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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明日报 2020年03月08日 星期日

    生物安全防控:一场输不起的战争

    作者:陈东恒 《光明日报》( 2020年03月08日 07版)

    武警广西总队机动支队组织防化分队官兵展开防化救援应急演练,图为防化分队官兵对进入染毒区域的队员进行清洗消毒。余海洋摄/光明图片

        【长城走笔】

        时下,一场遍及全球的新冠肺炎病毒正在疯狂肆虐。这种病毒传播快、波及广、危害大,引发人们对生物安全的深度思考。

        生物安全问题是困扰人类的老问题。伴随着社会发展特别是科学技术发展和人类战争演变,生物战经历了一个病毒威胁由“天然”到“混合”、由不可控到逐步可控的过程,在人类历史特别是战争史上留下累累恶名。古代社会受生产力发展水平和技术条件所限,人类很难研制出病毒,自然界存在的致命性病毒成为主要威胁,同时用这些病毒攻击敌军成为天然选择。最早的生物战发生在3000多年前的欧洲,小亚细亚的赫梯王国派人将染兔热病的绵羊放入敌国传染瘟疫,以削弱敌军、消除威胁。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和人们对微生物认识的不断深化,特别是抗生素的发明和运用,天花、霍乱、鼠疫等天然病毒得到一定控制,其作战价值大不如前,好战者转而借助新技术寻找更致命、更难防的病毒。人们发明了细菌培养技术,掌握了提炼或人工制造微生物和毒剂的方法,人造或经人工加强的混合病毒及其武器迅速运用于战场。英国于1916年建立世界上最早的生物武器研究基地;一战期间德军将制造的马鼻疽杆菌及炭疽杆菌,用于感染协约国军队运输物资装备的牲畜;侵华战争期间,臭名昭著的日军731部队,用我国3000多名同胞做活体试验制造病菌。与此相应,人类对生物病毒的防范技术也水涨船高,通过佩戴物理防护装具和化学试剂,以及缔结限制性条约或合作等方式来消除面临的生物安全威胁,成为当前防控的主要方式。

        随着生物技术特别是基因编辑技术的发展,研发可按意愿编辑生成,专门针对特定人种、族群、国家的精确智能病毒,可能成为未来生物战的发展方向。目前,日本科学家称已经成功研制出能自动“摆脱”人体免疫系统的超级病毒,一旦人类受感染,将回天乏术。可以想见,生物安防在应对天然病毒威胁的同时,更重要的还要同来自人类自身的威胁做斗争,研发更先进的防控技术、缔结更有约束力的条约、建立更强大的防控机制,成为事关人类生存的紧迫任务。

        生物病毒毁伤以致命性病毒为手段,利用其传染性作用于有生力量,使其丧失生命或行动能力,是一种难以有效控制和把握的毁伤样式,致命性、隐蔽性、群集性是其显著特点。美国国会评估办公室等相关机构,曾度量比对过生物武器与常规武器、化学武器、核武器的杀伤效费比,结论是生物武器具有绝对优势。生物武器的绝对优势,不仅体现在其直接摧毁的地域面积大小、杀伤的生命数量多少,更体现在造成的惨烈灭绝程度上——生物毁伤造成的伤害是难以度量和控制的,很多时候还是不可逆的。

        生物病毒的杀伤力不是孤立的而是关联的、不是静止的而是动态的、不是局部的而是系统性的,病毒的超强致命性和传染力往往引发巨大社会心理恐慌,使受害者在人人自危的环境中备受煎熬。就战争而言,以其他方式达不到的目的,用生物病毒可轻松达到,施毒者只需隔岸观火,坐收渔翁之利。生物武器还俗称为“穷人的核武器”,意指使用成本低,能以微小代价造成巨大损伤。

        致命性病毒常常以飞鸟、昆虫、蚊蝇、鼠类等野生动物甚至人体为宿主,以空气、水源、食品、器物、树叶、花草等为媒介进行传播,战争中还可通过人工或飞机、火炮、导弹等进行撒播,有时候还可伪装成自然流行的疫病,往往令人防不胜防。原本用以防治疫患、救死扶伤的疫苗和药物,也可能被好战者用作征服和控制对手的生物武器,以售卖或赠送的隐秘方式输出,令防控难上加难。

        生物病毒的致命性,使人类深受其害,然而由于其复杂性和人类技术水平的限制,防控起来一直很难。因此,抓好生物安全特别是防控好人为病毒危害,禁绝生物战争刻不容缓、势在必行。

        生物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内容和保证,许多国家都把生物安全纳入国家安全战略。2018年9月18日,美国发布历史上首部《国家生物防御战略》,从国防和军事角度评估和抵御生物威胁,以举国之力打造生物安全防御体系;俄罗斯致力于构建全域性核化生监测与报知网络,为军队和地方及生态高危目标提供有效防护;英国、澳大利亚等国把安全、国防等部门纳入公共卫生体系。生物安全防护能力是生物安全防护体系的坚强基石,是消除病毒威胁、有效应对生物战的关键和核心。美国对生物安全防护能力建设一直很重视,仅投入的经费每年就达近百亿美元,在“生物盾牌”“生物监测”“生物感知”三大计划的强力推动下,其已具备首屈一指的全球传染病毒监测、预警、防护能力。

        已故世界著名科学家霍金认为,人类面临的最大威胁不是来自物理方面,而是来自生物方面。联合国通过《禁止生物武器公约》《生物多样性公约》等国际性法规,为防范生物病毒威胁、消灭生物战争提供了法律武器。可以说,停止威胁人类安全的生化试验、销毁生化武器、禁绝生物战争,是人心所向、大势所趋。

        目前,我国亟待加强战略统筹,推进科技研发,打造融全球威胁监测预警、应急处置和科技保障于一体的生物防控体系链,从而快速提升生物安全防护能力。

        (作者:陈东恒,系军事科学院军队政治工作研究院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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