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作家记》：对文学的无上热忱

    “当时共我夜语人，点检如今无一半”。在新出版的散文集《名作家记》的自序中，作者张守仁先生不无怅惘地写下这样的诗句。当一个人步入老境，怀旧便是最自然不过的情感反应。流年似水，多少故人往事都化作了前尘梦影，难免让当事人怅惘不已。固然，对于一位回忆者而言，让他印象深刻的一切经历都是有意义的，但如果这些又是公众关注的内容，显然就更容易引发普遍的兴味。

    在《名作家记》中，内容的公共性无疑十分鲜明。作为文学名刊《十月》杂志的创办者之一和负责人、骨干编辑，他在漫长的编辑生涯中，与众多当代最为著名的作家交往密切，经手编发了他们的大量作品，其中不少已经成为当代文学经典。这其中肯定有着许多可以作为谈资的人物和故事，无论对于专业文学研究者还是广大文学爱好者，都具有某种意义和价值。作者意识到了用文字来记录自己的编辑生涯的重要性，这是一种使命般的驱使：“我这个《十月》老人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写下长达四十多年的编辑忆旧，记下新时期黄金岁月中旗帜性刊物《十月》的风采，录下作家们的音容笑貌、情感历程、生活细节，不让它们湮灭于历史尘埃之中。这是我晚年必须做的事，也算是我这个老编辑留存给读者的一份薄礼吧。”

    这种认识和追求，使得《名作家记》成为一本别具特色的散文集。某种意义上，可以将它看作是一部个人的新时期文学史。在这部书中，将近四十年来的中国文学的历程，包括让人们缅怀向往不已的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文学“黄金时代”，经由具体的作家和作品，都得到丰富而生动的记载和折射。但就我个人来说，阅读中最为着迷的，还是其文字间营造出的那一种真切鲜活的现场感。几乎每一篇的阅读，都可以说是对这一点的印证。从那个年代一路走过来，并且与所写到的某些人物也曾有过交往——当然从广度到深度上与作者都远远无法相比——让我尤其在意其再现描写对象时达到的效果。

    这种感觉，首先来自作者对所写对象的高度熟悉。在《最后一位文人作家汪曾祺》中，作者描绘了他眼中的汪曾祺。多年的密切交往，让他对汪老的身世经历、脾性喜好等等都了然于心。既嗜烟又好酒，还是地道的美食家，精通音律，书画俱佳，一个淡泊豁达的老派文人的形象，一种将寻常日子艺术化的生活方式，通过许多具体鲜活的故事和细节，跃然纸上。“这种才子型的文人作家、如此可爱的老头儿，只能孕育于特定的时代背景、特殊的家庭环境以及西南联大那样的教育方式。”这样的评价，来源于长期交往与深入了解后的亲近和默契。读了这篇文章，显然有助于增进对其作品独特的美学格调和深湛的艺术韵味的欣赏。

    这样的知人论世，也体现在记述徐迟的篇章中。读者通常都知晓徐迟是著名报告文学作家，写过《哥德巴赫猜想》等影响巨大的作品，开启了新时期报告文学的黄金时代，对他在音乐、诗歌、翻译方面的杰出造诣，以及远远走在同时代作家前面的对科学技术的痴迷、思考和见识，则未必很清楚。但倘若不了解这一点，对其作品中鲜明特异的艺术风格、得风气之先的题材表达等，就难以有准确恰切的认识。作者恰恰熟知作家这方面的追求，所做出的阐释便足以令人信服。

