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小说里回响着归有光的余韵”

    汪曾祺的小说是散文化小说的代表。他一直认为短篇小说应该有一点散文诗的成分，坚信这两种文体的“分界处只有一道篱笆，并无墙壁”。考察汪曾祺小说散文化倾向的成因，沈从文的影响自不必说，中国文学传统特别是明代归有光的影响很大。汪曾祺在其《小传》里明言：“中国的古代作家里，我喜爱明代的归有光。”在回顾个人成长和创作历程的《自报家门》一文中，他写道：“归有光以轻淡的文笔写平常的人物，亲切而凄婉。这和我的气质很相近，我现在的小说里还时时回响着归有光的余韵。”

一粒沙里见世界，半瓣花上说人情

    归有光以《项脊轩志》《先妣事略》《寒花葬志》为代表的散文，在文学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因为此前人们崇信文章乃“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以“文以载道”为圭臬。退一步而言，文章所载至少也得是文人墨客的雅事趣事，如《兰亭序》《春夜宴桃李园序》《赤壁赋》所记录的少长群贤的欢宴雅集。而归有光则将文章的题材和内容拉至烟火气十足的世俗人间，“百年老屋”的几经兴废，普通家庭的日常生活，特别是家境衰败、亲长辞世和妻子早殇的哀痛，都围绕着“室仅方丈”的书屋“项脊轩”徐徐道来，随事曲折，自然动人。他以《项脊轩志》等名篇，开拓出中国散文创作的新领域。

    《项脊轩志》聚焦凡人小事，悲欢离合，家道兴衰；情随景现，情寓景中，环境描写作用突出；即事抒情，不动声色，全文直接抒情只一句“瞻顾遗迹，如在昨日，令人长号不自禁”。细节精彩多姿，语言简练生动，全篇充满浓郁的人情味，读来亲切感人。再如一百来字的《寒花葬志》中的描写，“孺人每令婢倚几旁饭，即饭，目眶冉冉动”，婢女寒花的模样跃然纸上！难怪汪曾祺觉得《寒花葬志》可当小说看。用清淡的文笔写平常的人情，“不事雕饰而自有风味”。所以，往夸张里说，《项脊轩志》为汪曾祺写散文化小说做了一切准备。

    汪曾祺散文化小说所聚焦的都是凡俗琐事、烟火日常，而非宏大题材。小说人物五行八作、三教九流，卖熏烧的、卖馄饨的、卖眼镜的、卖蚯蚓的，养鸡鸭的、开肉案的、烧茶水炉的、纳鞋底的，接生的、挑担的、算卦的，车匠、锁匠、瓦匠、银匠、锡匠、鞋匠、画匠……芸芸众生组成汪曾祺笔下的形象系列。他们的休戚痛痒、悲欣荣枯，乃至一笑一颦、一日三餐，都是汪曾祺小说表现的内容或主题。他说过：“我的小说所写的都是一些小人物，‘小儿女’，我对他们充满了温爱，充满了同情。我曾戏称自己是一个‘中国式的抒情人道主义者’，大致差不离。”即使“个别小说里也写了英雄，但我是把他作为一个普通人来写的。我想在普普通通的人的身上发现人的诗意，人的美”。振臂一呼应者云集，叱咤风云力挽狂澜定乾坤之类的大英雄，在汪曾祺小说中难觅其踪。一粒沙里见世界，半瓣花上说人情，“生活的一角落，一片断”，是汪曾祺的专注和兴趣所在。

推崇“风行水上，涣为文章”的审美品格

    淡化故事情节，着意风俗民情，注重营造情调，是汪曾祺散文化小说的又一特点。汪曾祺的短篇小说有故事性，但不注重故事情节的跌宕起伏，他甚至反对情节上的刻意经营设计，推崇像《项脊轩志》那样不事雕饰，“风行水上，涣为文章”。

    《受戒》几乎没有完整情节，如果强作归纳，也只能谓之荸荠庵和尚明海与村姑小英子，他们由两小无猜到渐生情愫再到挑明的过程，其实就连这个过程也写得若隐若现，而跟题目“受戒”相关的内容只在末尾稍作交代。小说大量描叙了当地的风俗民情、生活的点点滴滴、人物的日常行为等，以大量的细节和风俗画面展示高邮水乡犹如世外桃源，充满了野趣和欢愉。

    《大淖记事》共六章，第四章才出现主要人物。前三章都写大淖周边的四季景色和礼俗风习，来自里下河地区的小本生意，兴化帮锡匠们的活计，大淖本地靠肩膀吃饭的男女挑夫与“穿长衣念过‘子曰’的人完全不同”的生活日常。汪曾祺尽力描绘的是大淖那片看似无拘无束任意而为的自由天地。

    《故里三陈·陈四》总共39小节，“陈四是个瓦匠，外号‘向大人’”一句开首，随即宕开出去，大篇幅描绘城隍庙会胜景，直到最后8小节才又回转到陈四，写他因踩高跷绝技而来的荣光和屈辱。

    《异秉》的情节主线应该是熏烧摊主王二的发达史，但是王二的家庭环境，熏烧种类和制作方法，中药店的生意买卖和伙计们的生活景况，高邮居民的餐饮、年俗和消闲方式，作者写得洋洋洒洒、意兴盎然。汪曾祺小说可谓充满诗意的民俗风情画卷，自有道理在。

    因为淡化情节，不以塑造典型形象、刻画复杂性格为追求，所以汪曾祺小说中人物形象也相对淡化。《受戒》中小和尚明海和小英子，就是生活在那片诗意水乡的天真纯朴、情窦初开的两个少男少女。小说美在情感的纯洁和人性的健康，天地人之间的明净和谐。《大淖记事》中的十一子和黄巧云，是遭逢生活碾压仍然顽强求生的一对平凡男女，他们的性格都不丰满。

    汪曾祺同样主张感情要适当克制，不能过于洋溢，否则“就像老年人写情书一样”失之肉麻。他更是将语言与内容等量齐观，“语言的浮泛，就是思想的浮泛。语言的粗糙，就是思想的粗糙”。当然，散文化小说毕竟是小说而非散文，正如汪曾祺在杂谈短篇小说时提及的，“小说一般总有点故事。小说和散文的区别，主要在有没有故事性”。他是在凝视生活日常、营造诗意情调、追求审美品格的基础上融入故事性，这也让汪曾祺显得特别，甚至可以说是独树一帜。

    （作者：王澄霞，系扬州大学文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