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死病期间西欧社会的伤痛与希望

编者按

    追溯人类文明发展进程，不难发现，人类始终与病毒、细菌等微生物共存演进，与各种疫病的对抗早在千百年前就已拉开了序幕。正如著名历史学家威廉·麦克尼尔在《瘟疫与人》一书中所言，疫病是人类历史的基本参数和决定因素之一。从史前时代至今，疫病在不知不觉中成为一个个历史转折的重要推手，也为人们认识世界历史提供了新的视角。疫病如何改变人类历史？人类在与疫病对抗的过程中，积累了哪些经验教训？本期刊发的文章分别聚焦欧洲历史上的黑死病、16-17世纪的英国鼠疫以及1918年全球大流感，介绍这些疫病的概况、传播及其防治，以期为人类战胜疫病提供历史经验。

    在人类瘟疫史上，没有哪一次比黑死病更让人谈之色变。14世纪中叶，这场瘟疫游走于亚、非、欧三大洲，带走了无数生命，留下了无穷的哀痛。其中，西欧社会受损尤甚，也留下了大量的相关文献，让我们可以一窥当时的惨状。反思黑死病期间西欧社会的伤痛与希望，有助于我们直面当下的疫情及防治。

    “黑死病”这一名字并非专业的医学术语，是人们对14世纪这场瘟疫约定俗成的称谓。关于其病因，当时的人们未能进行科学的考察，直到1894年鼠疫病原体被发现后，才将黑死病与鼠疫联系起来。近年来，德国生物学家布拉曼蒂等人通过生物考古学的研究，进一步证明黑死病是由鼠疫杆菌引起的。鼠疫是一种自然疫源性的传染病，而西欧并无鼠疫自然疫源地的存在，故而对于西欧人来说，黑死病是一种外来的瘟疫。综合美国历史学家道斯、英国历史学家齐格勒、法国历史学家拉迪里和挪威历史学家本尼迪克托等学者的研究，我们大致归纳出了黑死病的传播史。鼠疫自然疫源地主要存在于广袤的中亚地区。13世纪前后，“小冰川期”逐渐降临，破坏了疫源地的稳定性，加之游牧民族的迁徙，致使鼠疫通过啮齿类动物和跳蚤在人群中发生。蒙古帝国在欧亚大陆的扩张，则使得这种疾病迅速蔓延开来。1345-1346年，在金帐汗国的一些主要城市，如萨赖及阿斯特拉罕等地发生瘟疫。之后沿着商路，瘟疫不仅经由克里米亚向西传播，而且沿里海西岸向南传播。1347年，瘟疫传到了意大利，接下来便在西欧四处出击，到1349年“征服”了整个西欧，直到1351年底1352年初才逐步消退。

    黑死病为什么会在西欧肆虐？英国细菌学家施鲁斯伯里和挪威历史学家本尼迪克托等学者从鼠、蚤、人的共存环境及传播关系方面做出了考察。在他们研究的基础上，我们可进一步从传染源、传播途径和易感人群三方面来看待这个问题。人类对鼠疫杆菌普遍易感，加上可传播病菌的鼠类及其他野生、家养动物大量存在，但更重要的是与聚落环境有关。当时无论是城市还是乡村，建筑材料都很简陋，多以土、木、草等建成，鼠、蚤大量滋生；居住空间逼仄，人群聚集度高，人、畜、禽混杂，这些使得鼠疫一旦传入，即可迅速传播。另外，无论是在聚落内部，还是聚落与聚落之间，都有大量的交往活动或集体行为，如劳作、商贸和宗教聚会等，往来于病榻前的教士、医生和行政官员，更是有可能扮演了“超级传播者”的角色。远程的商业、战争和朝圣网络，则让瘟疫随着船只、马车和长途跋涉的行人传播到各地。事实上，位于交通要道上的城市，死亡率也的确较偏远地区高。

    据估计，黑死病在整个欧洲的死亡率约为1/3。冰冷的数字背后，是痛彻心扉的生死别离。有人因痛苦而失去了理智；有人因恐慌而疯狂，他们四处寻找替罪羊，指控瘟疫的暴发源自犹太人的投毒，于是将很多犹太人投入火中烧死。接受了现实的人则变得无情而麻木，史书中有大量亲人相互遗弃、死者孤单离世的记载；幸存的人突然拥有了更多的财富，却又陷入了纵情享乐和由此引起的纷争中。