    上面只是举例说明，实际上，收入书中的总计四十余篇作家交往记、印象记，大多具有这般特色，是一种由人及文、从生活到艺术的综合的、立体的述评。这些人都是文坛名家，是头顶光环的人物，但由于种种原因，读者经由媒体传播对他们产生的认识，往往失之于简单或者片面，甚至失真变形。相信读者读了这部书，会在心中勾勒出一个个较为完整准确的人物形象。在作者笔下，对每位作家的人生经历、个性气质、艺术特点乃至鲜为人知的情感故事等等，都给予了基于亲身感受和认知的描画与概括，虽然详略不同，也每每各有侧重，但每个对象最为重要和本质的方面，都获得了具有力度的揭示，像陈荒煤的善良宽厚，宗璞的兰心蕙质，史铁生的坚忍达观，陈祖芬的童真纯净，绘画给予冯骥才文学世界的滋养，英年早逝的苇岸对大自然的谦卑、对弱小生命的悲悯等等。经由作者的刻画，这些品格或特点都呈现出某种坚实的质感。

    随着阅读的深入，读者心目中这部书的作者的形象也会渐渐变得完整而生动：一个性格内向但执着做事的人，一个以其真诚敬业而赢得作家信赖的人。这既是作者的自我写照，也是来自作家们的一致评价。如王蒙就用自己风格独特的语言，称赞他为“和善而顽强的编辑”，“他用他的学问、热心和蔫蔫的坚持性征服了作者”，“他不吵闹，不神吹冒泡，也不是万事通、见面熟式的活动家，但他自有他的无坚不摧的活动能力。”一位编辑能够赢得这些文学名家的认可和敬重，倚仗的绝不是“粉丝”式的痴迷崇拜，而只能是他本人的不凡的眼光、见识和造诣。作者是著名编辑家，但同时也是一位散文家，一位翻译家，在这两个领域都有着高质量的建树。这样的高度，让他与作家们交往时不是仰望，而是一种平等的交流，在许多时候，还会以诤友的姿态，坦率地指出作家的缺点和不足，帮助他们进步。他与许多作家的深挚友谊，正是建立在这种基础之上，是一种高山流水般的相知相契。这一件事例就很有说服力：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在编发引起轰动的中篇小说《高山上的花环》时，他觉得原稿某个地方的表达意犹未尽、感情不够强烈，便加上了一小段话，后来小说分别改编成了话剧、电视剧和电影，每当人物说到这一段话时，台下和荧屏前的观众总是激动得泪流满面。这一段话升华了作品的境界，也令小说的作者李存葆感念不已。

    这部《名作家记》提供了弥足珍贵的文学记忆。作者记忆力超群，又常年坚持写日记，随时记录下所见所感的点点滴滴，因而他笔下所述都能够准确翔实，细微处也毫不模糊。同时，它也是一部充分而自足的美文作品，记人鲜活，叙事生动，语言饶富文采。

    本文开头援引的两句诗，出自北宋词人晏殊的《木兰花》，作者只是将原词中的“赏花人”变作了“夜语人”。我猜想，一定是因为他对有关的场景印象深刻，像写汪曾祺的那篇，就提到他多次与汪老一起出差，两人共居一室，无拘无束地神聊到深夜。我也曾经数次与张守仁先生一同外出采风、参加研讨会，记得很多年前在一次河南嵩山的散文笔会上，有一天晚上与他同宿一舍，听他谈文论艺，滔滔不绝，妙趣横生，不觉睡意全无。这样的夜晚无疑是难忘的，文学的魅力就像满天星辰播撒出的光亮一样迷人。

    读这部作品，深切地感知到张守仁先生对文学事业的无上热忱。他视文学为生命，用炽热的爱，用全部心血，浇灌文学的田亩。在很多人看来，编辑生涯单调而清苦，他却甘之若饴，矢志不渝，不为物质利益、职位升迁等种种诱惑所动。他与书中写到的崔道怡、章仲锷，都是被列入“京城四大名编”的人物，都是公认的“文学摆渡人”。中国文学有今天这样骄人的成就，与以他们为代表的无数文学编辑们的辛勤劳作和无悔奉献有着极大的关系。面对他们，无疑应该献上一份深深的敬意。

    （作者：彭程，系本报高级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