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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明日报 2020年02月14日 星期五

    信心,从新中国防疫史中来

    ——写在全国人民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之际

    作者:江永红 《光明日报》( 2020年02月14日 13版)

    中国著名生物医学科学家伍连德、汤飞凡、齐长庆、谢毓晋、顾方舟(从左至右)。新华社发

    1月29日,上海,工作人员演示新型冠状病毒mRNA疫苗研发实验过程。新华社发

    1958年6月,毛泽东在得知江西省余江县消灭了血吸虫后写下两首七言律诗《送瘟神》。图为人民群众拿着抄录《送瘟神》的宣传纸。资料图片

        在全国人民众志成城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之际,回顾历史无疑能使我们树立信心。著名报告文学作家江永红用新中国防疫抗疫的生动实践告诉我们:尽管遇到过各种挫折,但是在所有的传统传染病面前,中国还没有打过败仗,这得益于党和政府对防疫工作的高度重视,得益于全国同力、全民同心、全系统联动的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而我国不断发展的医学科学水平,也增强了我们打赢这场疫情防控阻击战的底气和力量。

    小小口罩立下大功

        一个陌生的瘟神,引发肺炎的新冠病毒还在中国游荡,疫情防控激战正酣,口罩成为这一特殊时段的一道“风景”。

        从眼前的口罩一下想到了一百多年前的口罩。1911年1月,在东北哈尔滨,从前一年年底开始暴发的鼠疫势头正劲。在这次防疫战中,出现了一个在中国防疫史上著名的“赌局”,“赌”啥?要不要戴口罩。一方为清廷任命的东北防治鼠疫总医官、天津陆军军医学堂的副监督(副校长)伍连德博士,他坚持医务人员和疫区人民一定要戴口罩;另一方为法国名医、天津陆军军医学堂监督(校长)兼首席教授梅斯尼,他坚决反对戴口罩。怎么回事呢?

        原来,在疫情最严重的哈尔滨,伍连德通过流行病学调查和尸体解剖,发现此次流行的是一种有别于传统腺鼠疫的新型肺鼠疫,人传人的特点非常鲜明,因此他制订了包括隔离、消毒、入户登记、病人集中收治、尸体火化、人人戴口罩等在内的防疫措施。然而,戴口罩这一条遭到几个大权威的反对,反对的理论根据是鼠疫只有鼠传人,没有人传人,戴口罩是多此一举。这个理论是被誉为细菌学鼻祖的日本人北里柴三郎等提出的,是上了教科书的,而伍连德发现的人传人的肺鼠疫,书上没有。于是梅斯尼与伍连德“打赌”,为了证明其观点正确,他坚决不戴口罩,结果一天之后他就被感染上人传人的肺鼠疫,6天之后就不治身亡了。他因为自己的固执“赌”掉了生命,同时也用生命证明了伍连德的正确。他的死让伍连德的防疫措施得以顺利实行。

        伍连德亲自设计了加厚口罩,并开设一家口罩厂,免费给民众发放口罩。在综合治理下,哈尔滨鼠疫疫情于3月1日扑灭,仅用了67天。哈尔滨鼠疫防疫战是中国现代医学意义上的防疫第一战,创造了中国乃至世界防疫史上的奇迹。创造这个奇迹的措施中有两项在当时是革命性的,一个是尸体火化,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集体火化(此前有个体);一个是戴口罩,疫区全民戴口罩是破天荒的(此前只有教会医院的医护人员戴)。这次防疫战的胜利,让国人第一次见识了科学防疫的巨大威力。很多人未曾想到,一个小小的口罩,居然在战胜鼠疫中立下大大的功劳。在这个意义上说,口罩是中国开创科学防疫历史新阶段的见证者,是战胜瘟疫的“钟馗”,相信在今天也一定能给人民带来福音。

