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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明日报 2020年03月19日 星期四

    武汉方案,世界共享

    作者:本报武汉一线报道组 《光明日报》( 2020年03月19日 08版)

    3月8日,武汉体育中心方舱医院,工人在进行消杀作业。当天,武汉体育中心方舱医院送走最后一批13名患者,正式休舱。柯皓摄/光明图片

    2020年2月26日,武汉市武昌区复兴路社区,志愿者们为社区居民配送生活物资。本报武汉一线报道组记者 季春红摄

        一封来自爱尔兰的求助信,促成了三国专家远程视频交流抗疫经验;一封跨洋咨询邮件,让“武汉经验”与米兰对接……中国竭尽全力为世界争取了缓冲时间,武汉用生命与血泪换来了宝贵的战疫经验。

    来自爱尔兰的求助

        3月11日,浙大二院国际交流办公室主任杨明丽收到了来自爱尔兰的一封求助信。在爱尔兰科克市一所医院工作的奥康奈尔教授急切地想要了解,新冠肺炎疫情来袭时,中国医疗机构是如何在短时间内有效调集人力和物资,做好培训、防控和救治的。

        欧洲现在已经成为疫情大流行的中心,报告的病例和死亡人数超过了除中国以外世界其他地区的总和。截至3月18日,爱尔兰已确诊292例,而爱尔兰人口约460万,全国只有5台“魔肺”(ECMO,体外肺膜氧合)。

        保罗·奥布赖恩曾在浙江大学医学院留学,并在浙大二院实习一年,于去年毕业,在浙江学习交流的时间长达5年。奥康奈尔教授就是通过他联系上了浙大二院国际交流办公室。

        不久前,奥布赖恩在社交媒体上发表了自己关于中国抗疫的一些想法。他主要列举了中国关于封城、各地医院医生前往武汉支援、快速兴建医院、政府各种紧急措施和政策以及人民群众团结一心等方面的做法,认为值得全球各国学习。这些内容引起了奥康奈尔教授的注意与重视。

        奥康奈尔教授是医学博士,爱尔兰皇家内科医师学会会员,呼吸内科医生和呼吸介入医生。他在信中介绍说,自己兼任爱尔兰国家新冠肺炎急救委员会理事,爱尔兰医院医生协会执行委员会委员,“还可以直接联系到我们国家的卫生部长和总理”。

        在奥康奈尔教授的组织下,才有了这一场跨越三国四地的视频研讨交流会。

        爱尔兰专家和医生目前最关心的,有五方面问题:

        一是在患者量激增的情况下,医院该如何应对,包括支持ICU的运作;二是若疫情大大超过健康服务能力时,该如何应对;三是用药、物资采购和储备等相关经验;四是如何快速推进医护人员培训;五是如何解决物资短缺问题。

        浙大二院院长王建安介绍了中国政府预防新冠肺炎疫情的措施,比如戴口罩、勤洗手、不聚集等预防措施,以及居家隔离政策等。在预防输入病例方面,重点介绍了“浙二经验”,如对从不同风险地区回来的人员采取不同的隔离措施,还有控制和切断传播途径,早期检测和干预,医疗资源统筹管理安排,全力保障武汉病区治疗所需医疗设备和药品等。他还拿出手机,介绍和展示了源于杭州的经验——绿色的健康二维码。

        “我们遇到困难时,很多国际友人伸出援助之手;今天他们有困难,我们理应帮助。”王建安说。

        疫情来势汹汹,缺少医疗设备和物资的问题非常普遍。

        “全爱尔兰只有5台ECMO,怎么办?”爱尔兰医生问道。

        “我们医疗队来武汉时携带了1台ECMO,但并未使用。如果是严重的成人呼吸窘迫综合征,可使用ECMO进行挽救性治疗,但在医护人员以及医疗物资极度紧张的情况下,不建议使用ECMO,因为它会导致出血等致死性并发症。”浙大二院医生卢骁代表医疗队回答说。

        “呼吸机设备数量紧张,如何调整危重症患者的氧气治疗方案?”爱尔兰医生问。

        “经鼻高流量氧疗和无创呼吸机,对重症新冠肺炎患者是有效果的,部分危重症患者也可通过这两个手段,避免气管插管通气。另外一个经验:机械通气的病人尤其是老年病人,在危重症新冠肺炎患者中的死亡率较高。”卢骁答道。

        在武汉核心战场,像卢骁这样的医务骨干,浙大二院共有170多名。他们持续奋战在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肿瘤中心、武汉普爱医院、武汉天佑医院。浙大二院援鄂医疗队第六医疗组组长张颖说,如今,他们团队已经接到新的任务——再战武汉协和西院。张颖说:“尽管大家离家来武汉工作一个多月了,但接到新任务时,没有犹豫、没有迟疑。大家希望共同努力,让疫情早日结束。”

    从武汉到米兰的连线  

        意大利新冠肺炎确诊病例及死亡病例数量不断上升,成为欧洲重灾区。意大利医学专家们紧急向身处于疫情前沿的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院专家发来咨询邮件。

        3月4日晚6时,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光谷院区,同济心内科主任汪道文教授、心内科周宁副教授、感染科韩梅芳教授通过远程视频,在第一时间向意大利米兰的尼瓜尔达医院麻醉与重症医学科专家阿米拉蒂等医生介绍了同济医院的“武汉经验”。

