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江柳氏家族

    明清时代吴江地区文化发达，诸个文学家族在中国文学史上声名卓著。从明代到清初，吴江地区最具影响力的文学世家为陶庄袁氏和叶家埭的叶氏。陶庄袁氏以袁黄为代表，著有《袁了凡纲鉴》。叶家埭的叶氏，以叶绍袁一门风雅闻名，全家诗文编成《午梦堂集》。

    此时的柳氏家族尚寂寂无名。柳氏是一个外迁家族，明末因躲避战乱来到吴江。春江公是柳氏始迁祖，他在明末由浙江慈溪县迁往吴江东村，后来心圆公又由东村迁往北舍（也称北厍），学洙公时又由北舍迁往大港。学洙的儿子柳球与柳琇分为南北两支，柳球一支仍居于大港形成南支，柳琇一支迁往大胜村形成北支。柳氏到十八世纪中叶已经在经济上有了积累，但是家族的富足仅仅是柳氏文学影响力漫长积累过程的一个开端。

    清代乾嘉时期，柳氏家族的成员逐渐进入吴江文人的交游圈。彼时吴江以郭麐为中心的寒士诗群蔚起。郭麐负才不遇而一寓于诗，著有《灵芬馆诗集》《灵芬馆诗话》等。郭麐与黎里陈燮、同里袁棠、袁鸿、朱春生等结成寒士唱和群体，他们师事袁枚，可谓乾嘉时代吴江性灵文学之代表。在这个诗歌群体中，柳氏家族的柳树芳（1787—1850）侧身其列。柳树芳在地域文学群体中同声相应，也在地域性的文学影响力建构中迈出了重要一步。

    柳氏科举并不显赫，自学洙成为国学生开始，虽然其后各代均有多人取得县学监生的资格，但家族中并无科场佳音。到七世柳树芳时仅靠捐纳成了国学生，但是他因为将精力投入文学活动而在吴江一地获得“诗名”。柳树芳著有《养余斋诗初集》四卷、《二集》四卷、《三集》六卷、《胜溪竹枝词》一卷、《汾湖小识》六卷、《汾湖诗苑》一卷等。柳树芳的交游和创作实绩让他为柳氏家族赢得了地域文学影响力，他是柳氏家族名列县志《文苑传》的第一人。

    咸同以来，吴江地区最具影响力的文学家族逐渐呈现出鼎足而立的局面：雪巷沈氏、莘塔凌氏和大胜柳氏。雪巷沈氏，最著名的是沈懋德，曾续编张潮、杨复吉的《昭代丛书》。莘塔凌氏，最著名的是凌淦，曾续修《吴江县志》，又搜集三百年来乡贤遗著成《松陵文录》二十四卷。就大胜柳氏而言，自柳树芳起，柳氏家族逐渐在文学上有所创获。八世柳兆薰有《松陵文录作者姓氏爵里著述考》一卷、《胜溪钓隐诗录》二卷、《诗余》一卷、《苏词笺略正编》二卷、《类编》一卷。九世柳应墀有《笠云文稿》十卷、《赋钞》二卷等，入选《吴江县续志·文苑卷》。十世柳念曾有《钝斋诗文存》一卷。大胜柳氏经过世代层累，此时已成为当地最具文学影响力的家族之一。

    日本学者稻田清一曾这样评价：“从柳氏的家族规模、科举地位以及将要论述的交游范围等方面来考虑，仅柳兆薰一家的势力就要比一个村庄的支配者大得多。”

    联姻也是家族文学发展的基础。柳氏大胜支与地方望族的婚姻关系非常密切，据《汾湖柳氏第三次纂修家谱》可知柳氏的婚配情况，他们选择的婚姻对象多集中在吴江七大镇：松陵、同里、黎里、垆墟、平望、盛泽、震泽，其中包括大量地方文学家族。

    清末光宣以来，柳氏家族的文学影响力在层累的基础上进一步扩大，实现这个目标的关键人物是柳亚子。柳亚子的曾祖母邱太夫人来自黎里望族邱氏，祖母凌太夫人来自莘塔望族凌氏，是吴江名士凌退修的姐姐，母亲来自吴江望族费氏，是名士费吉甫的女儿，其叔父的原配是凌退修的侄女、继配则为雪巷大族沈氏。家族联姻继续保证了柳亚子一代的家族文学影响力。

    柳亚子时代恰逢清末的社会变革，他在这样的时代风云之中应时而起，成为近代最大文人团体南社的创立者之一，并成为南社文学坛坫的主盟人。当柳亚子着力经营南社时，其故乡吴江便是社团发展的一个重要策源地，他利用代际层累的文学影响力作为发展南社在吴江成员的基础，也将吴江的地域文学创作推向了更广阔的近代文学空间。

    南社（1909—1923）成员高峰期达到1100多人，分布于21个省区。吴江一地的南社社员达93名，居南社地域性的社员人数之最。吴江在南社中的重要地位与主盟者柳亚子籍属吴江不无关系，这种号召力某种程度上得自于柳亚子代表的家族文化的感召力。分析吴江社员身份可知，其中有很多来自与柳氏家族关系熟稔的当地大族，如叶楚伧为汾湖叶氏第34世孙，午梦堂后裔；任传薪为同里退思园主任兰生之子；沈文炯为戏曲家沈璟之后，祖父为道光进士，兵部尚书，南清流首脑，等等。

    吴江一地的南社社员囊括了隶属吴江的盛泽、黎里、芦墟、同里等市镇的文学家族成员。在一个由文学家族掌握着地方文学权威的吴江，这些家族成员参与南社活动，自然成为地方文学活动的焦点。柳亚子利用家族关系网络建构吴江南社群体时，已经决定了南社在吴江的文学影响力。

    南社的吴江诗人群体是南社诗歌群体的代表，他们与南社文学相始终，引领了南社中的文学风气，且将南社的诗歌创作地域化了。当然，这缘于柳亚子作为社团领袖和地域文学领袖的双重身份。在吴江形成了以柳亚子为中心的诗人群，他组织了酒社、销寒社、销夏社等地方文人结社活动。吴江诗群在清末为激励国人，又为免于清廷文网之祸，“庾其词隐其旨以求抒其志之所郁结”，在文学的表现手段上便是征引历史，回溯宋明遗民节义，成为南社文学创作的一支劲旅。当袁世凯窃国之后，南社陷入社团低潮时期，吴江诗群的创作却达到高峰，“一时赋诗言志，多悲歌慷慨之音”。吴江诗人群的创作也成为近代“革命文学”的一个典型。

    回溯柳氏家族文学影响力层累和扩大的历史，从明末迁居吴江，到七世柳树芳进入县志《文苑传》，柳氏的代际财富和文学层累在逐渐进行。柳氏在吴江一地与文学家族的婚姻联盟，让柳氏家族的文学影响力在地方上更加牢固。当家族人物柳亚子得风气之先，引领地域文学的发展与时代风潮相应和时，不仅巩固了家族的地域文学影响力，更将一个地域文学群体推向了时代文学的舞台中央。

    （作者：邱睿，系西南大学国际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