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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明日报 2020年03月02日 星期一

    大庾岭与唐诗之路

    作者:卢盛江 《光明日报》( 2020年03月02日 13版)

        大庾岭是一条贬谪诗路,唐代一些诗人行走于大庾岭,由北方走向岭南,或者由岭南返回北方,有宦游诗人,但更主要的是贬谪诗人。

        这是一条非同寻常的贬谪之路。贬谪,在唐代是常事。但贬谪之地不同,诗人感受各异。宋之问贬越州,元稹贬江陵,白居易贬江州,虽亦哀怨,未至极悲,有的甚至旋即安逸如初。但是,贬谪或者宦游到岭南,甚至送人赴岭南,人们的感受就不一样了。沈佺期、宋之问、张说、高适、刘长卿、元稹、白居易、张均、李德裕、李商隐、许浑、胡曾、孟贯、李涉、李明远、杨衡等人写到岭南,那是万里之遥,是天涯,是绝境。人们印象最深的,是魑魅,蟒气、瘴气,毒龙,野象,毒雾,鬼疟,炎徼,炎海,火云,瘴疠,蛮溪,瘴江、百蛮,畏途,更有鬼门关。荒蛮一片,简直令人恐惧。张均《流合浦岭外作》:“瘴江西去火为山,炎徼南穷鬼作关。从此更投人境外,生涯应在有无间。”岭外是人境之外。柳宗元贬永州,还能写下“永州八记”和一系列政论,再贬岭外的柳州,就说“一身去国六千里,万死投荒十二年”(《别舍弟宗一》)。宋之问贬越州,还写越州的山水,写得清丽秀雅。贬泷州,经洪州,还未到岭外,《自洪府舟行直书其事》就写道:“百越去魂断,九疑望心死。”被流钦州,发藤州,写诗道:“丹心江北死,白发岭南生。”(《发藤州》)不但心境压抑,满怀愁怨,而且充满绝望。这一带景致,则让人难受,甚至惊怖。《入泷州江》:“潭蒸水沫起,山热火云生。猿躩时能啸,鸢飞莫敢鸣。”《早发韶州》:“身经大火热,颜入瘴江消……直御魑将魅,宁论鸱与鸮。”《至端州驿见杜五审言……慨然成咏》:“处处山川同瘴疠,自怜能得几人归。”在唐人心目中,岭外岭内,是物候的分界,也是文化的分界。用元稹《和乐天送客游岭南二十韵》的诗句来说,岭北是“冠冕中华客”,而岭外则是“梯航异域臣”了。

        大庾岭就处在这样的分界线上。

        与大庾岭同处在分界线上的,据《通典》注五岭,还有骑田岭即桂阳郡腊岭或称桂阳岭、都庞岭、甿渚岭、越城岭。在唐代诗人笔下,这五条道中,大庾岭有着特殊的地位。

        另四条道,唐人诗歌有写到。韦应物、鲍防、包佶、戎昱、戴叔伦、韩愈、柳宗元、刘禹锡、杨衡、李商隐、许浑、曹邺等人都有诗写到桂阳岭,或称桂岭。但很少将桂阳岭作为诗歌主题来直接描写,多只是在诗中提及其名。诗题中写桂阳岭的,有杜荀鹤《冬末自长沙游桂岭留献所知》、戴叔伦《桂阳北岭偶过野人所居聊书即事呈王永州邕李道州圻》和刘禹锡《度桂岭歌》。但杜荀鹤诗是“游”,戴叔伦诗侧重写过野人所居,而非写过岭,刘禹锡诗“桂阳岭,下下复高高。人稀鸟兽骇,地远草木豪。寄言千金子,知余歌者劳”,都没有强烈的异域分界的感受。最为著名的桂阳岭道如此,其他几个岭道可想而知。