    在防疫上,新中国没有打过败仗

        据史书记载,一次大疫,死者少则数万,多则上千万甚至上亿。“温气疫疠,千户灭门”(王充《论衡·命义》);“疠气流行,家家有僵尸之痛,室室有号泣之哀。或阖门而殪,或覆族而丧”(曹植《说疫气》)。直到新中国成立之初,传染病仍然肆行无忌,危害甚烈。在1950年9月政务院第四十九次政务会议上,时任卫生部部长李德全报告说:“全国人口的发病数累计每年约1.4亿人,死亡率30‰以上,其中半数以上是死于可以预防的传染病上,如鼠疫、霍乱、麻疹、天花、伤寒、痢疾、斑疹伤寒、回归热等危害最大的疾病,而黑热病、日本住血吸虫病、疟疾、麻风、性病等也大大侵害着人民的健康。”这么多传染病,难以一一细说,只说全国流行最普遍的“年年发生,月月出现”的天花,每年就夺走数万甚至数十万人的生命。据1950年湖南省岳阳市的调查,患天花的人占总人数的13.6%。而我国少数民族的情形更加严重,据云南西盟佤族自治县的调查,新中国成立前出生的族民中竟有近半数是麻子。全国麻子知多少?没有统计,超过千万是毫无疑问的。

        然而,人们发现:不知从哪一年开始,中国就再没有人变“麻”了,几乎见不到因患小儿麻痹症而变成的瘸子了,还有许多让人闻之丧胆的烈性传染病也难得听说了。是的!新中国成立后,我国通过免疫手段实现了消灭天花,消除脊髓灰质炎,基本消灭了鼠疫、霍乱,有效控制了其他传染病的发病率。据国家卫健委权威发布:1978年至2014年,全国麻疹、百日咳、白喉、脊髓灰质炎、结核、破伤风等主要传染病的发病率和死亡率降幅达99%以上。

        有必要特别指出的是:我国消灭天花的时间点是1961年,而世界卫生组织宣布全球消灭天花是在1979年,我国整整提前了18年。我国从1994年始再无本土脊髓灰质炎病例,比世卫组织预定的2000年消除脊灰的目标提前了6年。

        经过数十年的努力,我国已构筑起一条以疫苗为主的微生物“长城”。对已知的传统传染病而言,它既能抵御急性传染病的进攻,又可防止慢性传染病的侵蚀。慢性传染病乙肝曾经悄悄地让我国6.9亿人感染,每年因之死亡约27万人,我国因而被人称为“乙肝大国”。但是自1992年接种乙肝疫苗以来,已使全国约9000万人免受乙肝病毒的感染,5岁以下儿童乙肝病毒携带率从9.7%降至2014年的0.3%,儿童乙肝表面抗原携带者减少了3000万人。2012年5月,世卫组织证实我国实现了将5岁以下儿童慢性乙肝病毒感染率降至2%以下的目标。“乙肝大国”帽子被摘掉了。

        计划免疫是我国的发明。有计划的疫苗接种使我国人民的健康水平有了明显提高,居民平均预期寿命由新中国成立初期不到35岁提高到2018年的77岁。平均寿命是由综合因素决定的,但对传染病的控制无疑是权重最大的因素之一。

        新中国防疫史表明,尽管遇到过各种挫折,但是在所有的传统传染病面前,中国还没有打过败仗。我国已经控制或消灭了传统传染病,也有能力战胜新的传染病,17年前我们战胜了SARS即为明证。

    社会主义制度是我们战胜疫情的最大优势

        睁眼看一看:世界上还有哪个国家像中国这样,一方有疫情,八方来支援。此次武汉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全国各地、各行各业的支援可谓山海不可状其大,且不说所需物资要啥给啥,仅说医疗队员,第一批增援的就有近7000名,接着又有第二批、第三批……总数已超2万名。在决战阶段,全国对湖北的支援采取一省包一市的形式,这是一个发明,是世界防疫史上找不到的。

        再看:世界上还有哪个国家能像中国这样,一声令下,军队就冲上防疫第一线?2003年战非典,人民军队出动1000名医务人员,承包了北京小汤山医院。17年后的今天,人民军队出动4000余名医务人员,接管了武汉火神山医院。

        这些,在全球都是独一无二的,只能出现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的中国。武汉新冠肺炎疫情一出现,习近平总书记就在大年初一主持召开政治局常委会会议研究部署疫情防控工作,要求各级党委和政府必须按照党中央决策部署,全面动员,全面部署,全面加强工作,把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把疫情防控工作作为当前最重要的工作来抓。党中央的决策变成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的行动。像这样集中统一指挥防疫是党的好传统。一部新中国的防疫史昭示我们,社会主义制度是我们战胜疫情的最大优势。

