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发现的山东孤本

    《草墩宝卷》《嫌贫爱富宝卷》是山东地区新发现的两部孤本民间宝卷，尚未引起学术界的重视。《草墩宝卷》卷末题“宣统元年（1909）山东莱芜黄家营刘明则抄”，《嫌贫爱富宝卷》卷末题“宣统二年（1910）菊月山东莱芜黄家营刘明则新编宝卷一部”，可见两部宝卷均出自刘明则之手。《草墩宝卷》讲述的是明洪武年间的一个家庭伦理、孝养老人的故事。寡妇赵氏将卖祖宅所得的银两藏在随身所带的草墩之中来考验三个女儿是否孝顺，结果三个女儿都将她扫地出门。李天良收留了赵氏并认赵氏为母，极尽孝道。李天良孝行感天，玉皇大天尊送元宝给他，洪武帝给他全家都赐了封号。不孝之人都受到上天的惩罚，女儿女婿都遭了报应。《嫌贫爱富宝卷》讲述康煕年间安徽省徽州陈天保在父亲死后，家业凋零。岳父黄大富嫌贫爱富欲要悔婚，但未婚妻黄秀英执意嫁到陈家。在黄秀英的鼓励下，天保发愤用功，考中进士当了官。最终天保一家富贵双全，黄大富遭报应家产败光。这两部宝卷应是改编自民间故事而来，《中国民间故事集成·山东卷》所载的故事类型中有“枕头计”和“三婿拜寿”，《草墩宝卷》与前者相似，《嫌贫爱富宝卷》类似后者。

    与南北民间宝卷中常见的故事宝卷相比，《草墩宝卷》《嫌贫爱富宝卷》在形式上和内容上有明显不同。从形式上来看，虽然正文都是散韵结合，且韵文为七字句、十字句唱词，但二者都没有普通民间宝卷必备的开卷偈、结卷偈。《嫌贫爱富宝卷》以七言诗开卷，《草墩宝卷》直接以白文开卷，二者都以白文结卷。《草墩宝卷》的形式是民间唱本的常用形式。《嫌贫爱富宝卷》的白文上方还有几处残留着“讲”字，大多数“讲”字都被挖去，痕迹相当明显。在白文上方标出“讲”字，在韵文上方标出“宣”字，这其实是民间宣讲善书的文本形式。从内容上来看，它们比南北故事宝卷更重教化，不惜余力地宣扬善恶报应，说教意味非常浓厚。这种刻板说教的方式是善书宣讲的标准模式。虽然普通民间宝卷也极重教化，也宣扬善恶报应，但相对要灵活得多，艺术得多。

    为什么《草墩宝卷》《嫌贫爱富宝卷》与善书相似呢？显然是在基层社会都极为流行的善书宣讲与宣卷发生了密切的关系。随着清代中晚期的社会变迁，宣讲圣谕制度在基层社会执行的过程中又生发出能被民众接受的故事性较强的善书宣讲。这种民间的善书宣讲逐渐脱离官方色彩，以宣讲通俗易懂的教化故事为主，渗透到基层社会的日常生活中。基层社会中的乡绅、士人、工商富裕阶层、教团人士和普通民众都参与到善书的制作、宣讲、印售、改编、聆听等各个环节之中。清代中晚期，善书和宝卷同时流行于基层社会。二者能产生交集的根本原因是受了明清劝善运动的影响。明代开始大兴的劝善运动席卷了社会各阶层，建立起全社会对善恶报应的普遍认同。尤其到了清代，劝善运动更为成熟。官方的圣谕宣讲趋于完善，由上而下的劝善制度更有秩序；基层社会的精英阶层（乡绅、士人及工商富裕阶层）成为民间社会劝善的主导力量；嘉庆以后，许多民间教团隐没了政治上的危险性，以温和的劝善面貌公开出现，善恶报应成为教理、教义中的重要内容，行善是信仰践履的主要方式；民众的劝善活动则以宣卷等多元的、寓教于乐的方式自然生发。在基层社会中，大致存在着三种比较强大的劝善力量：第一种是由乡绅、士人及工商富裕阶层组成的劝善共同体；第二种则是民间自发自为的介于有无组织之间的普通民众的集合体；第三种力量——民间教团——灵活地游走、渗透于两种力量之中。三种力量在基层社会中交汇交融，相互影响。受善恶报应观念影响，民众在宣卷活动中自觉加入了更多教化、劝善的因素。而乡绅、士人及工商富裕阶层（他们中的很多人也是教团中人）看到了宝卷在民间社会的强大作用，也想借宝卷来劝善，于是也编写起宝卷来。他们编写的宝卷以劝世为目的，可称之为劝世文宝卷。劝世文宝卷中有《太上感应篇宝卷》这类改编自经典劝善文的，也有《孔圣宝卷》《潘公免灾宝卷》《醒心宝卷》《针心宝卷》此种新编的。这些劝世文宝卷使用教派宝卷或民间宝卷的形式，内容上多是说教，即使有故事情节也极为薄弱，绝大多数没有留下被宣演的记录，它们主要是通过具有教团背景的善书房刊刻流通。在看到宝卷的强大作用的同时，他们也看到了民间宣讲善书的强大作用，对民间宣讲也进行了改造，并冠以宝卷之名来扩大影响。大致来说，有两种改造方式，或是用善书形式编写宗教祖师传记名之为“宝传”，或是改编善书故事或民间故事而名之为“宝卷”。这两种改造方式有一个共同特点——在形式上或内容上乃至形式和内容上都模仿善书，而且都造成了宝卷与善书的混淆和合流。一些“宝传”综合使用了宝卷和善书的形式，既可称为“宝传”，又可称为“宝卷”。更有甚者，仅仅是把宝传改名为宝卷，例如《草墩宝卷》《嫌贫爱富宝卷》的抄写人刘明则是教团中人，他抄写的《马玉祥成仙宝卷》实则是抄袭善书形式的《成立宝传》而来，仅是将主角成立替换成了马玉祥。改编善书故事或民间故事的除了《草墩宝卷》《嫌贫爱富宝卷》之外，还有改编自女善书《闺阁录》的《稽山赏贫宝卷》，改编自著名善书《宣讲拾遗》的《爱女嫌媳宝卷》，改编自“杀狗劝夫”故事的《佛说赵妻借端宝卷》等。它们的形式多是善书形式，但去掉“宣”“讲”后就摇身变为宝卷。正是民间社会中的精英阶层——乡绅、士人及工商富裕阶层（他们中的很多人也是教团中人），促成了善书和宝卷的合流。

    宣卷的盛行是民间社会自为性发展的结果，善书侵入宝卷造成二者的合流则体现出民间社会中的精英阶层对基层社会的控制和引导。善书侵入宝卷后产生的一批善书型宝卷总体上内容单一，数量不多，艺术上比较粗糙。《草墩宝卷》《嫌贫爱富宝卷》之类就是善书型宝卷中最生动的，也是艺术成就最高的了。

    （作者：车锡伦，系扬州大学文化研究所特聘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