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我生赋》与六朝赋体自注

    《观我生赋》是颜之推晚年创作的自传体赋。颜之推梁亡后被俘入北，辗转流寓北方，历仕多朝。此赋写于其初入北周时，以自身经历为线索串连历史，记叙了他一生三化的人生际遇，包含了侯景之乱、江陵陷落、周灭齐等重要历史事件，真实再现了颜之推在南北朝后期社会动荡中的播迁经历和自我感受。自传体赋源出于楚辞，从陈氏族、列祖考到叙发迹、述经历，有记叙的成分，但偏重抒情。六朝时期，自传体赋由主观抒情性向客观历史性转变，将人生遭际与历史环境相结合，在历史背景下书写人生，完成作者自我形象的塑造，并将历史的描写放在突出位置上，将反思历史作为重要目的。此赋与同时期的庾信《哀江南赋》一样，在叙写历史中审视自我，用实录的手法记录时代的兴衰，从独到的视角客观审视历史因革，从环境的变化中透视人生，既塑造了作者真实的自我形象，又描摹出一幅广阔的历史画卷。但《观我生赋》与其他自传赋在书写体式上有很大不同，它的自传性不仅体现在赋的正文上，还表现在赋的自注中。此赋见载于《北齐书·文苑传》颜之推本传，以两种不同的文体书写。颜之推为了更好地进行自我表达以便让读者更好地理解，在赋文中加入注释，除有韵的赋文外，还有散体的自注，约1700余字，正文加自注共3700多字。《观我生赋》自注在内容和形式上都具有独特性，反映了赋中自注体式的新变。

    经传的注疏出现最早，其次是子部、史部的注释，集部的注释出现较晚，集部中最先出现的是赋注。汉代已经有成熟的赋注。魏晋南北朝时期，赋注更是繁盛发达，并出现了多种形态，有他注、自注、赋图、赋音等。赋家为自己赋作加注的现象并非始于《观我生赋》。谢灵运《山居赋》及其自注完整收录于《宋书·谢灵运传》中，前人普遍认为是开赋作自注先河之作。谢灵运《山居赋》自注偏于义训，重在训释字词名物，还常引经据典，阐发文意，延伸和补充赋文意蕴。如赋文云：“仰前哲之遗训，俯性情之所便。奉微躯以宴息，保自事以乘闲。愧班生之夙悟，惭尚子之晚妍。年与疾而偕来，志乘拙而俱旋。谢平生于知游，栖清旷于山川。”自注云：“谓经始此山，遗训于后也。性情各有所便，山居是其宜也。《易》云：‘向晦之宴息。’庄周云：‘自事其心。’此二是其所处。班嗣本不染世，故曰夙悟；尚平未能去累，故曰晚妍。想迟二人，更以年衰疾至。志寡求拙曰乘，并可山居。曰与知游别，故曰谢平生；就山川，故曰栖清旷。”总释此段赋文意义，指出所据经典，并进一步阐明文意。自注与他注完全站在他者立场训诂释义不同，而更多地是注家自己想要表达的与赋文一致的愿望。正文中谢灵运对始宁墅一草一木精心刻画，以此来宣扬钟情于山水的隐逸之情，自注文字与正文一样，释义引文亦多宣山居之乐，达自适之情，与正文表情达意具有重复性。《山居赋》自注在一个相对完整的段落之后，插入意思相近的自注文段，与佛经合本子注“事类相对”的体式相近。谢灵运所处时代，合本子注已经广泛传播，《山居赋》自注体式可能从佛经合本子注中获得启发。

    《观我生赋》自注将《山居赋》自注阐释义理转变为增补与正文相关的本事史实。相较于《山居赋》自注，《观我生赋》自注在内容上有了实质性的变化，不再对词句进行直接的解释，几乎没有训释赋文任何一个典故的来源，自注中没有单纯的义训和直接述意抒情的内容，更多是直接叙事，增补史事，变说明性文字为叙述性文字。自注专释身世，自叙家庭出身、仕宦经历、辗转南北的曲折艰难，南北社会文化的相关事件等，用史家笔法，叙述自身经历与家族史，辐射萧梁以及北齐的社会鼎革。赋正文与自注相互密切配合。如正文对梁朝侯景之乱的原因，平乱战争中诸王为私利观望的态度已经有所揭示，在自注中又进一步详细描述了战争的发生过程和诸多子殒侄攻、昆围叔袭的历史细节：梁武帝纳亡人为反叛之基，萧正德怀恨投北后，求征侯景，失败后投降；侯景立之为主，以攻台城；台城陷落后，身处江陵的湘东王萧绎遣世子攻伐河东，世子信用群小，为乱兵所害，等等。正文说自己初任职“未成冠而登仕，财解履以从军”，自注则明确说“时年十九，释褐湘东国右常侍，以军攻加镇西墨曹参军”。正文说自己任职北齐文林馆，参与修书“纂书盛化之旁，待诏崇文之里”，自注则具体写到“齐武平中，署文林馆待诏者仆射阳休之、祖孝征以下三十余人，之推专掌，其撰《修文殿御览》《续文章流别》等皆诣进贤门奏之”。自注与史书自注掇异补缺实为一径，正文与自注各自发挥自身体式特点，相辅相成。正文拘泥于声律，不能将史实及其缘由事事揭橥，自注以散体形式，用无韵之笔，补充有韵之赋不便叙述之处，拓展了赋体的叙事纪实功能，容纳了更为丰富的社会历史信息，赋正文与自注共同构成波澜壮阔的自传体史诗。

    从谢灵运《山居赋》自注到颜之推《观我生赋》自注，六朝赋体自注有很大变化，呈现出两种体式。经传之注主要是训释字词、发明经义，史书之注则多是掇异补缺、增补史事。集部作品的注释，更多受到前者的影响。赋注是继经传注后出现的文学注疏体，基本延续经传注疏章句训诂的传统。《山居赋》自注偏重义训，力求面面俱到，赋文自表幽居，自注复详作疏释，自赞自解，唯求意尽，是较为典型的以训释字词、疏通文意为重的经注体。《观我生赋》自注受《山居赋》自注影响，但又有很大不同，将赋中自注由释典义理转变为增补赋文未明本事，不阑入注词释典，更多表现出以增补事绪、扩展内容为主的史注体特征。刘知几在《史通·补注》中认为，史臣因“才阙伦叙”而为自己书写的史书作注，自注的内容去掉芜杂则“意有所吝”，全部记载则又“言有所妨”。为了补史之阙文，又能使正文流畅，表述详赡，将注释附列于正文后，既能使史笔简洁，又能增补史事。赋体自注在赋正文后补叙史实，其作用和意义相同。

    赋体自注是六朝赋的体式创新。但于赋作文体的圆融而言，于赋文中夹置散体注释，对赋家的写作思路和赋作的文气流畅，毕竟有所滞塞，故而于赋中作自注这种书写形式，虽在后世时有继作，却并未成为赋的书写常态。钱钟书先生很推崇《观我生赋》自注，认为庾信《哀江南赋》没有此类自注是憾事。《观我生赋》自注与正文共存于同一文本，不训释名物，阐发意义，仅写明和正文相关的本事，与正文的自传性叙述相互融合，是叙事的有机组成部分，既有文学意义，也有史学价值。

    （作者：钟 涛，系中国传媒大学人文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