坚定经济长期向好的信心

    新冠肺炎疫情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在我国传播速度最快、感染范围最广、防控难度最大的公共卫生事件。在党中央坚强领导和科学部署下，我国聚集各方面资源全力以赴打好疫情防控阻击战，目前疫情防控形势积极向好的态势正在拓展。就经济领域而言，疫情从发生直至警报完全解除的短期阶段，会对我国经济发展产生广泛和重要的影响，但这一冲击不会改变我国经济长期向好的基本面。

    一

    短期来看，因疫情因素，城乡居民的生活消费受到抑制，家庭消费主要围绕食品等基本需要而展开，旅游业、餐饮业、娱乐业、交通运输业等产业的营业额出现快速下滑。市场、成本、预期等因素的相互叠加，不可避免地对企业的常规经营活动产生影响，密集使用劳动且高度依赖资金周转的中小企业面临的挑战尤为突出。疫情防控期间，劳动力的跨城乡、跨地区、跨行业流动遇到阻滞，会拖累要素配置效率和居民收入水平，并通过供应链、产业链等对其他经济领域产生负面影响。

    然而，任何国家的经济发展都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尤其是长期趋势性因素，它的作用使经济发展具有自身的内在逻辑，理解这个逻辑可以辨析经济发展的“短期波动”和“基本趋势”。就此而言，新冠肺炎疫情虽然在短期内会对我国经济产生冲击，但并不会改变我国经济发展的基本趋势和长期向好的基本面。这主要是因为：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中国依靠市场化改革和对外开放，持续地发展了社会生产力，快速地推进了工业化和城市化，经济结构发生转变，已经从一个典型的低收入国家跃升为人口最多的中上等收入国家，并成为经济总量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2019年中国的GDP总量超过99万亿元，人均GDP则达到70892元。按照全年人民币平均汇率计算，2019年中国的人均GDP首次超过1万美元，并继续逼近12375美元这个高收入国家“门槛线”。2019年中国按照每人每年2300元（2010年不变价）计算的农村贫困发生率已下降至0.6%。作为一个地理和人口大国，中国正处于从中上等收入国家向高收入国家的冲刺阶段，这是现阶段中国经济发展的基本方位。改革开放以来实现的“增长的奇迹”，深刻地改变了中国的经济格局，并对动员社会资源回应疫情冲击、推动经济向正常状态复归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二

    除了上述总量特征之外，中国当前还处在经济结构加速转型的特定阶段，经济增长的动能正在发生趋势性变化。

    从需求视角看，消费、投资、净出口是短期驱动一国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当前，我国国内需求对增长的带动作用在不断增强。经济增长越来越依赖于最终消费支出这个“内在稳定器”。在消费领域，伴随着经济增长和居民收入的持续提高，城乡居民的消费结构和消费方式均发生了深刻转变。2019年居民恩格尔系数为28.2%，其中城镇和农村分别为27.6%和30.0%，表明居民对食品等基础产品的相对支出在下降，而对发展型或享受型资料的相对支出在攀升，而且这种消费结构的变化趋势是稳健的。疫情防控结束后，可以预期我国城乡居民消费会出现恢复性增长，甚至是报复性反弹，短期内被抑制的消费动能将在后期得到较大的释放。值得强调的是，伴随着信息化、网络化进程的加快，我国居民对线上消费的依赖程度不断提高，这种消费方式特征不仅在短期会减缓居民消费下滑的程度，而且在长期会成为相关企业经营模式转型的驱动力量。在疫情结束之后，消费的网络化、信息化程度很可能会进一步提高，进而成为对传统消费模式的一种替代或补充。

    从供给视角看，一国的长期经济增长取决于两组因素：要素供给以及要素组合效率。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生产要素的类型、规模以及结构特征均发生了深刻变化，除土地、劳动、资本等传统要素之外，知识、技术、管理、数据等也进入到要素行列，对我国经济增长的驱动作用不断凸显。就我国的要素供给格局而言，土地规模具有相对刚性，劳动力面临着人口增长模式转变后的供给数量挑战，但要素相对价格的变迁会诱发企业调整要素组合方式，降低对土地要素的依赖，教育等因素则会促进我国从侧重数量的“人力资源优势”转向侧重内涵的“人力资本优势”。值得强调的是，市场化改革促进了要素的流动性，信息化进程、基础设施建设以及区域一体化的加快则降低了要素的交易成本，这些都使得我国的各类要素可以在更广泛的范围进行再配置。特别是农村劳动力的非农化流转，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增长的重要推进力量。2019年我国农民工以及外出农民工数量分别为2.91亿人和1.74亿人，在疫情结束之后，城乡间的劳动力流动可望快速复归到此前大规模、广范围的状态。在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的背景下，我国正从要素密集使用的粗放型增长转向更多依靠创新的集约型增长，科技创新被放在推动要素组合效率提高的关键位置。依靠要素流动和创新，中国正在持续推进产业结构的高级化和知识化，产业结构逐步从“微笑曲线”的中间生产环节向两端的研发、营销环节延伸，中国制造+中国创造、产业附加值攀升、战略性新兴产业增长成为我国产业发展新动向。中国的产业结构在经历了工业化加速发展阶段之后，已稳步迈入服务业化的新阶段。疫情的冲击并没有逆转我国经济领域生产要素规模增长、组合效率持续改进的内在逻辑，经济增长动力转换、经济结构转型升级的趋势仍在延续，这为中国经济的持续稳定发展提供了“压舱石”和“推动器”。

    三

    经济发展的“韧性”在根本上取决于经济制度对各种外部冲击的回应能力，制度对经济发展的长期趋势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经济发展的绩效说到底反映的是微观主体在特定制度条件下开展经济活动的效果。作为一个地域广阔和人口超大规模的国家，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取得的举世瞩目的经济成就，根本上来自于在党的领导下，在实践中形成并不断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成功实现了经济转型。40多年来，中国逐步深化了对发展的一系列规律性认识，形成了一系列契合本土化特征的经济制度安排。例如：强调推动经济发展必须坚持党的领导；充分调动各级政府的积极性，使企业和居民等微观主体具有不断扩展的经济自主权；推动经济发展必须依赖两个核心机制，即实施经济体制改革和扩大对外开放；推动经济发展必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推动经济发展必须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推动经济发展必须依据发展阶段的转变，瞄准经济领域的主要矛盾，实现发展理念、发展战略和政策举措的动态调整等。

    概括地说，中国在经济实践中逐步形成了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等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这些制度是中国长时期发展实践的经验总结和规律认识，疫情这个短期的外部因素不会冲击或削弱这些经济制度，不会改变和逆转这些制度对经济发展的影响机制。在疫情防控的过程中，我国会立足于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进一步坚持和完善这些经济制度。例如：更为深刻地意识到不平衡不充分发展这个瓶颈因素；更为坚定地推进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更为快速地完善针对地方政府的发展绩效考核和激励机制等。这些努力会持续增强经济制度的合意性、针对性和有效性，进而为巩固我国经济长期向好这个基本趋势提供坚实的制度基石。

    （作者：高帆，系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教授，上海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17ZDA066〕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