        大庾岭则不同。宋之问贬泷州参军,经大庾岭,一口气就写下了《早发大庾岭》、《题大庾岭北驿》、《度大庾岭》(度岭方辞国)和《度大庾岭》(城边问官使)四首诗。张九龄也有《自始兴溪夜上赴岭》,诗中的“岭”,即大庾岭。张说遇赦自钦州归京过大庾岭,也有专门的《喜度岭》诗。此外,蒋吉有《大庾驿有怀》,权德舆有《岭上逢久别者又别》。这些诗都是专门写大庾岭的。

        大庾岭和其他四条道,归总起来是赣水和湘水二途。湘水一途,一些诗人除了过岭作诗之外,湘水沿途往往还要留下诗作。杜审言过岭之前有《渡湘江》,过岭之后,又写度石门山、南海乱石山,写旅寓安南。一些诗人,溯湘水而上,或回程顺湘水而下,多写过岭以后景致,至于过岭本身,反而不写。如韩愈,自阳山赴江陵,经衡岳,岳阳楼等,一路有诗,偏偏没有过岭之诗。戎昱入桂管观察使幕,一气有五首诗写桂州,但过五岭都没有留下诗。戴叔伦过郴州,泊湘口,宿灌阳滩有诗;张均有《流合浦岭外作》,张叔卿有《流桂州》,刘言史贬岭南春州,在广州王园寺,桂江中题香顶台有诗;窦群出为黔中观察使,有《黔中书事》;李涉流康州,有《与梧州刘中丞》诗;元结自道州调任容州刺史,有道州诗,未见容州诗,这些诗人都是经湘水过岭却没有诗。过大庾岭的一些诗人则不一样,宋之问、张九龄、张说、蒋吉、权德舆等诗人,溯赣水而上,沿途没有诗,过岭之后诗也不多,只是过大庾岭才有诗。

        这些诗人过大庾岭,有一些诗作较长,但多为短诗。不论长诗短诗,都集中抒写异域分界的强烈感受。李群玉《大庾山岭别友人》写:“筼筜无子鸳雏饥,毛彩凋摧不得归。谁念火云千嶂里,低身犹傍鹧鸪飞。”宋之问《早发大庾岭》,写“晨跻大庾险”,而顿生“嵥起华夷界”“登岭恨辞国”之感,写“适蛮悲疾首,怀巩泪沾臆”。宋之问《题大庾岭北驿》于“林昏瘴不开”之中,感叹“何日复归来”,《度大庾岭》则在“度岭方辞国”的感受中,心怀畏惧,“但令归有日,不敢恨长沙”。沈佺期《遥同杜员外审言过岭》开篇便写“天长地阔岭头分,去国离家见白云”,又写“崇山瘴疠不堪闻”,写“两地江山万余里,何时重谒圣明君”,都是从此异域荒蛮分界的感受。张说《喜度岭》则写:“宁知瘴疠地,生入帝皇州。”岭外是异域荒裔之地,岭内则是帝皇之州,极为庆幸能生入帝皇州,明显有文化分界的感受。

        可以说,在唐代诗人笔下和心目中,作为不同物候的分界,华夏帝皇州与蛮夷荒裔地的分界,和五岭其他几条道相比,大庾岭具有更明显的标志性。

        可能因为大庾岭和越城岭两条是官道,是主线,置驿,朝廷官员贬谪,赴任,回京,出使,一般都是走官道,遵驿路而行,而另几条道都是区域性的支线,等级低,没有置驿,只有旅舍。可能因为湘水一线过岭,永州到桂州、柳州,郴州到连州,道州到贺州,区域分界不那么明显。不管怎样,大庾岭具有明显的标志性,是显然的。

        唐诗之路的一些地方,重要的山水或者关隘,在人们心目中,带有某种标志性,区域分界,或者带有其他文化内涵。往岭南的大庾岭是一例,往西域的玉门关可能也是一例。人们经过甚至只是写到这些山水关隘,往往带有一种特有情结。这是唐诗之路值得研究的一种现象或重要问题。

        (作者:卢盛江,系南开大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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