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鼐文章体性说

    姚鼐精湛的文章体性说以“天、地、人”同构的民族哲学思维和文化心理结构为背景，容纳了儒家的伦理情怀、道家的自然崇拜、释家的超脱人生、辞章家的美学追求，具有丰厚的文化内涵，是他对古代文学体性风格论的重要贡献之一。

    姚鼐有关文章体性美学论或曰风格学的阐述主要见于其所撰的《复鲁絜非书》《海愚诗钞序》两文中，前者论文，后者论诗，大意相同。姚鼐的风格阴柔阳刚二分法简便易识，是抽象思维的思辨结果。以刚柔论风格可以溯源到魏晋时期，曹丕的《典论·论文》提出文章有“清气”和“浊气”之分；沈约的《宋书·谢灵运传论》就有“刚柔迭用，喜愠分情”之词；刘勰《文心雕龙·镕裁》有“刚柔以立本，变通以趋时”之说。至宋明时期，南宋严羽《沧浪诗话·诗辨》将诗歌风格分为“沉著痛快”和“优游不迫”两大类；明人屠隆《文论》把文章风格分为寥廓清旷、风日熙明和飘风震雷、扬沙走石两大类。清代桐城前辈方苞有“古之作者，其人格风规，莫不与其人性质相类”之论；刘大櫆有“品藻之最贵者，曰雄、曰逸”之见。以上论述都是姚鼐风格学的重要文化资源。

    在前人的基础上，姚鼐从“天人合一”的哲学高度立论，对阴柔阳刚说作了进一步的阐释。其《海愚诗钞序》云：“吾尝以谓文章之原，本乎天地。天地之道，阴阳刚柔而已。苟有得乎阴阳刚柔之精，皆可以为文章之美。”姚鼐以天人合一的宇宙观为基础，强调文学创作是发乎自然合乎神明的精神创造。天地万物禀阴阳二气而生，人又为万物之灵，故其个性气质便有阴柔阳刚之不同，并会反映在他的创作上，文学之阳刚与阴柔风格便应运而生。《周易》将“阴阳”视为推动宇宙生命互动的两种基本因素，柔与刚分别是阴阳所具有的两种属性。姚鼐探讨文学本源以此宇宙观为哲学基础，从而使其阴柔阳刚二分法由以前的感性描述上升为一种哲学观照。

    姚鼐风格说的价值，就在于对千姿百态的风格现象高度概括，并归纳为两种相反相成的基本风格类型，从而使纷纭杂乱的风格现象在两大基本共性的统摄之下变得系统化，成为一种易于被认知把握的对象。姚鼐说：“且夫阴阳刚柔，其本二端，造物者糅，而气有多寡进绌，则品次亿万，以至于不可穷，万物生焉。”他并非没有认识到风格的无限可分性，只不过认为没有再作具体区分的必要。

    在姚鼐看来，诗文最理想的审美境界应是刚柔相济：“阴阳刚柔并行而不容偏废，有其一端而绝亡其一，刚者至于偾强而拂戾，柔者至于颓废而阉幽，则必无与于文者矣。”尽管在理论上姚鼐要求阴阳兼胜，但在具体运用中他又常常打破这种平衡：“惟圣人之言，统二气之会而弗偏。然而《易》《诗》《书》《论语》所载，亦间有可以刚柔分矣……自诸子而降，其为文无弗有偏者。”他又以天地作比，认为“天地之道，协合以为体，而时发奇出以为用者”，故“古君子称为文章之至，虽兼具二者之用，亦不能无所偏优于其间”。在阳刚美与阴柔美二者间，姚鼐更偏爱“阳刚之美”，他认为“文之雄伟而劲直者，必贵于温深而徐婉”，天下之雄才尤为难得。

    以程朱理学为宗是桐城派的特色，姚鼐终身遵循宋学，其《程绵庄文集序》云：“以程、朱生平行己立身，固无愧于圣门，而其论说所阐发，上当于圣人之旨，下合于天下之公心者，为大且多。使后贤果能笃信，遵而守之，为无病也。”他甚至说“程、朱犹吾父、师也”，诅咒诋讪父师者会“为天之所恶”“率皆身灭嗣绝”（《再复简斋书》）。姚鼐秉承儒家积极进取的精神推崇阳刚之美，同辈朱孝纯（子颍）、王文治（禹卿）和谢启昆（蕴山）的豪迈之作均得到他极力赞赏。年轻时候的姚鼐充满雄心壮志，极富报国热情，他说：“仆昔弱冠岁，始窃乡曲名。充赋自南来，意气颇纵横。”（《阜城作》）他以“偶向人间结豪士，击筑和歌燕市秋”的豪气自许（《于朱子颍郡斋值仁和申改翁见示所作诗题赠一首》），渴望报效国家，施展治国平天下的抱负。姚鼐对阳刚之美的推崇，是一种对青少年时代积极进取精神的回忆。朋友朱子颍至老豪纵之气不衰，尤其是他企慕的对象；当姚鼐本人的豪纵之气不再时，这种敬羡就变得愈加真诚。此外，姚鼐编撰《古文辞类纂》，对阳刚美的推崇也体现在该书对众多作家作品的评语上。