        1949年10月,新中国成立伊始,就遇到察哈尔鼠疫疫情。接报当日,毛泽东主席亲自给苏联斯大林发电报求援,责成政务院总理周恩来连夜开会,成立了中央防疫委员会,由副总理董必武任主任委员,统一指挥此次防疫战。中央防疫委员会令东北人民政府将全东北的防疫队伍全部开到察哈尔,令长春、大连、北京天坛三个生物制品研究所赶制鼠疫疫苗,令北京市、天津市组织医疗队前往察哈尔,令人民解放军封锁疫区,总之是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统一行动,结果只用一个月零几天便扑灭了此次鼠疫,仅死亡75人。连共和国的敌人也不得不承认,共产党在防疫上有一套行之有效的办法。这是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所决定的,是社会主义制度的性质使然。

        鼠疫、霍乱等烈性传染病可不是第一次光顾中国。

        1917至1918年初,晋绥暴发鼠疫,绥远地方官员竟煽动愚民杀害北京来的防疫队员,大名鼎鼎的伍连德博士也险些葬身火海;而山西军阀阎锡山更绝,根本不让中央政府派来的防疫队跨进一步。这次鼠疫历时半年,最后是自然消亡的,死了1.6万余人。

        1920年10月,东北再次发生鼠疫,并蔓延至河北、山东两省,虽然伍连德等防疫专家作出了巨大贡献,中央防疫处的专家俞树棻甚至献出了生命,但由于社会制度不给力,疫情仍然无法控制,最后流行了7个月,死亡9300余人。

        新中国防疫体系的建立与毛泽东主席有直接关系。在察哈尔鼠疫被扑灭后,他对卫生防疫工作薄弱的状况忧心如焚,指示中央人民政府卫生部必须大力加强卫生防疫工作的组织和领导,于是“预防为主”被作为卫生工作的方针之一,从1950年开始在全国各城市大力推广免费接种卡介苗和免费种痘。1951年召开的全国第一届卫生防疫工作会议,提出卫生防疫工作要以危害人民最大的鼠疫、霍乱、天花等19种传染病为重点,并制定了对上述传染病的防治方案和《法定传染病管理条例草案》以及若干防疫工作具体办法。鉴于有些省、县的党政领导干部只把不饿死人当作是政府的责任,而对因不讲卫生而病死人的情况重视不够,认为这是不可避免的“天灾”这个带倾向性的问题,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了“九·九指示”,严厉批评这种倾向,要求“今后必须把卫生、防疫和一般医疗工作看作一项重大的政治任务,极力发展这项工作”。在毛主席和党中央的高度重视和督促下,在国家百废待兴、财政极其困难的情况下,1953年国家拨巨款先后新成立或完善了专门研究疫苗等防疫制品的北京、长春、兰州、成都、武汉、上海等六大生物制品研究所和检定所,并在县以上行政单位建立了专事预防疾病的防疫站(疾控中心前身),以后又在有地方性流行病的省、市、县建立了专门的防治站和专科医院,如南方的血吸虫防治站等,从此我国的防疫工作走上了正规化、制度化轨道。

        防疫是一个公共卫生问题,是一门科学,但从来不是一个纯科学问题,它是科学,更是政治。性质不同的政权,在疫情面前,可能说的话都是不错的,但实际做法和结果是迥异的。远的不说,只说被一些“民国粉”怀念不已的民国时期。1930年上海发生霍乱,许多市民得病而死,而各个卫生衙门之间为经费相互扯皮,从春天一直扯到6月,致使市民得不到预防和救治。南京政府的卫生部长不得不亲自来上海开会协调,议定了“免费注射疫苗”等三项措施,可最后“卒以筹设不及未能实现,良可惜也”(见《上海市霍乱流行之报告》,载《卫生月刊》1930年第三卷第11期)。1932年的长江流域霍乱流行的防治,是在媒体上大肆渲染的重大新闻,蒋介石都亲自出马了,结果仅在武汉、南京清理了尸体、注射了疫苗,最后还是死了约50万人。

        要控制和消灭一个传染病,仅靠一个地方、一个部门是力不从心的,全国同力、全民同心、全系统联动才能达到目的。这充分显示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我国战胜传染病,都是集中力量打歼灭战的结果。被排位头号传染病的鼠疫,在我国从肆行无忌到只有偶尔零星病例发生,驯服这个瘟神的办法,除了接种疫苗等医学措施之外,立功最大的当数“灭源拔根”,就是在疫源地灭鼠。传染媒介没有了,鼠疫就没有了。这项工作是老百姓做的。而要老百姓行动,只有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制度才有如此强的动员力。

