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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新年初始，中东便爆发2011年以来最大“黑天鹅事件”——伊朗“圣城旅”最高指挥官苏莱曼尼遭美国暗杀。该事件使原本高度紧张的美伊关系雪上加霜，同时也使美国在中东难以全身而退。可以预见，正反经验教训只会坚定伊发展自己核能力的决心，而美国在中东维持霸权的成本也将日益加大。
暗杀“用力过猛” 美伊矛盾难解
苏莱曼尼事件的发生偶然性中有必然性。过去几十年来，美国始终将伊朗视为“眼中钉”，想方设法对其围堵遏制。这次特朗普下令暗杀苏莱曼尼，实际是美国持续加大对伊朗围堵遏制力度的最新体现。美国敌视伊朗主要有三方面原因：其一，这是由美国的全球战略决定的。美国作为孤悬于欧亚大陆之外的海洋大国，其在欧亚大陆的核心目标，就是防止出现潜在挑战者，阻止欧亚大陆内部整合，为此想方设法制造纠纷、动荡、冲突，以便使美国从容扮演“离岸平衡手”角色。冷战时期，美国对欧亚大陆的“巨无霸”苏联采取遏制政策。苏联解体后，美国一度陷入战略对手迷茫，搞不清谁是主要对手。“9·11”事件发生后，美国很快将恐怖主义锁定为主要威胁，将中东视为美国塑造“国际新秩序”的主要突破口。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伊朗作为中东地区大国，日渐成为美国的打压重点。伊朗素有大国抱负，对外政策独立自主，并将“反美反以”作为基本国策。
尤其是进入21世纪后，中东几次地缘格局重大变动（2001年阿富汗战争、2003年伊拉克战争、2011年阿拉伯剧变），均使伊朗从中受益，相对崛起态势越来越明显。这让美国如坐针毡，将遏制削弱伊朗乃至推翻伊朗政权视为战略性目标。因此，美伊矛盾是结构性矛盾，很难轻易化解。由此不难理解，尽管伊朗在“9·11”事件后积极配合美国反恐，向美国伸出橄榄枝，但小布什政府并不领情，反而将伊朗冠以“邪恶轴心”“暴政前哨”等种种恶名，并将伊朗列为继伊拉克之后的“下一个目标”。2015年以来，伊朗希望借伊核协议达成缓和美伊关系，不料特朗普上台后翻脸无情，不仅单方面退出伊核协议，还对伊朗“极限施压”，使美伊关系紧张到前所未有的程度。
其二，这是由美国的中东战略决定的。美国在中东有几个战略性利益，如保证以色列安全、防扩散和防止敌对地区性大国崛起，还有就是维持石油用美元计价等。而伊朗几乎对美国的所有上述利益都构成了挑战：扬言将“以色列从地图上抹去”威胁到美中东铁杆盟友的生存安全；发展核计划戳到美防止核技术扩散的痛处：伊朗的壮大本身也威胁到美国悉心建立的中东地区秩序；用欧元取代美元进行石油交易，直接威胁到“美元霸权”的根基。
因此，伊朗是美国在中东维系霸权统治的最大“拦路虎”。美国“如何控制中东”的问题，很大程度就变成了“对伊朗怎么办”的问题。2007年3月，美军退役四星上将韦斯利·克拉克（1999年科索沃战争时任北约联军总司令）接受采访时称：“我们准备5年内干掉7个国家，开始是伊拉克，然后是叙利亚、黎巴嫩、利比亚、索马里、苏丹，最后是伊朗。”这些年来，美国打着“反恐”和“民主改造”的旗号，已经导致伊拉克、利比亚、苏丹等国出现政权更替，叙利亚也在持续内战中元气大伤。伊朗就成为美国在中东称霸的最大障碍，乃至是唯一障碍。特别近年来伊朗地区崛起加快，使美伊“崛起与反崛起”的矛盾重趋激烈。由此不难理解，2017年特朗普上台后对伊强硬政策变本加厉。
其三，这是由美国现任总统的个人执政风格决定的。特朗普是商人出身，其外交注重“成本—收益”分析，“美国优先”口号是这种理念的直接体现。这种“交易型现实主义”在美伊关系中体现得尤为突出。在特朗普看来，伊核协议对美国是个“亏本买卖”，其不满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一是没有永久解决核问题；二是没有限制伊朗导弹开发；三是没有遏制伊朗在中东的扩张政策。因此特朗普最终在2018年5月单方面退出核协议，并对伊朗进行“极限施压”。按照特朗普的盘算，“极限施压”可迫使伊朗乖乖坐到谈判桌前，签署对美国更加有利的新协议，实现美国利益最大化。不料伊朗“不按套路出牌”，反而重启核计划，导致美伊对抗重新升级。此次特朗普下令暗杀苏莱曼尼，本意是报复伊朗支持抗议者强闯美驻伊拉克使馆，同时遏制伊朗地区扩张势头，但“用力过猛”，导致美伊对抗进入到前所未有的失控状态。
美国在中东陷入更大困境
特朗普这次暗杀苏莱曼尼所得有限，为此付出的代价则难以估量。在可预见的未来，美国在中东战略处境更加困难，乃至有可能重新陷入战争泥潭。
