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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8年初，对人类社会危害极大的流感病毒不期而至，造成迄今为止最为严重的国际性公共卫生事件。保守估计，此次流感造成当时全球约1/3的人口感染，数千万民众死亡，不论是人口稠密的亚洲、欧洲、非洲国家，还是人迹罕至的美洲、大洋洲等偏僻部落，都未能幸免，是有史以来致病与致死人数最多的单次流行性传染病。本文试图从公共卫生管理角度，对各国及国际社会应对1918年大流感疫情不力的经验教训予以总结。
据可靠证据显示，在1918年1月，美国堪萨斯州哈斯克尔县的医生迈纳博士发现了一种新型流感病毒，医学界无法认知，对人体健康威胁极大，现有药物及治疗方式也全然无效。此时美国刚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不久，练兵军营众多，堪萨斯州的福斯顿军营是全国第二大军营，有包括哈斯克尔县人士的56000名士兵。3月4日，军营中暴发流感，三周之内，有1100名被感染的士兵病情严重，必须送往医院治疗，还有几千人需接受医务室处理。但是，当时政府未能提高警戒，营地士兵还是不断被调派到欧洲战场。4月初，在美军登陆处的法国布雷斯特地区也出现流感疫情。4月中下旬，英军与德军相继暴发流感，之后逐渐传播至欧洲诸国与其他地区，但此时流感导致的危重病例较少。8月以后，流感疫情恶化，各国出现的危重病例越来越多，美军登陆地布雷斯特成为重灾区。9月到12月，欧洲共有600万感染者死去，美国10月份的死亡人数达20万。这引起各国政府高度重视，开始陆续隔离传染源，关闭学校、电影院、舞厅等公共场所，西雅图等城市甚至拒绝未戴口罩的乘客乘车。在严格管控下，大流感疫情于1919年渐趋消退。但因各地管控措施力度不一，许多地方疫情反复，澳大利亚持续至1919年底，加拿大到1921年还存在流感疫情。
1918年大流感持续时间久，波及范围大，危害性极高。因当时统计数据不全，粗略估计，此次大流感导致的全球死亡人数约在四五千万到一亿之间，而当时世界总人口也仅有约18亿。而且，流感致死的主要人群是20-40岁的青壮年，尤其集中于25-35岁的青年人，他们大都是社会发展的中坚力量。当时正值一战的最后阶段，大量青壮年的死亡直接导致许多国家的候补兵源严重不足，后勤补给也面临着劳动力紧缺的威胁。
1918年大流感之所以波及全球，危害巨大，除医学界对流感病毒的认知与应对能力不足等因素外，与各国公共卫生管理严重缺位紧密相关。在公共卫生管理方面，英国政府原本是极为重视的，1848年就颁布了《公共卫生法》，构筑起系统完备的公共卫生管理制度，在卫生管理的人员配置、技术使用、法律保障、财政支持、地方与中央权力协调等领域积累了丰富经验。但是，一战爆发后，为满足战备需要，英政府临时创设的“战时机制”彻底改变了此前的公共卫生管理制度框架，使其难以发挥作用，从而导致大流感来袭后国家的卫生管理体系无力应对。在这种情况下，英国统治下的欧亚非等人口稠密地以及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地广人稀区域也都遭受大流感反复蹂躏，仅南亚地区就造成两千多万人的死亡。随着这些殖民地国家民众普遍接受英国动员参与一战，加上当时飞机、轮船、动力机车等交通工具的改进与使用，都加速了流感传播，造成全球性公共卫生危机。在美国，尽管较早发现流感疫情的迈纳医生已于1918年上半年提出“严重型流感”的警告，但政府仍疏于管控，未能及时隔离患者，阻断传染源，反而应允英法盟国的增兵请求，调派福斯特、派克、德文斯军营等流感重灾区将士前往欧洲作战，致使病毒在国内外四处蔓延。法德等欧陆国家是一战最为惨烈的主战场所在地，其恶劣的战地环境更是促进了流感疫情的传播。
与此同时，各交战国也因战争敌对关系，导致疫情防控信息交流极为不畅，使得应对流感的公共卫生管理国际化体系难以形成。经历了这场灾难后，世界各国心生惧意，认识到国际社会协作应对公共卫生危机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有鉴于此，1920年，英法主导下的国际性组织——国际联盟特别添设了国际卫生组织作为其附属机构，针对疫病扩散等全球性公共卫生问题予以管控防治，为1948年世界卫生组织的创建奠定了基础。
各国因战备需要而对流感疫情隐瞒遮蔽，也使得民众警惕性下降，相关隔离防疫举措严重滞后，从而加速了流感传播。此时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战决胜阶段，各国政府都集中精力，进行最后的战争准备，尤其注重提升士气，为此不惜严格审查传媒与出版物，禁止民众知晓大流感在本国扩散传播的信息，以防民心恐慌、国家动乱，予敌对势力可乘之机。大流感集中暴发的主要欧美参战国为不影响战局，大都实施媒体管制，禁止进行致命性流感病毒广为蔓延、难以治愈等内容的报道。英国在疫情猛烈时还有医学刊物公开宣称“流感已全然消失”。与那些参战国相比，西班牙作为一战中立国，没有那么多顾忌，疫情发布相对公开透明，敢于在报纸上发布病情实况，使得此次大流感被冠以“西班牙大流感”之名。实际上，直到1918年5月，西班牙的流感病例都极少。
1918年大流感是人类历史上致病、致死人数最多的公共卫生事件，各国及国际社会在公共卫生管理方面应对不力的经验教训值得我们深思。
首先，1918年大流感病毒成分极为复杂、至今仍未能完全解读的事实，使我们认识到，人类世界的生存和发展始终与病毒、细菌等微生物共存演进，且某些导致大流感、非典型肺炎等疫病的病毒是人类在短时期内很难准确认知、无法予以完全消灭的，只能采取强制隔离等措施，待其慢慢消退。这就需要各国政府本着对国际社会公共卫生安全高度负责的态度，充分动员国家力量，执行严格有序的隔离防疫政策，构筑并维护好体系完备的公共卫生管理制度，以最大限度地降低危害，保障广大民众的身心健康与社会的稳定发展。
其次，1918年大流感疫情的反复持续也告诉我们：在世界各国联系日益紧密的今天，针对任何有可能出现疫情灾难的苗头，各国政府都要保持足够警惕，不可心存侥幸，认为病毒毒性轻微、偏于一隅或在某个时间段内危害不大就可以放松管控，要为其后来的变异发展与毒性提升未雨绸缪。而在疫情的具体防控上，更要有国际视野，及时向国内外公开发布疫情状况，强化与世界其他地区的沟通联系，构筑国际化的公共卫生管控体系，同时注意防范与打击谣言传布和其他任何不利于疫情管控的行为举措，精准隔离所有可能携带传染性病毒的疑似感染人群，直至疫病消除。
（作者：王广坤，系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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