来，张之洞在武汉实施的一系列新政，哪一件又不是难事。在张之洞弟子的眼中，他要做的事没有钱也要设法去做，一边做一边筹钱，所以往往无时不在筹钱。在后湖大堤修筑的3年中，张之洞用赈粜米捐筹集了30万两，而同样具有开创精神和乐善好施的商人刘歆生认捐了剩下的50万两。工程分为十段，每段分头施工。1906年大堤竣工，从汉口城堡到后湖大堤之间多出了十万亩土地，有人计算，这一工程把汉口扩大了20倍。今天解放大道与三环线之间的古田路、水厂、宝丰路、航空路、中山公园、武汉商场、新华路、球场路、西马路、赵家条、惠济路、解放公园、黄浦路等汉口城区，过去都是后湖的水泽之地。

    当然，后湖大堤的顺利竣工，与德国工程人员的设计不无关系。据学者对“后湖堤工案”的研究，后湖大堤参考了德国公司的设计并吸收了西方的筑堤技术。不管怎么说，张之洞以他特有的方式，以武金堤、武青堤、后湖大堤（张公堤）三条大堤“筑”出了武汉的“大”。

    抗洪

    在汉水与长江交汇处，也就是袁焻修筑长堤之后的汉正街码头，曾经有一个祈求江水平静、百姓平安的龙王庙。由于特殊的位置，龙王庙也是著名的防汛险段，此处大堤的挡水墙上，刻着三个数字：1954年8月18日，武汉关水位29.73米；1998年8月20日，武汉关水位29.43米；1931年8月19日，武汉关水位28.28米。这三个标志水位的数字在城市的历史上地位特殊，每一个数字背后都是一场流域性的特大洪水。

    1931年的长江大水没有冲毁后湖大堤，这场围困武汉两个月之久的大洪水，先在汉口黄浦路附近溃口，然后从丹水池冲开30米的缺口，洪水从下向上倒灌整个汉口。1954年的长江特大洪水最高水位29.73米，高出地面6米。此刻武汉的堤防，无论是汉阳的拦江堤，还是武昌的武青堤、武泰堤，汉口的张公堤、武汉关堤，都岌岌可危。当时的防汛指挥部总工程师陶述曾后来总结，这些大堤不仅地基情况复杂，大堤自身也并不健康，有的因过去修筑碉堡、坑道而堤身受到了破坏，有的堤下埋有排污水道，有的堤下建有厕所，有的暗藏白蚁、老鼠的洞穴，有的因为草茎、草根腐烂内部有空隙，等等。一旦水位达到27米以上，堤防就会险象不断。

    从1954年8月到10月，30多万一线抗洪军民与30多万后方保障队伍，在洪水包围之下持续奋战两个多月，终于保住了大武汉。没有地方取土，在黄陂一座山成立采土指挥部，专门负责挖土；没有石头，在东西湖一座山成立采石队；四面是水无法通行卡车，就在岱家山至汉口之间架起十多公里的水上浮桥。据有关部门统计，在这场抗洪中，共动用土石方355万立方米，麻袋621万条，草包304万个，芦席83万张，芦柴高粱秆900余万斤……1954年10月3日武汉关水位退至警戒线以下。

    在这一年的防汛中，24岁的王占成发现了一只翻沉的小船，从江水中成功救起7人。王占成的单位，石化公司的一个厂库就在丹水池，这个地方正是1931年洪水中长江溃口的地方。1998年长江中下游再一次全流域洪水泛滥，第四次洪峰经过武汉时，武汉关水位达到29.39米。在龙王庙坚守了十多天的一群市民，为了互相打气，立下“誓与大堤共存亡”的誓言，并签上了16人的名字。这个场景以浮雕的方式记录在今天龙王庙的墙上。在他们签下生死牌之前，第三次洪峰经过时，就已经出现了重大险情，并且还是在丹水池。1998年7月31日中午，丹水池江边原本口杯大小的一个口子迅速撕开，喷出一米多高的水柱。1954年那个救人的王占成来到了现场。68岁的王占成意识到这是溃堤的前兆，必须堵住水下的洞口。他没有犹豫跳入水中，找到洞口后双脚卡在洞口，与另外十几名抢险队员合作，不断把沙石、棉絮、毛毯往洞口塞，两个小时后终于堵住了洞口。