首先，美国与伊朗乃至整个中东什叶派阵营结下死仇。美伊互为宿敌，但特朗普上台使伊美仇怨越结越深，尤其2018年美国单方面撕毁伊核协议，并对伊朗“极限施压”，不仅导致伊朗白白削减核能力，还使伊经济空前困难。这次美炸死伊朗备受爱戴的苏莱曼尼，令伊“旧恨未了，又添新仇”，进一步使美伊关系打成死结。
需要指出的是，苏莱曼尼事件不仅使美国彻底得罪伊朗，还无形中与整个中东什叶派阵营结怨。这些年来，伊朗利用中东乱局，初步构筑起“什叶派新月带”。据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研究估计，伊朗代理人网络的战斗力已从2011年的11万~13万人，增至2018年的14万~18万人。因此，美国与伊朗结仇，无形中等于与整个什叶派阵营为敌。1月9日，伊拉克民兵组织“正义联盟”秘书长哈扎里称，将对美国进行“地震级”回应，为其遇害的领导人穆汗迪斯复仇。黎巴嫩真主党、也门胡塞武装也宣称“要为苏莱曼尼复仇”。这些什叶派民兵组织属非国家行为体，政治顾虑少，行动自由度大，报复方式无所不用，这令美国防不胜防。有媒体称，华盛顿正面临一个能通过其伙伴发起反击，且不留下“任何清晰指纹”的伊朗政权。而伊朗及其什叶派代理人对美国死缠烂打，将极大牵扯和分散美国的战略资源。
其次，在伊核问题上再次陷入“战与和”的两难处境。伊朗核问题涉及核扩散问题，一度成为中东最有可能引发战争的地区热点。2015年7月的伊核协议使伊核危机实现“软着陆”，等于拆除了引爆地区战争的导火索。然而，2018年特朗普贸然退出协议，使这一“潘多拉魔盒”重新打开。此后，伊朗采取“小步快走”方式，分阶段恢复核活动。苏莱曼尼死后，伊朗宣布中止履行伊核协议最后一个限制，即“离心机数量的限制”。这意味着伊核协议基本失效，伊朗将放开手脚进行核研发。
伊朗重启核活动，势必不会再与美国和谈，并很可能走核武化道路。此前，伊朗在核问题上屡遭美西方戏弄：2003-2005年伊暂停核研发两年，但未换得西方任何回报；2015年伊核协议达成后，伊朗认真履约，美却单方面毁约。伊朗素有大国抱负，始终将掌握核能力视为提升自豪感，跻身大国行列的“通行证”。从国际经验看，2003年利比亚主动放弃核计划，最终却被西方摧毁。
正反经验教训只会坚定伊发展自己核能力的决心。有分析称，美国在伊朗面临局面，类似当年美国废除1994年与朝鲜达成的《框架协议》后的状况。1994年10月，克林顿政府与朝鲜达成协议，朝鲜同意停止建造核反应堆，但小布什上台后退出朝核协议，最终促使朝鲜走上制造核武的道路。一旦伊朗出现核武化迹象，美国恐将重新面临“打还是不打”的困扰：不武力阻止，伊朗可能迈过核武门槛；武力打击，美将再次陷入地区战争。
第三，美国在中东维系霸权的成本明显增大。当前美伊对抗螺旋式上升，伊朗的最终目标就是将美国彻底赶出中东。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1月8口公开称：“美国在中东的存在必须终结”；总统鲁哈尼同日宣称，将所有美军赶出中东是对美暗杀苏莱曼尼的“终极答复”。美伊在中东的利益和力量分布犬牙交错，双方争夺将无处不在，并呈现“低烈度、非对称、长期性”特征，由此使美国深陷中东泥潭。美国已不可能像过去那样，低成本维护在中东既得利益。
需要指出的是，伊拉克是美国中东霸权体系的薄弱环节，也是伊朗驱逐美国的突破口。在伊拉克，伊朗占据“天时地利人和”。天时方面，美多次军事行动无视伊拉克领土主权，促使伊拉克朝野在“反伊朗”与“反美”之间优先“反美”。这次苏莱曼尼来访，原本是会见伊拉克总理马赫迪，传达伊朗与沙特缓和关系的口信。美国在伊拉克领土上斩杀政府请来的客人，这种鲁莽而血腥的做法，击穿了现代国际关系的下线，也极大激怒了伊拉克政府。伊拉克1月5日已公开对美驻军下达“逐客令”，美在伊拉克军事存在正失去合法性。地利方面，两伊地理毗邻，人员和物资往来方便、密切，伊朗在伊拉克与美国博弈，既能达内线作战效果，也避免与美迎头相撞，还可就近填补美撤军留下的权力真空。人和方面，伊拉克近60%民众属什叶派，什叶派高层与伊朗交往密切。这些年来，伊朗在伊拉克苦心经营，亲伊朗什叶派民兵组织已超10万。拥有14万人的“人民动员部队”虽是伊拉克国家准安全部队，但已被伊朗强力渗透。这些民兵组织成为伊朗打击美国的主要王牌。
此前，美国一直在中东进行战略收缩，在中东地区则希望以尽可能低的成本维护既得利益。特朗普“美国优先”的政策，实际就是力求以尽可能少的投入获得尽可能多的收益；美国抛出组建“阿拉伯版北约”倡议，目的是“让中东人管中东人”；推动也门内战降温、逐步从叙利亚撤军，以及此前美国在与伊朗博弈时不愿动武，都表明美无意在中东恋战。而随着苏莱曼尼之死，中东火药桶的引信已然点燃，美想全身而退几无可能。
（作者：田文林，系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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