        麻疹到20世纪90年代几乎销声匿迹,但进入21世纪后,全世界包括欧美都出现了麻疹“返潮”,我国也连续几年出现上升,于是政府果断采取措施。2010年9月11日至20日,全国统一开展了一次以8月龄至14周岁儿童为主要接种对象的强化免疫活动,10天之内接种儿童1亿人,有效打退了麻疹的“返潮”。这么短的时间,这么大的范围,接种这么多的儿童,是世界防疫史上的首次,是只有中国才能做到的。

        我国最后一名脊髓灰质炎患者1994年9月出现在湖北省襄阳县,从此再无本土野病毒感染脊灰的病例,标志着我国已消除了脊灰这一危害甚烈的传染病。2011年8月,输入性脊灰疫情突然降临我国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和田地区。虽然只感染了一个人,但国家立即作出反应,决定在全疆进行突击免疫,中国生物利用军机将1000万人份的脊灰疫苗送到新疆的6个机场,当地疾控中心接着用冷藏车送到接种点,展开接种,把这次输入性疫情扑灭在萌芽状态。

        这些事例都表明,制度优势不是吹的,而是实实在在摆在这儿。

    中国医学科学家值得信赖

        疫情的扑灭,传染病的消灭,说到底还得靠科学的手段。在疫苗出现之前,对付疫情的办法主要是隔离、切断传染源,在中国还有中医的汤药调理,这些传统的手段到今天仍然是不可或缺的。因为许多传染病特别是病毒性的传染病至今还无药可治,所以最终战胜疫病的武器不是医疗而是疫苗(类毒素、抗毒素、血清等与疫苗作用相同,为叙述方便,统称之)。

        虽然中国是古典疫苗的故乡,早在北宋真宗时期中国就有了种痘术,但在现代疫苗的研制上,我国落后了。直到1919年北洋政府成立中央防疫处,才有了第一个疫苗研发生产机构。从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前,我国的疫苗生产总体上还处在跟踪仿制阶段。由于科研条件的严重落后和帝国主义的严密封锁,连起码的仪器、试剂等都无从得到,当年的仿制甚至比今天的创新还要难。好在国家通过日内瓦转口,为各生研所订阅了欧美的科技杂志,这迟到几个月的杂志成为了解世界科技信息的重要窗口。充分利用这迟来的信息,我国疫苗科学家和工程师们自力更生,奋起直追,使疫苗的数量从10余种增加到40多种,基本满足了国家防疫的需要。国外有什么疫苗,中国很快就有了这种疫苗;国外有什么新技术,中国很快就学到了,而且在学习中有创新,在跟踪中有超越。比如,第一个发现麻疹病毒的是美国人,但中国的麻疹病毒是中国人自己分离出来的,虽然发现的时间比美国晚了3到4年,但生产麻疹疫苗采用的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组织培养法,疫苗的质量世界领先。即使是在“文革”时期,我国在20世纪70年代新研制出来的A型流脑荚膜多糖疫苗、组分狂犬病疫苗,是新型的亚单位疫苗,处于世界先进行列,狂犬病疫苗被世界狂犬病大会誉为“无与伦比”。改革开放后,随着科研条件和环境的极大改善,我国的疫苗研发和生产已经从跟踪仿制阶段进入到并跑和部分领跑的新阶段,跻身于世界“第一方阵”。疫苗数量多,品种全,可以说世界上有的,中国基本上都有。说基本上,是因为极个别品种暂时还没有,但也有我们有而别人没有的。我国的疫苗有领跑世界的,如中国生物李秀玲团队研发的预防手足口病的EV71肠道病毒疫苗,就是只有中国儿童才有的福祉;有与世界先进水平并跑的,如轮状病毒疫苗,是与美国同时上市的;还有不少疫苗虽然不是最早诞生在中国,却是世界公认的最好的疫苗,如地鼠肾乙脑活疫苗,出口量占产量的三分之二。目前我国已走出了一条自主创新与引进技术、合作研发相结合的路子,如基因工程重组酵母乙肝疫苗生产线就是从美国默克公司引进的。