        尼瓜尔达医院是意大利最大的国家综合性医院之一,也是米兰最大最古老的一家医院。目前该院已经腾出一栋楼收治了200多个新冠肺炎病人。

        “我与阿米拉蒂是去年夏天在巴黎召开的一次国际心血管医学会议上结识的。去年十月,我们还邀请他来武汉参加学术会议。他非常喜欢武汉。疫情之初,武汉告急。他还主动联系我,表示了关心,没想到现在疫情反转,意大利疫情这么严重。他和我视频说到意大利疫情时都哭了。”周宁说。

        “专门针对传染病的负压病房不够怎么办?”“如何处理炎症风暴?”“如何控制好传染源?”“医护人员如何避免感染?”……

        一个多小时的交流,中意医学专家讨论得非常细致。

        “此次疫情病人太多,对于任何一个国家,都很难做到给每个病人配负压病房。我们的经验就是,改造普通病房、关掉空调减少空气流动。普通病房加两道门,分离出清洁区、半污染区、污染区。”汪道文逐一解释。

        如何应对重症患者最容易产生的炎症风暴?作为中国暴发性心肌炎专家,汪道文指出:“和我们研究了十几年的暴发性心肌炎十分类似,新冠肺炎重症和危重症患者体内存在明显的炎症风暴,各项炎症因子升高十分明显。从这一共同的病理生理学机制来讲,新冠肺炎重症和危重症患者的救治,可以参考暴发性心肌炎。所以早期的生命支持治疗和糖皮质激素的应用显得尤为重要。”

        汪道文向意大利专家强调了医护防护的重要性。周宁展示了同济医护人员三级防护口罩、防护服、防护面罩的使用情况。韩梅芳分析了新冠肺炎潜伏期等相关问题。

        意大利专家在线问道:“抗疫的重点到底在哪里?”

        汪道文说:“有三个重点,一是控制好传染源;二是切断传播途径,尽可能呼吁群众戴口罩、少聚集、能不出门就不出门;三是保护易感人群。”

        “武汉的治疗经验一定要共享。我们拿出经验跟国际同行交流,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我们同济有很多成效显著的做法,接下来我们就会把重症患者治疗的流程写一份发给他们。”汪道文谈道。

        此前,在汪道文、周宁的主导下,9个学科20多名医护人员历经456个小时,将一位危重症新冠肺炎患者从死亡线上拉了回来。患者成功脱离了呼吸机和ECMO体外心肺支持,目前患者恢复良好。

        周宁说,目前学界仍没有针对新冠病毒的特效药,大部分康复患者都是以支持治疗、对症治疗为主。重症和危重症患者的治疗关口前移是目前临床一线医生们的共识,包括氧疗、呼吸机辅助通气、血液净化和ECMO辅助治疗。患者早期器官功能维护极为重要,尤其是心脏、肾脏、肝脏和血液系统的功能维护,不能在低氧血症诱发多脏器功能不全后再实施治疗。“这些临床一线医生的经验值得与全球同行分享,共享武汉经验与中国智慧。”

    “事实证明中国的方法是成功的”   

        在当前新冠肺炎疫情全球持续蔓延的形势下,全世界的卫生与医疗系统都渴望得到支持。科技部生物中心主任张新民介绍,在知识成果分享方面,中国科研团队最早向世界卫生组织共享了病毒全基因序列;国家生物信息中心发布“2019新型冠状病毒资源库”,国家微生物科学数据中心发布“全球冠状病毒组学数据共享与分析系统”,为全球病毒基因组序列发布、病毒基因组变异数据分析提供支持;依托中华医学期刊网、防控新冠肺炎科研成果共享交流平台,截至3月16日24时,已有97种期刊上线,平台上661篇相关领域研究论文和病例述评,浏览量超过200余万次。

        湖北科学技术出版社则紧急向全球推介我国第一本由钟南山院士作序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预防手册》,为世界抗疫贡献中国方案。

        截至目前,《新型冠状病毒肺炎预防手册》共收到了全球21个国家和地区的近百个版权贸易合作意向,已经面向17个国家和地区达成了12个语种的版权输出协议,其中包括英语、朝鲜语、意大利语、德语、法语、西班牙语、泰语、希腊语、波兰语、葡萄牙语等。

        3月10日,该书英文版出版并在北美地区上市;3月14日,由韩医权威全相虎翻译的朝鲜语版出版;德语版和马来语版也将于近日完成翻译出版。

        新冠肺炎疫情不仅是中国的挑战,也是世界各国面对的共同挑战。此前,中国—世卫新冠肺炎联合专家考察组积极评价中国抗疫举措。联合专家考察组外方组长、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高级顾问布鲁斯·艾尔沃德以中国新冠肺炎病毒流行曲线图、湖北及湖北之外的疫情人数图等图表为例,再次强调中国采取了前所未有的公共卫生应对措施,在减缓疫情扩散蔓延、阻断病毒的人际传播方面取得明显效果,已经避免或至少推迟了数十万新冠肺炎病例。

        布鲁斯·艾尔沃德说:“在全球为疫情做应对和准备的过程中,我曾经像其他人一样有过偏见,对非药物干预措施持模棱两可的态度。很多人都会说现在没有药,没有任何疫苗,所以我们没有什么办法。而中国的做法是有什么就用什么,能怎么拯救生命就怎么拯救生命。事实证明中国的方法是成功的。”

        (本报武汉3月18日电 本报武汉一线报道组 报道组成员:本报记者蔡闯、李盛明、晋浩天、章正、卢璐、张锐、王斯敏、刘坤、安胜蓝、张勇、姜奕名 本报见习记者陈怡 光明网记者季春红、蔡琳、李政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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