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节“两典试”考

    吴节，字与俭，号竹坡。在《〈吴竹坡先生文集〉跋》一文中，吴琦称其先祖吴节“两修国史，两典试”。“国史”是指《宣庙实录》与《英庙实录》（彭华《竹坡公行状》，《吴竹坡先生文集·附载》）。典试，即主持科举考试。《吴竹坡先生文集》卷二存《应天乡试录序》与《会试录序》（为叙述方便，本文称之为吴本《应天乡试录序》与吴本《会试录序》），吴琦所谓“两典试”，与此两“序”有关，是指吴节主持过应天府乡试与会试各一次。“两典试”无误，但“典试”有没有典会试，“两篇序”是否是“典”后所写，有待商榷。

    先看吴本《应天乡试录序》。文中称：“皇帝嗣位年，天下十五国复届宾兴，今制两畿乡贡。府尹臣预奏请考试官，礼臣具词臣姓名进呈，皇上钦定各二人，往典试事。臣节与臣某被命之南都。”（《吴竹坡先生文集》卷二）“南都”指金陵；“嗣位”，即继承君位。结合吴节的生平，其逢“嗣位年”有三，分别为景泰元年（1450）、天顺元年（1457）、成化元年（1465）。

    景泰元年，吴节确实“典试”过，并且记录详细：“景泰初元庚午秋，岁当大比，凡太学与畿内之士来试于京者千六百余人。应天府府尹臣敏先期以闻。皇上命臣节、臣定之为考试官，如期往莅，与同考官臣研、臣扩、臣瑜、臣观、臣端弘。”（吴节《景泰元年应天府乡试序》，见龚延明主编《明代科举录选刊·乡试录》第二册）

    众所周知，明代乡试、会试录序，一般为考试官所写。因此，此年乡试后序必为刘定之所作。从其刊刻来看，确是如此，且保存完整。所以，吴节景泰元年（1450）典应天府乡试，确凿无疑。

    天顺元年，为会试年，非乡试年。明代会试、殿试，一般是在乡试后的第二年。天顺元年，有薛瑄《天顺元年会试录序》、吕原《天顺元年会试录后序》（龚延明主编《明代科举录选刊·会试录》）可证。因此，吴节天顺元年典应天府乡试，绝无可能。那么，吴本《应天乡试录序》只能是成化元年（1465）。但可能吗？

    在彭华《竹坡公行状》中，也记载了吴节的两次“典试”：“景泰庚午，奉命祀古帝王及先圣孔子。是秋，主考应天乡试，号称得人，寻迁南祭酒……成化改元，考顺天乡试。”（《吴竹坡先生文集·附载》）彭华，景泰五年（1454）进士，“贯江西吉安府安福县，儒籍，县学增广生，治《春秋》。字德昭，行四，年二十五。”（龚延明主编《明代科举录选刊·登科录》）吴节、彭华，同县，皆治《春秋》，年龄相差约三十岁，故其对吴节两次典试的记录，可信度较高。“景泰庚午”即景泰元年。吴节典景泰元年应天府乡试，前已论及，不再赘述。另一次为“成化改元”，即成化元年“考顺天乡试”。这是个事实。王世贞云：“成化元年乙酉，命太常寺少卿兼翰林院侍读学士吴节、翰林院学士柯潜主顺天试。”（《弇山堂别集》卷八十二） 张弘道进一步指出，成化元年“考应天乡试”的为丘濬、彭华：“成化元年乙酉科解元，两京主试官：顺天，太常少卿兼读学吴节、学士柯潜。应天侍读丘濬、编修彭华。”（张弘道《明三元考》卷七）

    由上可知，吴本《应天乡试录序》非“典试”后所作，而其“两典试”，清晰无误，一次是景泰元年（1450）应天府乡试，一次是成化元年（1465）顺天府乡试，且《景泰元年应天府乡试录序》存世，而《成化元年顺天府乡试序》失传。

    “两典试”，已经明了。吴本《会试录序》，又是怎么回事呢？在该序中，吴节写道：“岁丁丑春王正月，皇帝复辟……海内卿贡士咸集阙下，待试看官。二月朔日，皇上御太极殿，受朝贺，特命臣节、副臣薛瑄总裁试事。事竣，录成，臣当序之末简。”（《吴竹坡先生文集》卷二）既云“特命臣节、副臣薛瑄总裁试事”，又言“臣当序之末简”，显然不妥。按明代会试录序写作惯例，吴节所谓“臣当序之末简”，应当是“臣当序之简端”，如景泰二年（1451）会试录前、后序，分别由考试官江渊、林文所作，故江渊云：“上命臣渊、臣文往莅焉。”（《景泰二年会试录序》，见龚延明主编《明代科举录选刊·会试录》）又如景泰五年（1454）会试：“上命臣辂、臣绍往莅其事。”（商辂《景泰五年会试录序》，见龚延明主编《明代科举录选刊·会试录》）“绍”即李绍，所以，是年会试录后序为李绍所写。据此，吴本《会试录序》，确有问题。

    吴节生年为1397年，卒年为1481年，故其所逢“丁丑”年有二：一为洪武丁丑（1397），一为天顺丁丑（1457）。“洪武丁丑”为其出生年，故吴本《会试录序》中所称“岁丁丑春王正月”之“丁丑”，为“天顺丁丑”，即天顺元年，而天顺元年会试录前、后序保存完好，分别为薛瑄、吕原所作。薛瑄云：“上命臣瑄、臣原往莅其事，同考官臣溥、臣贤、臣（图1）、臣正、臣佖、臣恂、臣世资、臣节、臣淳、臣镛。”（龚延明主编《明代科举录选刊·会试录》）。因此，吴节典天顺元年会试，也绝无可能；吴本《会试录序》也非“典试”后所作。

    为什么吴本《应天乡试录序》《会试录序》非“典试”之作呢？原因大概有二：一是明代乡、会试录序有“代拟”之风。因拟或代，故“序”所涉考试官、同考试官、监试等，通常会以“某”代替，如嘉靖二十年（1541）《拟会试录序》：“礼部尚书臣某、侍郎臣某先期以请。上命臣某、臣某为考试官，其同考试为臣某、臣某，监试则御史臣某、臣某也。”（陆深《俨山集》卷四十六）在吴本《应天乡试录序》中，有“臣节与臣某被命之南都”，大概就是“代拟”之风的反映。至于吴本《会试录序》，据“臣当序之末简”判断，若是刊刻失误，则也是“代拟”之风的产物。二是吴节文集，“数遭兵火”，“非复当年之旧矣”（吴琦《〈吴竹坡先生文集〉跋》，见《吴竹坡先生文集》）。

    （作者高建旺，系山西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