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塘江游记述论

    钱塘江是浙江第一大江，同时又是“浙东唐诗之路”的起点，有“浙江”“制河”“渐水”“罗刹江”“之江”“曲江”等名，浙江省即因钱塘江古名“浙江”而得名。钱塘江以新安江为上游，流经桐庐，是富春江，再至杭州闻家堰，为钱塘江，注入杭州湾。

    钱塘江流域是我国南方文化的重要发源地，吴越时期便已有人居住。古往今来，无数文人墨客游历于钱塘江畔，他们或发登山临水之妙言，或抒观江泛舟之情怀，所成游记不仅为钱塘江注入文化底蕴，更具有很高的文献与文学价值。这些赋、序、书信等游记文本甚夥，但却散落于各类书籍中，缺乏系统专门的整理与研究。且目前学界对地方性游记的研究处于相对缺失状态。本文拟对列代钱塘江游记的作者、作品与审美等问题作出初步考述，以期挖掘并深化钱塘江旅游文学的内涵，进一步推动游记文学，尤其是地域性游记文学的研究发展。

一

    钱塘江游记的作者可以分为浙江本土作家与侨寓游历作家两类。

    据现有资料统计，自古及近，有名可考的浙籍作家共十四位。即吴兴吴均、婺州骆宾王、钱塘吴自牧与高濂、海盐王文禄、余姚黄尊素、钱塘吴锡麒、绍兴张岱与王思任、富阳郁达夫、平湖赵维寰、桐乡丰子恺、江山汪汉滔、衢州徐映。其中有六人需重点关注。

    吴均，南朝梁时人，有骈文游记《与宋元思书》，记述从富阳至桐庐的富春江水行观感受。骆宾王，有《钓矶应诘文》，记录游历严子陵钓台钓鱼赏玩之事，全文以问答言志为主，颇为生动。吴自牧，宋末时人，作笔记体游记《观潮》，重视对当地民风习俗的描绘。高濂，明万历时人。其《六和塔夜玩风潮》，以独特的视角，描写了夜晚钱塘潮的景色。吴锡麒，乾隆时进士，曾为翰林院庶吉士，授编修，官至国子监祭酒。有《经七里滩记》，在游历中融入自我感慨，以游记寄托追求高洁情操之心。郁达夫，作《钓台的春昼》与《过富春江》二文，前者记录由富阳经桐庐一路的山川古迹与风土人情，并寄予家国之思，后者则记叙与英国军官朋友同游之事。

    除浙江本土作家外，侨寓作家实际上是钱塘江游记创作的主力军。他们或赏游，或宦游，或流寓，为钱塘江挥毫落墨。据现有资料统计，侨寓作家共二十二位，其中八人颇具代表性。

    顾恺之，晋陵无锡人（今江苏无锡），作《观涛赋》，极尽敷写钱塘江潮的磅礴气势。范仲淹，苏州吴县人。有《桐庐郡严先生祠堂记》，重在表彰严光的高尚情操。范成大，平江吴郡人（今属江苏苏州）。其《元日登钓台记》记录元日与家人同登钓台拜谒古人遗迹，上山赏雪等事。周密，祖籍济南，先人因随高宗南渡，流寓吴兴，置业于弁山南。一说其祖后自吴兴迁杭州。其作《观潮》是一篇短小精悍的速写小品，将浙江怒涛，水军演习，吴儿弄潮与兵民、皇室观潮的情态逼真再现。方回，徽州歙县人（今属安徽）。作《钓台记》赞美严子陵与汉光武帝刘秀之间的友谊。郑日奎，贵溪人（今属江西）。作《游钓台记》，多番描述钓台双峰高峻、草木别致、江水清冽等风光，表达对隐逸生活的向往。梁章钜，祖籍福建长乐，清初徙居福州，有《秋涛宫》，详细记述在杭州秋涛宫观潮的经过。侯鸿鉴，江苏无锡人，近代教育家。作《严陵访古记》描述钓台所见古迹，寄言心声。

    由此可知，历代钱塘江游记，以作者观之，既有隐逸江湖者，又有身居庙堂者。以时序观之，上溯魏晋，下迄近代。以文体观之，既有传统游记，又涵盖赋、序、书信诸体。作者甚夥，品类丰茂，为钱塘江游记文学的研究奠定了基础。

二

    本文论述的钱塘江游记，“钱塘江”主要指向流经杭州及下属各县市的钱塘江干支流，包括钱塘江下游干流、富春江、新安江、桐江等。列代钱塘江游记的创作主题主要有三类。

    其一，登临怀古，以严陵钓台为主体，发思古之幽情。骆宾王《钓矶应诘文》、范仲淹《桐庐郡严先生祠堂记》、方回《钓台记》、王世贞《登钓台赋》、郑日奎《游钓台记》、郁达夫《钓台的春昼》悉属此类。这些游记融情致理思于山水之间，记叙了严子陵与汉光武帝刘秀的情义，并高度评价严子陵，由衷赞美了他不怵权贵、不慕虚荣、淡泊名利、追求自适的高风亮节。其中郑日奎虽以“游钓台记”为名，但其仅仅道经七里滩，并未登临钓台，只因倾慕严子陵，于舟行经钓台之时，极目远望，心驰神往，入梦神游，极尽想象之能。

