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种具有地方根基的文学批评

编者按   

    本次集纳的这两篇文章，关于地方性书写与批评的问题。

    作家的地方性书写似乎成为一条文学准则。一时兴起的“作家群”研究，也是习惯性地将作家和作品纳入一个特定地域进行审视与打量。作品中的人物，也有属于自己的“地方”。所以，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郜元宝在新书《小说说小》中专门辟出一章，谈的是“找个地方很重要”。他写道：“地点的选择提前规定了小说精神能量的大小，也提前决定了小说的成败。”在这个特定的“地方”，人物才立得住、施展得开、有生气。作家凸凹的长篇小说《汤汤水命：秦蜀郡守李冰》将李冰安置在“地方”之中用心揣摩，又让他走出“地方”，在“汤汤水命”之中构建起一个“人”的形象。

    李敬泽以《龙江文学批评书系》为由头，思考的是文学批评家是否有着自身深厚的地方根基。这是一个饶有趣味的话题。文学批评家操持着理论的武器，在文学的世界里“纵横捭阖”，是否顾得上回头看看自己的“文学故土”？很直接的看法是，人是地方性的产物，难以逃脱自身的“牵绊”，跳得越高，“牵绊”越深。对于文学批评家而言，他的“文学故土”是参照物是指示灯，只不过是潜在还是显在，忽明还是忽暗。当然，问题是复杂的、多面的。于是，我们期待聆听新的声音。

    《龙江文学批评书系》汇集了于文秀、王立宪、韦健玮、叶君、乔焕江、任雪梅、刘金祥、汪树东、陈爱中、林超然、罗振亚、金钢、郭力、郭淑梅、喻权中等15位批评家的文集，他们的文学观念和批评进路当然各不相同，所同者，这15位批评家都与黑龙江这片土地有着深刻的联系，或者生于斯、长于斯，或者求学于此、工作于此。

    地方和地理的意识一直是中国文学的一重内在结构，自古如此，于今尤甚。《诗经》十五国风，已开先河。如果确实是孔子删诗，那么这位伟大的编辑家是以“天下”的政治、地理的空间秩序作为文学的一个分类原则。他的洞见与发明在于，确认了土地、人群、风俗与文学风貌的直接联系，这种联系不仅是实然的、经验的，也是伦理的。现代以来，谈起中国文学，作家的故乡与籍贯一直是基本的批评维度之一，或者说，我们有一个认识装置，在这个装置里，一个地方如一面巨镜，一个乃至一群作家总要在这镜子里被观察、界定和指认。反过来，一个地方的一代代作家所积累的文学经验也不断印证和扩展着这面镜子，从而构成了文学的地方性传统。

    于是，当我们谈论黑龙江文学时，我们可以从萧红、萧军、舒群、罗烽、白朗开始，一路列举到今天。而现在，当这套《龙江文学批评书系》摆在面前，我们需要思考的是，“黑龙江”或者某种地方性对于批评家们来说意味着什么？

    当然，按照文学生活的常态，一个批评家总会对自身所在的地方或桑梓之地的作家或作品给予特别的关注；另一方面，作为一个基本的批评装置，“地方性”也自然会成为他的一条重要的批评进路。所以，总的来说，这15位与黑龙江密切相关的批评家，尽管他们的批评视野并非仅限于黑龙江文学，但他们对于黑龙江文学作为现代中国文学的一个地方性传统的建构发挥了重要作用。

    但现在我并非想谈论这个问题，而是在想象另外一种可能，就是一个地方对一个批评家能否产生类似于它对一个作家那样的塑造性影响？一个批评家，他能否将某种地方性影响内化于他的批评眼光，以至于我们是否可以想象一种具有地方根基的批评？

    这就远不像地方之于文学创作那样昭彰显明。文学批评作为一种志业和职业很大程度上是一种现代建构，是大学体制、文学传播机制和文学体制的建构产物。20世纪90年代以来，它更经历了一个学术化过程。而学术这件事，在本质上就预设了普遍化追求。一个作家可能认同他的地方，因为这个地方——比如迟子建的北极村或莫言的高密东北乡——可能构成差异性的根基，而一个学者，你很难想象他会心甘情愿确认他的地方性，即使他的学术关切是地方性的，这个地方性也必定有待于某种普遍性图景的认可和收编，他在很多时候——如果不是所有时候——为了显示足够的权威性，为了使自己显得可信，更倾向于隐蔽乃至遗忘自己的地方性。

    但是，我依然愿意想象一种具有地方根基的批评。在此，我又一次想起了英裔美国诗人奥登关于批评家的一段精彩论述，他在题为“论阅读”的文章中说：“我们所下的美学或道德判断，无论我们怎样努力做到客观，多少都是我们主观愿望的理性化和矫正训练。一个人尽可以写诗或小说，写他的伊甸园之梦，那可是他自己的事，然而，一旦他提起笔来写文学批评，诚实就会要求他将它展示给读者，以便让他们有所凭借，对他的判断作出判断。因此，我必须回答我以前制作的一份问卷，这份问卷提供了我阅读其他批评家的时候希望自己拥有的资料。”

    在奥登这份关于一个批评家的伊甸园的问卷中，包括了风景、气候、语言、自然动力的资源、经济活动、交通工具、建筑、室内家具和设备、公共娱乐等要素。这是关于一个批评家的“愿望”清单，但是，比愿望更深邃、更能影响他的判断的，或许还有记忆和经验，或者说，我们还可以提出一份关于批评家故乡的问卷，我们可以想象批评家们，比如这个书系的15位批评家回答这两份问卷，那么，也许他们的伊甸园和他们的故乡、他们的黑龙江会有相当程度的重叠。

    当这15位批评家把自己的书放进《龙江文学批评书系》时，他们无疑是确认了自己不仅作为个人，而且作为批评家与黑龙江文学的深刻联系。这些书已经构成了黑龙江文学传统的一部分，从不同的角度补充和扩展着那面镜子。同时，这个书系还向我们提示了另一种可能：批评家们将自己的故乡、自己的地方根基不仅仅理解为自己出发的地方，一个被生活和命运所给定的地方，他或许还可以把它化为一种选择和实践，化为一套问题意识，也就是说，不仅做关于黑龙江文学的批评，而且做一种根植于黑龙江特殊的历史、生活、文化和文学经验的文学批评。这的确也是由地方性抵达普遍性，但这样的抵达过程隐含着对普遍性的逆袭和修正。

    黑龙江作协组织出版《龙江文学批评书系》，正好最近因为种种机缘对地方性问题若有所思，比如，中国当代流行文化和大众文化中无疑有一个“东北性”问题，实际上还很少有学术梳理，于是便写了上面一篇议论。所思浅、所见陋，为的是借机向列位同行请教——窃以为，这里确实有大问题值得深入探讨。

    （作者：李敬泽，系中国作家协会党组成员、副主席、书记处书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