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防疫一线村支书的春节

    大年初三下午，父亲和大妹开始准备饭食。晚上6点半，还不见父亲影子。我拨了电话：“咋不回来？今天是你的生日。”父亲低低地说：“正安排事儿，正安排事儿，你们先吃。”我说：“那咋吃？寿星都不在。”父亲没接茬儿，嘟嘟挂了。“把他给忙的。”母亲说，“这破‘非典’，真坑人。”我纠正道：“这次不是‘非典’，是另一种病毒，可能更厉害。”

    打我记事起至今，2020年的春节是最不安稳又最冷清的。腊月二十九晚上8点，我和爱人、孩子飞回临沂过年，一到家门口，碰见父亲，父亲笑了下，握了握手，匆匆走了。我说：“咋了，着急忙慌的。”母亲说：“湖北不是有传染病吗，咱这急眼了。开会，刚回来，还没坐安稳，又让去开会。”晚上10点多，父亲回来了，说省里、县里和镇里都动起来了，这个年怕不是年了。

    父亲是李村的党支部书记，老支书了，今年是本命年，按他自己的说法，“老汉七十有二了”。李村位于沂蒙山区，靠近沂河。父亲自上世纪90年代起，先后担任村主任和支部书记。这些年来，父亲组织力量硬化路面，改造沿街房，更新供电、供水和灌溉系统，推动村庄向社区转型，工作有声有色，曾获“沂蒙优秀共产党员”等表彰，还因组织新一轮土地改革试点，受到中央电视台等媒体的报道。父亲虽然年龄大了，身体却很硬实，几次选举，都是高票，于是带着两委一班人忙乎得不行。

    山东是物流大省、人口大省，交通又发达。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暴发后，不止上级部门重视，父亲也觉得压力很大。2003年，他作为村里的主要负责人，亲历了“非典”防治的日日夜夜，传染病的危害可谓耳濡目染。腊月三十早晨，父亲开完会回到家，和我一起贴春联。我问村里咋抓的，父亲说：“上级部门有安排，严格执行就可以了。另外，刚刚安排了24小时值班制度，在路口设置了哨卡，还有就是，大喇叭播放防疫办法。”我问他觉得有用吗，父亲嘿嘿一笑：“毛主席老说组织起来。打仗靠什么？靠组织，靠老百姓，还有党办不成的事儿？”又说：“大过年的，就怕老百姓不当回事儿，湖北那边都开始出人命了。”还没贴完，父亲接了电话，一溜烟去了镇里。到了傍晚，父亲回来了，看见桌上有煎饼，抓起来就吃。我这才想起，这是他的午饭，就问：“镇里咋不管饭？”父亲说：“还吃饭呢，哪有这时间，都忙毁了。”

    大年初一，我还没起床，父亲就在喇叭里吆喝了，主要是要求村民不出门，不接待，戴口罩，勤洗漱。父亲还说，病毒厉害，但别害怕，政府给撑腰。说完了，又播放了几遍防疫办法。初一当天，按老家风俗，得相互拜年。我注意到，父亲整个白天都没人影儿，到了晚上才回家吃饭。父亲年轻时，家里人最怕跟着他干活，一天就一顿饭，干不完不算完，大家都叫他铁人。这档口，疫情来了，这个铁人又回来了。正吃水饺，村主任来电话说父亲年龄大了，别值夜班了。父亲说不行。我这才知道，父亲隔一个晚上值6小时班。母亲说：“别逞能了，让年轻人值吧，咱家好几个党员，要不替替？”父亲说：“我不值，别人咋看？”吃完饭，擦了擦嘴就走了。

    初二早晨，父亲值班回来，吃了早饭，客厅沙发上一窝，呼噜就响起来了。我们几个去隔壁的去隔壁，干活的干活，把客厅给他留下来当卧室。下午，村主任一推门进来了，问有锤子吗，要挂标语。父亲也进来了：“刚才出去摸排，出问题了。腊月二十八从疫区回来一个村民，得贴标签，得隔离。咋这么不自觉，到处跑！”两个人拿着锤子和镇里发的警示标语，急匆匆跑了。晚上9点半，父亲正吃饭，电话响了，村主任说，隔离对象想跑，车都发动了，堵住了。父亲脸色就不好了，一扔煎饼，拿起手电就去了。两个小时后，父亲回家了，说：“做工作了，人命关天，防治病毒不是他一个人的事儿，是全村、全镇、全社会的事儿，得留家观察，哪能不听话，到处瞎跑？”父亲掏出电话，和两委部分成员商量了，今晚开始，24小时轮流在隔离对象门口值班，两人一拨，一天四倒。正说着，镇里来人查疫情，父亲领着他们去了办公室。后来我睡着了，不知道父亲几点回来的。

    疫情一闹，村里冷清了，一个走亲访友的都没有，有个街坊嘿嘿一笑：“省钱了，省事了。”但是，父亲大寿，咋也得一家人小范围聚聚。父亲一说，家里人就洗碟子摆碗。晚上快8点了，菜都凉了，父亲总算回家了，看了看菜和蛋糕，看了看一家人，特别是小孙子、小外甥女，高兴得满脸泛着红光，端起杯子，叮当碰了，说：“不能喝多了，不能喝多了，12点要值班。”滋溜一声，又说：“不喝也不行，站岗放哨，怪冷的，怪冷的。”

    （作者：李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