    即便如此，在暴虐的瘟疫面前，人们并没有束手就擒，各个阶层都采取了力所能及的应急措施，维持了社会的基本运转。

    随着瘟疫的蔓延，在一些尚未受波及的国家或地区，有的世俗权力和教会已经开始有了预警和预防措施。受到天谴论的影响，黑死病在英国暴发伊始，国王爱德华三世便要求坎特伯雷主教在教省内组织祈祷，以避免“上帝的惩罚”。做出类似谕令的还有瑞典国王马格努斯二世，为了避免瘟疫从挪威和荷兰传入，他要求人们进行宗教禁食和游行等活动。也有地方做出了更加科学的预防工作。如齐格勒认为，意大利皮斯托亚城“提供了一份当局为保护市民而做出努力……的异常清晰的图景”。1348年5月，面临周边地区的瘟疫威胁，皮斯托亚颁发了长篇瘟疫防治法规，从居民生活的方方面面做出了规定，如限制贸易往来、严格尸体处理标准、规定葬礼规模、加强城市卫生管理等。其中隔离的条款令人印象深刻。“皮斯托亚的任何市民或居住人口，不管他们从哪里来，处于哪种情势、身份或地区，一律不得前往或尝试前往比萨或卢卡。也不允许有人从这些地方来到皮斯托亚”。而他的研究也表明，当瘟疫蔓延开来后，各地采取了更多的隔离或卫生措施，如米兰、佛罗伦萨和卡塔尼亚等城市都采取了与皮斯托亚类似的举措，的确对延缓瘟疫的暴发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面对已发生的瘟疫，世俗政府和教会的重点是照护病患、处理亡者。在法国，国王菲利普六世要求巴黎大学医学部对这场瘟疫做出解释，并给出建议。后者在1348年10月6日提交报告，对黑死病进行了占星医学的解释，并提出了若干医学防治建议。而据美国历史学家舍科的研究，在西班牙的阿拉贡王国，国王佩德罗四世整顿了医师队伍，把滥竽充数者清理出去。很多病患难免不治，根据基督教社会的传统，他们临终前通常要立下遗嘱，并接受教士主持的圣事。由于死亡人数太多，教士有限，因此教会“特事特办”，在特定时间内为所有在瘟疫中死去的人举行“全面赦罪”，并放宽了各种忏悔的条件，简化了相关程序。

    逝者已去，幸存者的生活还要继续。如上所述，当时出现不少社会问题，世俗政权和教会为此采取了一系列稳定社会秩序的措施。其中一个重要表现就是对社会不安定因素进行干预。有学者研究表明，黑死病期间，发生了350多次对犹太人的屠杀，200余个犹太人社区被消灭。所以，教皇多次发布谕令，对犹太人加以保护，此举也得到了一些世俗政权的支持，如阿拉贡国王佩德罗四世以及科隆的地方官员等对犹太人采取保护措施。与屠杀犹太人紧密相关的还有鞭笞者运动。因为屠杀犹太人的往往是狂热的自我鞭笞者，教俗政权同样携手压制了鞭笞者运动的发展。

    稳定社会秩序的另一重要表现是整顿劳动力市场，保障生产。由于人口大量死亡，劳动力资源变得紧缺，幸存的劳动力往往待价而沽，要求更高的酬劳，否则便拒绝劳作，所以存在土地抛荒和手工业工场停产的危险。针对这一情况，英国、法国、西班牙各国的国王政府和意大利各城市共和国纷纷制定劳工立法，采取强制措施限制雇工工资，违令者将被处以监禁等重罚。教会之中亦有类似举措，即颁布教士薪酬法规来保证其履行职责。世俗政权的各类社会治理活动总体也并未中止。历史学家加斯奎特给出了很多材料，表明英国各地的庄园法庭依旧召开，处理了大量因人口死亡导致的财产纠纷问题；王室也减免了一些受损严重地区的赋税，同时还积极支持教会授予新圣职。舍科的研究表明，在黑死病期间，佩德罗四世采取了大量措施，来整顿阿拉贡地区的各类暴力犯罪问题。

    黑死病给人们带来了无尽的伤痛，但时人并未放弃抵抗，而是尽自己所能去应对各种危局，这才是伤痛背后最大的希望。当然，欧洲各国在面对黑死病时所采取的一系列举措，存在着地区差异，初衷也未必仅为应对疫情，效果不尽一致，且很多主张并不符合现代防疫的标准。但正如不少学者所认为的那样，黑死病是人类重大传染病防治历程中的一个转折点。在此之后，人们在总结防疫斗争的经验与教训基础上，疫病认知水平不断提高，医学行业配置逐步优化，而经济社会的发展则为公共卫生事业的进步提供了越来越坚实的基础。

    （作者：李化成，系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