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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明日报 2020年01月13日 星期一

    驿站体系与清代远距离国家治理的有效实现

    作者:刘文鹏 《光明日报》( 2020年01月13日 14版)

    ①鸡鸣山驿位于今河北省张家口市怀来县,为明清时期的冲途大驿。资料图片

    ②清光绪时期的兵部火票,为官员动用驿站的凭证。资料图片

    ③清同治时期驿站排单。此件为同治十二年(1873年)十月二十二日封发,历驿站70处,于十一月十五日到达锡山,行程横跨五省近4000里。资料图片

        清朝承袭并发展了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大一统格局,同时也要应对如何在一个地域辽阔的疆域内克服空间与距离的困难、实现对国家有效治理的问题。而接力式驿站体系是传统王朝国家解决远距离信息、资源输送问题最主要的途径。驿站体系的建设与完善使清朝建立起一套政治、军事、经济以及信息等以接力方式长距离输送的机制,在很大程度上有助于中央对边疆地区直辖性管理体制的确立。而对这一问题的梳理,也有助于我们对所谓“新清史”的偏颇与失实有更全面深入的了解。

    清朝建设驿站体系的成就

        清代驿站体系由行省区的“驿”和藩部地区的“台站”两部分构成。清代以前,驿与站二字是分开用的。清朝整合了明代留下来的馆驿、递运所,将其合而为一,使其承担信息传递、物资转运和官员接待三种功能。光绪朝《清会典》载“各省腹地所设为驿,盛京所设亦为驿”。而大多位于东北、蒙古、新疆或青藏等地带的驿站常被称为“台”“站”“塘”。“台”初为补给储存之地。“站”来自于蒙古语,如元代之站赤,清代也沿袭了蒙古语的这一称谓。“塘”则专递军报。与行省区所设“驿”一样,藩部地区的台站亦具备信息传递、物资转运和官员接待三种功能,使官员信使、军队官兵出塞入关皆可实现无缝对接。实际上在满语中,“驿站”“台站”用同一个词表示,并无区别。

        相比明朝,清朝驿站体系发展的最大亮点是向东北、北部、西北、西南边疆地区的延伸。康熙时期,清朝为了驱逐侵犯黑龙江流域的俄罗斯势力,强化东北地区的军事防御体系,拓展了从盛京开原以北经吉林到黑龙江北岸的驿站。之后,为了防范蒙古准噶尔部对内外蒙古的侵扰并与之决战,康熙帝下令设置出喜峰口、古北口、独石口、张家口和杀虎口通往内蒙古地区五路驿站,其中张家口一路驿站可以延伸到乌里雅苏台、科布多地区,这使清朝北部驻防体系得以渐趋完善。也是在康熙末期,驱准保藏战争的进行推动了清朝在元明两代基础上,重设由青海、四川至拉萨的两条驿路。乾隆时期的平准战争获胜后,清朝将天山南北地区的各路临时台站调整为正式驿路,完成了新疆地区内部驿站系统的构建。这样,在承袭内地行省区驿站体系的基础上,清朝把驿站由京师延伸到从东北到伊犁和帕米尔高原、从阿尔泰山到青藏高原,并把分布在这一极为广阔地区的驻防地和纵横东西、长达万里的卡伦连接起来。由此在清代中国的广阔版图内,形成了巨大的驿站网络。按照明清时期的里程计算,由京师至广州的驿程距离是5604里,到昆明为5910里,再经昆明至中缅边境也不过7000里。雍正时期,清朝与准部对峙时,北路由京师到喀尔喀蒙古科布多前线的距离是6280里,西路到新疆哈密的距离约为7100里。也就是说,以京师为核心的7000里(约为3000公里)大概构成了清朝在雍正时驿程的最远距离,这个距离也是清朝在当时军事指挥的最大半径。但至乾隆中期,京师至拉萨、伊犁和喀什噶尔的驿站距离则超过了1万里。若再由喀什噶尔至极西边的卡伦,距离超过1.2万里。这意味着清朝军事指挥半径扩大近一倍。为此,清朝必须加大对驿站体系建设和维护的成本。清代用于驿站的额定费用每年约计300万两银子,这还不包括在蒙藏地区由当地居民提供的差役,也不包括西北地区诸多军塘,以及内地各省驻军所设军塘所消耗的军费。而各省府县在国家的额定费用之外,还要贴赔不少人力物力。

    驿站体系与边疆战略安全:以雅克萨之战与东北防御体系的构建为例

        顺治初年,沙俄的侵略势力延伸到中国的东北。由于一直忙于平定全国以及后来的三藩之乱,甚至到康熙初年,清朝在东北的统治力量仍然非常薄弱。除了在盛京的军政建制比较完整外,在盛京以北直至黑龙江流域北部,仅设宁古塔将军镇戍。在后勤补给和军报传送非常困难的情况下,每次沙俄骚扰边境时,清军总要千里奔波,劳师袭远,只能力求速战速决。所以,在平定三藩之乱后,康熙帝着手以长远之计来解决东北边防问题。

