沾溉后人 其泽也远

    【述往】  

    詹锳先生是海内外知名的古代文学与文艺理论研究专家，尤其在李白研究和《文心雕龙》研究领域作出了杰出贡献。同时，詹先生也是《文心雕龙》学会的常务理事、中国李白研究会的发起人和首任会长。

    詹先生1934年考入北京大学读书，毕业后曾在西南联合大学、浙江大学等多所高校任教。1948年赴美留学，1953年取得博士学位后毅然回国，此后一直在河北大学工作，教书育人，埋头科研，前后长达四十余年，曾出版《文心雕龙义证》、主编《李白全集校注汇释集评》等多部享誉学界的重要科研著作。

    1992年，詹先生获得全国教育系统劳动模范的荣誉，被授予“人民教师”称号。他晚年任河北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所长，多在天津居住。这期间，我在母校河北大学随詹福瑞师读研究生，曾有幸几次拜见先生。如今，詹锳先生已经离开我们二十余年了，往事点点滴滴，犹在眼前，在此谨记，以表达对先生治学精神的景仰之情。

初 识

    第一次有幸见到詹先生是在1997年夏天。

    那年6月14日上午，詹先生的弟子阮堂明老师博士毕业答辩，先生作为导师出席答辩会，邀请了南开大学文学院王达津先生担任答辩委员会主席，南开大学郝世峰、孙昌武、陈洪等先生担任答辩委员，詹先生对学生及论文情况做了简要介绍，随后郝先生提了三个问题，孙先生、陈先生各提了一个问题。

    答辩会在当时位于天津市马场道的河北大学古籍所举行。我们几个在读硕士生从保定乘火车赴津，有幸旁听答辩，更是第一次见到詹先生，聆听教诲，一睹先生风采。记得阮老师的毕业论文是《三李诗研究》，李白研究是这篇论文的重要内容。詹先生和南开诸先生对李白及其相关研究的意见和看法则成为答辩会的主要话题之一。

    除阮老师之外，在詹先生的弟子之中，将李白研究作为毕业论文题目的还有数位。也许，与现今的博导相比，詹先生指导的博士、硕士研究生总数不算很多。然而，他们中的大多数日后均成为各自研究领域的知名学者，并且其中相当一部分将李白研究作为个人学术研究的重点和焦点。其中，刘崇德、葛景春、陶新民、詹福瑞、张瑞君、阮堂明等诸位先生，大多成为国内李白研究领域的名家。

    在詹先生的再传弟子中，从事李白研究的就更加多见了，当前，这批学者基本上都在高校或科研院所工作，成为李白研究界不可忽视的重要力量。无疑，这是詹先生教学有方的明证。同时多年来，我在与这些老师的交往中也发现，他们与詹先生的师生之情尤为深厚。直至现在，日常谈起从詹先生求学的往事，无不心存感念且满含深情。

    刘崇德、詹福瑞等老师与詹先生的感情至深，在两位老师的言谈话语中，提到从詹先生的求学往事，情至深处常常喉头哽咽，眼含泪光。

    第二次拜见詹先生是在1997年年尾。

    当时，李金善老师赴津拜望詹先生，我正在古籍所（天津）读研究生，得以随从同去。那天，我们从马场道古籍所出来，到附近浦口道的水果摊上买了些水果，步行几百米，便到了詹先生的家。

    那是一栋普普通通的居民楼，詹先生家在一楼，屋内的家具陈设特别简单。先生看到我们来，非常高兴，连声招呼大家“坐下”。那时候，詹先生行动已不大方便了，特别是刚刚经历了不久前的一场大病，身体虽在逐步恢复，但精力、体力已有明显下降。

    然而，见到我们，詹先生还是十分开心，精神状态也非常好。他关切地询问李老师学习、读书的情况，并对他的后续学业计划提出一些指导意见，同时也询问古籍所的相关人、事，并问到保定那边学校、学科的一些情况。

    临走时，詹先生特别问了我的名字以及古籍所同学们读书和学习的情况。这一次在先生家的时间不过一小会儿，但先生的热情、开朗和平易近人却在我的脑海里留下了深刻印象。夏天第一次见詹先生时，弟子及再传弟子人数众多，先生对我印象不深。这一次则不同，我得以和先生有了第一次简短的交谈。先生对我或许也有了一点点印象。

相 交

    这之后有幸同詹先生屡次见面，便是随后不久编撰先生年谱之事了。

    为庆祝詹先生八十华诞，1996年，由河北大学、天津有关单位、先生的亲朋好友和门生弟子等联合举行了一次庆祝会，会后议定编辑一册纪念文集。詹福瑞师、刘崇德师指派我和詹先生联系，编撰年谱。

    那段时间，我因这件事前后去詹先生家好几次，有幸和先生有了更多的联系和交谈。记得第一次去先生家是一个上午，推门进去，他正在书房里读书。房间面积很小，室内陈设亦非常简单。