        我国消灭和控制传染病的武器几乎全部是国产疫苗。中国疫苗与国外相比,各有千秋,但国产疫苗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

        首先,生产所用的毒株——疫苗株绝大多数是在本土分离和培育出来的,因而更适合中国人的体质,接种效果更好。如生产预防天花的痘苗,用的我国科学家齐长庆分离出来的“天坛株”,在世界上免疫力是最好的,副作用是最小的。再如世界上最好的地鼠肾乙脑疫苗,野毒株SA14是老一代微生物学家汪美先从蚊子幼虫中分离出来的,李河民、俞永新将其培育为疫苗株SA14-2用于生产。

        其次,我国疫苗的检定标准是世界上最高的。乍听这话,有的人也许会感到惊诧,但事实的确如此。著名疫苗科学家赵铠院士说:“我国疫苗标准很高,质量水平与欧盟接轨。在安全性和有效性检测项目方面,我国一些疫苗标准甚至高于欧盟。”我国的EV71疫苗每剂的杂质只有10皮克,这个标准是没有第二家能达到的。其研制者李秀玲自信地说:即使有人仿制我的疫苗,也仿制不出我的标准。

        再次,中国疫苗的第一个受试者是研制者本人。这是中国与外国一个最大的区别。中国的每一种疫苗在进入临床研究之前,首先要在研制者甚至其家人的身上试用,证明安全之后再给其他人用。这在其他国家是没有的,充分体现了中国疫苗科学家的献身精神。顾方舟首先让自己的孩子试服脊灰疫苗,感动了千万人。但在生物制品行业看来,这不足为奇,因为大家都是这么做的。

        上述三个特色充分体现中国疫苗科学家的科技水平和献身精神。这是一支闷头打胜仗的队伍,从不张扬,不声不响地把一个个瘟神收进了“魔瓶”。这是一支值得信赖、能带给人信心的队伍。这些科学家虽然不会给个体患者看病,但他们是古人所说的“上医”,是为大家甚至是为全人类开处方的,一个疫苗就可控制直至消灭一种传染病。

        研制疫苗的第一步是分离病毒。在新中国,每当疫情出现时,防疫和疫苗科学家总是与医疗队伍一起冲在前头,以图用最快的速度找到病原体,分离出病毒或细菌。要知道,这是一项充满危险又极其复杂的工作。在防疫史上,几十年甚至上百年找不到病原体的情况并不罕见。比如,流行性出血热开始出现在20世纪30年代,但一直到80年代初才分别由我国兰州生研所的孙柱臣研究员和韩国学者李镐旺从黑线姬鼠身上分离出来。从发现这种病到分离出病毒,历经整整半个世纪。孙柱臣在分离病毒时不幸被感染,险些牺牲。

        此次武汉不明原因肺炎疫情出现后,我国科学工作者仅用几天时间就分离出了新冠病毒并且完成了基因测序,稍懂免疫防疫知识的人都知道这是一件非常了不起的事,显示了我国科学家出类拔萃的能力。病毒的成功分离足以增强我们战胜疫病的信心,因为它至少在五个方面给人带来了希望:一、制定确诊标准有了依据;二、有利于针对病毒筛选现有药物,包括中医配方;三、可以通过病毒基因追踪溯源,找到病毒的来源和传播媒介;四、给治疗药物的研究提供了靶子;五、为疫苗的研发打下了基础。事实上,这几个方面都已经取得重大进展。

        我们是在与一个完全陌生的新冠病毒做斗争,这比战胜已知的传染病不知要困难多少倍,也必定要付出更大的代价。2009年,美国遇到了陌生的甲型H1N1流感病毒,流行几个月后才宣布进入紧急状态,造成163万余人感染,死亡28万余人(当年只报18449人,2012年更正为此数)。不加评论,即可从中读出许多意味。现在,面对疫情,有人在舆论场上兴风作浪,靠捕风捉影甚至凭空捏造来褒美贬中,散布失败情绪。因此,在信息的接收和传播上,也需要戴一个“口罩”,做到百毒不侵,保持定力,就像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只要坚定信心、同舟共济、科学防治、精准施策,我们就一定能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

        (作者:江永红,系解放军报原副总编辑,著有《中国疫苗百年纪实》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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