        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六月,当收到清军第一次攻克雅克萨城的消息时,他说:“朕自十三岁亲政之后,即留意于此。将其土地险易,山川形胜,人物性情,道途远近,备细访问,以故酌定天时地利,馈运道路,进剿机宜,不徇众见,决议命将出师,深入挞伐。”(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康熙起居注》,1334页)其中,“道途远近”就是驿站的设置问题,它既关系到兵力调派、后勤补给,也关系到文书传递、战争指挥。康熙二十一年(1682年)八月,康熙帝派郎谈、彭春以围猎为名,探测雅克萨城的虚实和黑龙江沿岸的水陆路程,并专门嘱咐他们:“尔等还时,其详视自黑龙江至额苏哩舟行水路。及已至额苏哩,其路直通宁古塔者,更择随行之参领侍卫,偕萨布素往视之。”这是清朝第一次测算黑龙江沿岸的水陆里程,雅克萨之战的序幕就此拉开,而在黑龙江设置驿站也是从这时开始的。

        对于黑龙江驿站的设置,康熙帝一直认为其不但要为当时的战争服务,而且还应与以后长期防御相联系,以改变过去那种劳师袭远的被动局面。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二月,康熙帝派人设立瑷珲至吉林乌拉的驿站,并嘱咐说:“此乃创立驿站之始,关系紧要,尔等会同彼处将军副都统询明熟知地方之人,详加确立安设……必须从长计议,使其久远可行。”(《康熙起居注》,第1139页)在大战来临之际,康熙帝并没有急于求成,而是对置驿之事进行了反复思考。这种防御体系就是在黑龙江沿岸设兵驻防,然后再将它与宁古塔、盛京连为一体,使彼此间兵力可速至、文书可速达,摆脱过去那种孤军深入的不利形势。驿站之设的战略作用即在于此。

        驿站之设与黑龙江的军事部署是互相影响的,军事部署决定了驿站的路径、地点等,驿站的设置又在以后改变了军事部署。

        影响驿站路径的首要因素是战略据点的选择。对于吉—黑驿站来说,第一个据点就是黑龙江城的选择。清政府最初在黑龙江沿岸的驻防地点并不是选择在瑷珲(即黑龙江城所在地),而是额苏哩。康熙二十一年,议政王大臣会议建议在额苏哩筑城,“爱珲、呼玛尔之间,额苏哩地方可以藏船,且有田陇旧迹,即令大兵建立木城,于此驻扎,并设四驿。从之”(曹廷杰:《东北边防辑要》)。表明清朝中央最初有意以额苏哩为基地,但最终将驻防基地改在瑷珲的黑龙江城,建城永戍。究其原因,从地理位置上来看,额苏哩距索伦诸部较远,且在黑龙江北岸,物资运送非常困难。而瑷珲距索伦诸部的居住地仅一站之地,在瑷珲建城可以省去很多力气。在此以后,黑龙江城成为进攻雅克萨城的军事基地,并一度成为清朝镇戍黑龙江流域的核心力量所在。对于驿站之设来说,它的选定意味着驿站起止路径的选定,所以在同一份上谕中,康熙帝也下令从黑龙江城到吉林城设置十处驿站。

        墨尔根城是影响这条驿路的第二个据点。“前议政王等会同议得,今既于墨尔根地方修城驻兵,增移驿站,则应由户部、兵部、理藩院、各委章京一名”(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康熙年间吉林至爱珲的驿站》,载《历史档案》1982年第三期)。墨尔根城于康熙二十四年九月决定修建,康熙二十五年建成,这也改变了当时驿路的修建计划。

        黑龙江至吉林驿站的修建对改进后来的军事部署也有作用。最重要的有两点,一是齐齐哈尔城的修建。齐齐哈尔城之地在嫩江江畔,本是卜奎站,因站成村,驿站之设使它成为进入黑龙江后的第一个水陆要冲。正因如此,清朝于康熙三十一年(1692年)在此地建城,并移驻黑龙江将军于此,使之取代黑龙江城和墨尔根城成为黑龙江的军事中心。二是白都讷城的修建,白都讷站建立后逐渐成村,康熙三十一年四月,议政王大臣建议在此修城驻兵,其理由是此处“系水陆通衢,可以开垦田土”(《清圣祖实录》卷一百五十五)。水路指松花江,陆路即驿路。