    由于事先知道我要去，詹先生已经做了相应准备，房间里摊了不少编撰年谱必需的书籍资料和参考文章。我带了纸笔等文具，打算听先生详细交代一下撰写的计划安排以及可用资料，记下来后好回去写。但先生却说，“不用了，还是我自己写”，“相关情况我简单给你说说”，“需要你帮助的地方你帮一下忙”。

    因此，后来收入《詹锳先生八十华诞纪念文集》中的那份年谱，实际基本上是詹先生自己撰写的。虽然出版时署名由我“整理”，但说起来惭愧，我恐怕连“整理”都算不上，其中绝大部分的工作完全是詹先生自己来做的。

    我每次去詹先生家，他都很高兴，告诉我又写了多少，哪一段记不清了，又查资料补充完善；哪些表述又觉得冗长，进行了删减、提炼，并拿给我看，让我提提观感、意见。而我也只是帮先生查阅了一些相关资料、文献，核对了一些问题的具体时间、地点、出处，帮助誊写，另外在文字处理方面做了非常微小的改动。

    当时，詹先生身体状况尚好，精神头儿也不错，但执笔写字已比较吃力，有些字迹略难辨认。我说，或者先生口述，我来记录，但先生执意不肯，坚持自己来写，而且一字一画都十分认真。我誊写之后，先生都要细致检阅一遍，特别是其中涉及到的若干人名、地名、书名、期刊名、数字等，包括少数英文、法文的原文，核对得尤其仔细。

    我清晰记得，有两个英文字我写得过连、过于潦草，詹先生又一字一笔地重新在上方写了一遍。还有个别小问题，因时间久远，先生已经记不太清楚，我觉得大体不差就算了，但先生不然，或让我查找，或他亲自查找，一定要找到确凿证据才肯下笔。

    此前，早就听说詹先生“无徵不信”的学术品格，由这件事得以亲身体会。这些事情虽然不大，但我从中能真切感受到，先生一丝不苟的治学态度和严谨求实的学者风范，这也正是先生一生坚持的学术品格。

送 别

    想到这里，还应说一说詹先生做研究的生活条件。我们现在说住得窄，还在常常调侃曰斗室。先生写东西的那一间房子，着实才是一间斗室。如今20年过去了，往事还大略记得。一张不大的桌子，就是先生的书桌。一把椅子，旁边是一张宽大的木头架子床，被褥多翻移在一边，卡片、资料、书本等便都摊开在这张架子床上。先生所做一切学术研究就是在这样的物质条件下完成的。

    这恐怕也是那个年代老一辈学者从事学术研究工作简陋生活条件的一个缩影。对比我们现在的生活条件，对比我们现在的学术所得，不仅汗颜，更应自省。

    詹先生在学术上认真求实，生活上却极平易。跟先生联系、求教的那段时间，他从不摆架子，不以长者自居。编撰年谱时，第一次从先生家出来，他一定要送我，极其费力地扶着扶手，要从椅子上站起来。先生身宽体胖，病后身体虚弱，行动不大方便，可以想见，对先生而言，这并不是一件容易事。我扶着先生，说了几遍，推让了半天，才出得门来。

    在詹先生家里，写作的空闲，他也常常和我聊天，唠家常，并很关切地询问生活、学习方面的情况。那时，先生因身体原因已基本不去所里，但他还是非常关心古籍所的事情，询问相关的人、事，包括我们几个硕士生的情况。举凡研究生的生活环境、住宿条件、吃饭问题（所里没有学生食堂），读书的条件、订阅的期刊，等等，先生都不厌其烦，仔细询问。听到一些他认为满意的回答，先生便爽朗地开怀大笑；听到他认为不大满意的回答，他便轻轻地摇一下头。

    詹先生待人和善、关心学生的品格由此可见一斑。光阴荏苒，这些事情虽已过去二十多年，回忆起来，往事却仍历历在目。

    然而，不曾想到的是，这以后再能和詹先生见面竟是在病房之中了。

    1998年年末，詹先生因病住院，最后的那一小段时间，因人手不够，我们几个硕士生便轮流去医院陪护。先生那时已经不能下地，甚至连坐起来都较为困难，由于病情严重，腹部鼓起来很高，多数时间只能仰面躺在病床上。

    但詹先生始终开朗、乐观，笑对生活，精神状态丝毫不像一个年过八旬且病痛缠身的老人。先生爱说话，而且声音较大，言语、声调中听不出一点儿忧郁和悲观。有时精神稍好一些，他还主动和我们说话，聊天。当时，刘崇德师的专著《新定九宫大成南北词宫谱校译》刚刚付梓不久，詹先生一直很惦念这件事，详细询问了书的编辑、出版，甚至开本、定价等诸多具体细节和问题。