    但是，姚鼐认为阳刚风格非勉力可为，而自然平淡阴柔的文风更易企及。他说：“夫古人文章之体非一类，其瑰伟奇丽之振发，亦不可谓尽出于无意也，然要是才力气势驱使之所必至，非勉力而为之也。后人勉学，觉有累积纸上，有如赘疣。故文章之境，莫佳于平淡，措语遣意，有若自然生成者。此熙甫所以为文家之正传。”（《与王铁夫书》）姚鼐本人所作诗文亦偏于阴柔一路，曾国藩就曾批评其文“惜少雄直之气，驱迈之势”，《清史稿》谓姚鼐为文“高简深古，尤近欧阳修、曾巩”。姚鼐为文净洁精微，此与其生活经历有着密切关系。多年的官场生活磨去了他富有棱角的个性，青年时代的豪气也日渐消歇，他曾说：“自从通籍十年后，意兴直与庸人侔。”（《于朱子颍郡斋值仁和申改翁见示所作诗题赠一首》）入四库馆不足两年，正值壮年的姚鼐便乞病辞官，据《姚惜抱轩先生年谱》载：“于是纂修者竞尚新奇，厌薄宋元以来儒者，以为空疏，掊击讪笑不遗余力。先生往复辩论，诸公虽无以难而莫能助也。”姚鼐治学路数与众不同，毅然辞职，自此选择了授徒讲学的道路。姚鼐自幼羸弱多病，壮年又连遭正妻、世父、继室相继而亡的打击，并黯然辞职，老庄、佛家思想由是滋生。宋学本身就融合了道、佛的血液，姚鼐接受道、佛思想自然亦无须较多曲折。姚鼐曾著《老子章义》《庄子章义》，对老庄之学有较多体悟。他在《庄子章义序》中说：“《庄子》之书，言明于本数，及知礼意者，固即所谓达礼乐之原，而配神明、醇天地与造化为人，亦志气塞乎天地之旨”，“若道之本，则有‘不离于宗，谓之天人’者。周盖以天人自处，故曰‘上与造物者游’”。王文治又教之以佛学，《食旧堂集序》云：“先生好浮屠道，近所得日进。尝同宿使院，鼐又渡江宿其家食旧堂内。其语穷日夜，教以屏欲澄心，返求本性。”原本排斥佛教的姚鼐由是渐信佛学：“鼐以衰罢之余，笃信释氏，佞佛媚道。”（《与朱石君》）在他看来，佛学与儒学看似相悖实则相通：“夫儒者所云为己之道，不待辩矣。若夫佛氏之学，诚与孔氏异，然而吾谓其超然独学于万物之表，豁然洞照万事之中，要不失为己之意……儒者以形骸之见拒之，吾窃以为不必。”（《王禹卿七十寿序》）本土化的佛学与道学无甚差别，道、佛思想亦成了姚鼐的行为准则之一：姚鼐示佛书佛理于陈用光，葬亲而观形家之学数十家，退隐后知山乐水，视奇山为天地之至文而广游天下名胜。道、佛思想的滋生促使姚鼐性格趋于内敛，创作上由此形成了阴柔之风。

    《清史稿》评价姚鼐的为人特点：“鼐清约寡欲，接人极和蔼，无贵贱皆乐与尽欢；而义所不可，则确乎不易其所守。”总体说来，姚鼐融合儒佛道思想，形成刚柔并济的处事风格。在诗文创作实践中，姚鼐不自觉地偏向了阴柔。姚鼐虽以恬淡闲适示人，但他绝非“佛系”老人，儒学才是他立身之根本，积极进取是一生的内在精神信念。姚鼐致仕后孜孜不倦地创建桐城派，较好地阐释了这股内在的坚韧与刚劲。更何况“尚阳而下阴，伸刚而绌柔”是一条自古而来悠远、深邃的文化潜规则，他尚阳刚而以阴柔为次的观念，显然是受了古代“天尊地卑”思想的影响。《易经·系辞上》：“是故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图上首尾相合的阴阳鱼预示着阴阳相生的道理，但在八卦图中，纯阳卦在上、纯阴卦在下，男为阳而女为阴，尊男而卑女的意思十分明显。姚鼐所处的乾嘉盛世，刚健文风尚不迫切；道咸以降，危机四伏，经世之风盛行，虽不能至而心向往之，姚鼐这一倾向对其弟子们产生了较大影响，这为清末古文注入了雄奇、遒劲之风。

    （作者：陈志扬，系华南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