        由此可以看出,清朝中央是将吉—黑驿站的设置与当时的军事布防联系起来统一考虑的,军事布防与驿站设置之间的相互影响也非常明显。这条驿路的作用,更在于以后使东北地区形成了以黑龙江为前沿,以吉林、盛京为依托的战略防御体系,使黑龙江流域与清朝中央的直接联系得以建立,东北边情可以速至中央,中央的指令也可以速达边陲。遗憾的是,黑龙江将军修建齐齐哈尔城之后,即接连上书以严寒等为由请求将驻地从瑷珲城南迁至更为温暖舒适的齐齐哈尔。清朝批准了这一请求。齐齐哈尔在瑷珲城以南400公里处,这一迁移意味着清朝的力量再次后移。二百年后,当沙俄势力卷土重来时,清朝又回到雅克萨之战前劳师袭远的状态。

    驿站体系是清朝进行远距离资源调配的重要基础

        驿站体系建设固然成本昂贵,但给清朝带来了巨大的军事和政治收益。通过驿站体系,清朝得以直接把握各类政治、经济和军事资源由内地向边疆地区的调拨。

        清朝在西北边疆地区的战争资源主要来源于中原和江南。大批粮饷、装备等通过内地与藩部地区连为一体的驿站体系络绎不绝地输送到西北两路前线。可以说清朝是依赖丰富的政治、经济资源和以驿站体系为基础的、强大的资源调拨能力,来弥补远距离作战的劣势,并在与准噶尔部的战争中最终获胜。

        不仅如此,直到新疆建省前一百余年时间里,借助驿站的高效性,清朝中央将全国各地的各种资源不断地调往天山南北地区,支持那里长期的、强大的政治和军事存在。据统计,每年各省给新疆各地的协济银达数百万两之多。以嘉庆年间伊犁、塔尔巴哈台地区的财政收入为例,两地每年收入银两74万多两,其中协济银达66万两,占伊塔地区财政收入的87%。乌鲁木齐地区每年的协济银占96%。这些银两都需要各省通过驿站体系,万里转输,运送到新疆各地。

    驿站体系推动了清朝对边疆地区“直辖性”管理机制的建立与发展

        驿站体系的发展有利于清朝对藩部地区驻扎的将领、官员及其辖地的直接管理,在内地行省与边疆藩部地区推进国家治理一体化进程。

        以雍正时期平定青海罗卜藏丹津叛乱后设置西宁办事大臣为标志,清朝对藩部地区的治理方式开始发生重要变化,即依赖边疆驻防体系构建起对边疆地区的“直辖性”管理体制。在此之前,清朝对已经归顺的内外蒙古地区的管理主要依赖于理藩院体制,即通过笼络蒙古各部的王公贵族采取“羁縻”政策,对蒙古各部事务的处理,主要派理藩院司员临时前往,并不直接派驻常驻性的政治军事力量。清朝于雍正三年设置青海办事大臣,统辖军队,长期驻扎西宁,直接介入青海蒙回各部诸多事务的管辖。自此以后,清朝派往蒙古各地、天山南北的领兵将领在战后大多转化为驻防的将军、大臣,可以看作清朝将西宁办事大臣模式向整个藩部地区的移植与扩展。

        通过连接各地的驿站,清朝皇帝得以与各地督抚、将军、大臣等频繁讨论各种军政事务。新疆准部、回部平定后,对是否在新疆设置行省,乾隆帝表现得非常谨慎。他原拟推行行省制,并派杨应琚为首任总督驻扎肃州。但依赖京师与伊犁之间的廷寄往返,驿马奔驰,在与前线将领阿桂、舒赫德等人“万里谈心”后,最终决定召回杨应琚,仿照青海的办事大臣体制,在新疆改行驻防制度。驿站体系的高效,使清朝的这一重要决策变得举重若轻。而且驿路上廷寄上谕、奏折的频繁往来也成为清朝在如此广阔空间内指挥、管理这些位高权重之大臣们的主要手段。乾隆三十年(1765年),乾隆帝指示叶尔羌办事大臣额尔景额调查南疆各处大臣的不法行径,额尔景额参劾前任和阗办事大臣和诚婪索伯克之事,和诚最终被斩于军前。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乌什办事大臣永贵向皇帝奏劾时任兵部侍郎的贵妃之弟、“国舅”高朴私自贩卖玉石之事,结果使高朴等9人被诛。

        可见,作为国家的一种政治通讯和军事后勤基础设施,驿站的延伸体现了国家基础性权力在领土范围内的合法性构建。台站畅通,转输及时,是清朝在边疆地区构建权力体系、进行有效国家治理的必要条件。驿站体系的核心价值在于使传统王朝国家建立起一套政治、军事和经济等信息与资源以接力方式长距离输送的机制,在很大程度上有助于清朝对边疆地区直辖性管理体制的确立。

        (作者:刘文鹏,系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教授,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课题“清代驿站史研究”〔19ZDA207〕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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