    然而，印象最深刻的还是去医院的第一天。那天，我们第一次进病房陪护，詹先生仰面躺着，得知有人进来，即问是谁。又问我们为什么来，是谁让我们来的，然后大声地说，“你们不要来，你们回去！你们回古籍所，你们回去读书！”过了一会儿，看我们没有走，先生又再次大声说，“你们不要在这里，都回去。让詹福瑞来！”因此，后来我们再去，有时便不在房间里多待，只是过一段时间悄悄地进去，稍停一下即出来，或是从门外探头，看没什么事便多数时间在外面守候。

    这件事给我留下了极深印象，那一刻先生的言语、声调至今仍记得清清楚楚。同时，此事也令我深有感触，一方面，詹先生非常关心爱护后学门生，生怕耽误了我们的功课、学业；另一方面，也可看出先生与吾师詹福瑞先生的深厚情谊。那一段，先生病情已经相当危重，但他不提别人，唯独念念不忘詹老师，从中看到的是他们之间非同一般的师生之谊。

    然而，出人意料的是，此后不久，詹先生竟驾鹤西去，与我们永诀。那是一个清晨，记得当时同门师兄弟有的回了保定，有的回了天津的家里，古籍所只我一个人住宿。一大早天刚亮，我才起来一小会儿，尚未吃早饭，古籍所资料管理员张峻亭老师打来电话，悲切地说詹先生去世了。我听了心里“突”地一跳，连忙跑到前院学校驻津办事处的办公室给刘崇德师打电话，报告这一噩耗。刘老师闻听，立刻从家赶去医院。同时，我随张峻亭老师也赶忙往医院跑。一进病房，看到詹先生静静地躺在床上，安详而平和。随后，在护士的安排下，我们几个人一同护送詹先生离开病房。回到古籍所，大家即在刘崇德师的带领下开始料理先生的后事，随即詹福瑞师便带人从河北赶到了天津。

    当时由于詹先生的亲属多在国外，先生的后事主要由他的弟子负责料理，前述多位先生的弟子门生纷纷从全国各地赶赴天津，几天里默默付出，忙碌操持。追悼仪式过后送别先生，多位弟子列队扶灵，詹福瑞师执嫡长子之礼。先生身后，弟子们的这些举动无疑更加体现了詹先生与学生之间的深情厚谊。

传 承

    这些事情过去很久了，但现在想起来心中仍倍感酸楚。然而，转过念头从另一面想，我们也应当抹去眼泪。沾溉后人，其泽也远。看看如今詹先生桃李遍天下，看看先生的门生、后学所取得的成绩，以及大家对先生学术思想的继承与发展，我想，我们应当振作并坚定，沿着先生开辟的事业继续前行。看到这一切，我相信，先生定会含笑于九泉之下。

    这篇文章的初稿写于十多年前的2006年夏天，母校河北大学举行“纪念詹锳先生诞辰九十周年暨詹锳先生学术思想研讨会”，先生的亲友、弟子、后学四十余人参加会议，文章曾在会上做内部交流。

    2016年夏，在詹锳先生百年诞辰纪念会暨学术研讨会之前，我又在旧稿的基础上略加修订、补充。特别是这年春天，河北大学整理出版詹先生全集，任文京老师来电，说老师们让我再把《詹锳先生年谱》修订增补一下，翻阅资料、整理年谱期间又勾起不少往事，因此就决定还是再做一次修改。

    另外，这事过程中旁带的一点感想亦值得一记。年谱修订完毕，任老师呈詹福瑞、刘崇德诸师审阅。年谱中，詹先生民国期间发表于《东方杂志》等处的三四篇论文，由于年代稍远，个人偷懒，就没有去注明具体刊期，詹师审阅后标红垂示，是否能查到准确刊期。接到任老师转来的这份审阅意见，我心里真真惭愧不已，于是赶忙想办法，用了不算太长时间，就顺利查到了对应的准确刊期。

    詹先生一生秉持无徵不信的学术品格，从这件事不难看出，这一品格在以詹福瑞老师为代表的一辈学者身上已然得到传承，然于我们这些后学、晚辈身上则未必尽然，一部分同学能够做到严谨求实而且成果斐然，一部分则还有待进一步努力。这一点，我今后无疑要时常提醒自己。

    人的一生会遇到许多事情，有些事情当时似乎很要紧，很不一般，但事过境迁，不定什么时候便悄悄地随风而逝，忘得无影无踪了；有些事情则正相反，当时身在其中，或许并未有什么特别的感受，但多少年过去却依然不能忘却，甚至历久弥新，成为一生永久的记忆。

    岁月悠悠，光阴流逝，每当想起昔日在津期间的这些往事，詹先生的音容笑貌则宛在眼前。记得当年在古籍所读书的那一年多，前半一段，天气好的时候，先生偶尔也会去所里看看。犹记当年，马场道上，古籍所闹中取静的院子里，一张椅子摆在院子中央，先生静静地坐在椅子上，端详着院中的草木，端详着院中的人和事。这一幕场景，仿佛一张照片，长久而清晰地定格在我的脑海中。

    （作者：林大志，系文学博士，闽南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院长、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研究领域：魏晋南北朝隋唐文学。）

    （本版图片均为资料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