    无论是1954年，还是1998年，武汉的大堤都因为人而变得更加可靠。

    战疫

    今天武汉市的北三环线由西向东从舵落口、额头湾，沿张公堤，经新墩、园博园、常青高架、姑嫂树互通、金银潭至三金潭、岱黄公路，它与从舵落口到堤角的张公堤走向基本重叠。过去这条线是汉口的屏障，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战中，这条线也是阻击线。

    从北三环线朱家河向南就是谌家矶，张公堤的终点离这里不远。抗疫中最大的方舱医院——长江新城方舱医院距这里一公里。整个方舱医院由20个厂房仓库改造而成，设有3840张床位。建设这个方舱需要先清理转运仓库里的材料，然后安装地板、水电、电信、空调、隔离等设施。本来就道路封闭受阻，又遇雨雪降温，一个城市还到处都缺物资。承担此项工程的中铁十一局2月14日开工，只用4天就交付使用。

    在施工现场负责的是1985年出生的李永刚。2月3日晚武汉市决定开建多个方舱医院，2月4日他就到了抢建武汉客厅方舱医院的工地，从这天起，他就没再回家。11日他在抢建塔子湖方舱医院，三天三夜通宵作业之后，他接到了建设长江新城方舱医院的通知。2月25日他又出现在改造武汉优抚医院的现场。作为现场负责人，李永刚需要不断在各个环节之间走动，不断喊话。最多的一天，他走了将近5万步，他说出来的声音是嘶哑的，但就如他的名字，每一个指令都有硬度。

    从谌家矶向西，过三金潭立交，就是塔子湖体育中心，它离张公堤不到2000米。塔子湖体育中心方舱医院有1000个床位，2月12日开始接收病人。从这里向北，穿过三环线就是金银潭医院。非典过后，武汉市为加强公共卫生体系，投资5亿元在张公堤北面修建了这所医院，将原处于江汉北路的武汉市传染病医院迁到这里，2016年改名金银潭医院。在张公堤的修筑中，金潭、银潭就是著名的险段，2020年的疫情中，这个地方同样险要。很多人已经熟悉了这所医院的院长张定宇，他2017年被诊断为渐冻症，但一直在一线工作。2019年12月27日他已经知道其他医院有病人感染冠状病毒，但30日在对转诊过来的病人做检测时，结果却都是阴性。张定宇当即要求做肺泡灌洗后再检测，结果发现两例阳性。元旦后他安排紧急改造ICU病房，采购呼吸机、监护仪、输液泵、心肺复苏机等设备。当时他还担心买这么多设备万一用不了怎么办，没想到春节后收治的病人一下达到了800多人，所有的设备都派上了用场。在过去几十个日日夜夜中，他做过不少决策，提出肺泡灌洗是他认为最正确的，因为守住了关口。

    与金银潭医院隔一条马路就是卓尔集团的标志性物业——武汉客厅。“只要城市需要，我们义不容辞。”疫情发生后，卓尔集团创始人阎志第一时间捐款1000万元并组织从国外采购回4000万元的医疗物质。2月3日晚武汉市启动方舱医院建设，卓尔集团员工连夜开始行动，将武汉客厅改造成2000张床位的方舱医院。2月4日，卓尔集团捐建的江汉方舱医院投入使用，可提供1000张床位。2月21日，在武汉客厅东北方向，卓尔集团搭建了可提供2000张床位的汉口北方舱医院。卓尔集团还先后联合武汉市第八医院成立了卓尔长江应急医院，与汉阳医院联合成立了卓尔汉江应急医院，与黄陂区人民医院成立了卓尔盘龙城应急医院，这些应急医院的医疗物质都由卓尔集团保障供应。有媒体统计，此次抗疫中，卓尔集团捐赠了十家医院上亿元物资。

    袁焻修堤保护汉正街集市时，不会想到300多年后这个集市要整体搬迁到汉口北，卓尔集团的汉口北国际商品交易中心正是它的承接地。一百多年前，后湖大堤修建时，张之洞眼前的堤外全是湖泽，他不会想到，堤外的金银潭会有武汉客厅、金银潭医院，也不会想到堤内会有塔子湖体育中心，大堤的终点谌家矶会有一个工业园，更不会想到这些都成了2020年阻击疫情的屏障。而李永刚、阎志、张定宇等，都跟历史上的袁焻、钟谦钧、杨时杰、张之洞等先贤一样，在一座城市面临重大危机时，敢于作为，举起了自己的肩膀。

    （作者：李鲁平，系湖北省作协副主席、武汉市作协副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