    其二，富春武林之游。这一类游记，以游览富春江为行文主线，描绘迤逦清丽的风光，间以典故穿插。如王叔承《富春武林游记》、黎遂球《过七里泷记》、吴锡麒《经七里滩记》、王义祖《春江水灯记》、周天放《富春江游记》等。其中以周天放《富春江游记》最为代表。这一篇游记由《富阳》《江行》《桐庐》《上滩》《钓台》《归舟》六篇组成，记载了过富阳，泛舟行，入桐庐，登严滩，上钓台，最后登舟而回，游览富春江的经历。富春江最美在桐庐，七里泷峡谷两岸岩石陡立，山色青翠秀丽，江水清澈碧绿，在山水之间还分布着许多古迹。“严陵问古”“双塔凌云”“子胥野渡”“七里扬帆”“葫芦飞瀑”，每一处景点或秀美怡人，或有一段清幽故事，引人入胜。

    其三，钱江观潮。钱江大潮作为钱塘江精神的重要标志，是历代钱塘江游记的写作热点。晋有顾恺之《观涛赋》，宋有吴儆《钱塘观潮记》、周密《观潮》、吴自牧《观潮》、罗公升《浙江观潮赋》，元有沈干《浙江赋》、董朝宗《浙江赋》，明有王文禄《钱塘江观潮记》、陈仁锡《十五月纪（是日观潮）》及《十八月纪（是日观潮）》、黄尊素《浙江观潮赋》、张岱《白洋潮》、赵维寰《观潮》，清有戴名世《观潮》、袁学谟《钱殿观潮赋有序》、梁章钜《秋涛宫》，近代有丰子恺《钱塘江看潮记》、陈恨石《曲江观潮记》、徐映璞《海宁观潮记》等。观潮之地甚夥，有在杭州秋涛宫处，也有在曲江、海宁等处。其中清人柳堂《记浙江大潮》一文颇见新意。该文非一时记游之作，而是综合多次游历经验书写而成，类似于现代的旅游指南。开篇即说明记游原委，随后详细记述钱塘江源流，考查钱塘江潮讯的形成，并向读者介绍钱塘江干流的历史变迁与潮水的最佳观测点，甚至还介绍了观潮防护措施。观潮结束后，又泛览海宁名胜，对每一处景观如数家珍，娓娓道来。虽以介绍性文字行文，但剪裁得当，饶有意趣。

    由此可见，这些钱塘江游记，或寄山水秀色，或抒不平之气，或述民俗佳节，不仅传承了“仁者乐山，智者乐水”的传统文化，还向世人展现了炎黄子孙丰富多彩的生活图景，颇具史料价值。

三

    游记兼具文学审美与地理史料双重价值，然而既往多重其地理史料价值而忽略其文学审美意蕴。

    钱塘江游记的审美艺术主要体现在三方面。

    其一，摹形绘景，场面恢宏。如前文所论，观潮是历代钱塘江游记的书写热点。宋代周密《武林旧事》中有两处写到观潮，一在第三卷，一在第七卷，以第三卷为优，绘声绘色，引人入胜。这一卷中写观潮，以“浙江之潮，天下之伟观也”开篇，从大处落笔，提纲挈领。接着补充交代“自既望以至十八日为最盛”，引出典型场面，然后转入集中描写：“方其远出海门，仅如银线；既而渐近，则玉城雪岭际天而来。大声如雷霆，震撼激射，吞天沃日，势极雄豪。”由远及近，由色相而及声势，序次井然，富有生活实感。既而以淋漓酣畅的笔触，恣意挥洒，盛夸江涛排山倒海之势。作者善于抓住描写对象的主要特征，刻意渲染，因而能以极精练的笔墨勾勒出观潮的热闹场面，成为一篇流传至今、短小精悍的速写小品。

    其二，夹叙夹议，感情真挚。诸游记中以范仲淹《桐庐郡严先生祠堂记》为典型。宋仁宗景佑元年（1034），范仲淹由右司谏被贬为睦州知州。于此任上，遂有此篇。他热情表彰严光的高尚情操，寄托自己的真挚情感。文章篇幅虽短小，但语言凝练，夹叙夹议，韵味十足。其“叙”少而精，着力于两点：第一，严光与刘秀的旧关系：“先生，光武之故人也。”第二，严光与刘秀的新交往：“既而动星象，归江湖。”相对于“叙”，其“议”则多且繁，着力于两处：一是严光“不事王侯”的高洁：“盖先生之心，出乎日月之上。”二是刘秀“以贵下贱”的大量：“光武之量，包乎天地之外。”范仲淹借严光与刘秀故事，呼吁天下士子的高尚气节与帝王应有的宽容雅量，颇有“借古讽今”之意。其以“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作结，惊艳悠远而意味深长。

    其三，情景交融，视角独特。以高濂《六和塔夜玩风潮》为最佳。此篇游记于常人所忽略处的风景落笔，描写了夜晚钱塘潮的独特景色。其开篇即言常人观潮的遗憾，遂点燃塔灯，于横空月色之下静观海门潮起：“月影银涛，光摇喷雪，云移玉岸，浪卷轰雷，白练风扬，奔飞曲折，势若山岳声腾，使人毛骨欲竖。”作者对潮来时的描写生动传神，用白雪比喻银涛之色，用轰雷形容巨浪之声，用白练模拟大潮之状，身临其境。然至此笔锋一转，忆及昔日逍遥闲适的生活，遂从名利中醒悟，并感慨世人多为名利二字所束缚。于情景交融之中阐述己志。构思巧妙，语言清丽，隽永深邃。

    概之，这些游记，审美价值颇高。为文深情，为词清丽，落墨处尽得自然真意，不虚美、不矫饰，既有恢宏大气之章，也有风流灵巧之篇，浑然天成，音韵朗畅。读来如饮醇醪，不觉自醉。

    （作者：林家骊，系浙江树人大学人文与外国语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