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东乱象背后的深层危机

    近年来中东局势持续动荡，美国暗杀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下属“圣城旅”指挥官苏莱曼尼事件使各方冲突进一步激化。大国博弈、域外势力干涉、中东国家转型、历史宗教因素……中东乱象背后隐藏着错综复杂的深层危机。

大国关系严重失衡

    伴随美国在进行中东战略收缩、减少战略投入，以及俄罗斯在叙利亚问题上影响力上升、与中东地区大国合作关系日趋深入，“美退俄进”成为学界对中东大国博弈特点的基本概括，甚至出现中东进入“后美国时代”的论断。美国对中东影响相对下降是事实，但对此应避免作简单化理解，目前美俄在中东的博弈态势应概括为“美退而不弱、俄进而不强”，其基本含义是：美国尽管在中东进行战略收缩，但依旧是对中东事务影响力最强的外部大国，美国淡出中东将是漫长的历史过程；俄罗斯不断重返中东，但主要在战术策略层面，并没有全面主导中东地区的能力和意愿，当前和将来俄都无法成为中东的主宰力量；“美强俄弱”仍是美俄在中东力量对比的基本态势，且将持续很长时间。

    当前，域外大国在中东地区竞逐的另一特点是多极化趋势的增强，除美俄欧等传统力量外，中国、印度、日本等大国在中东的存在尤其是经济存在日益增强，对热点问题的关注和参与不断增加，但其影响力尚十分有限。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当前美国的“弱单极”在部分问题上依然存在“强影响”，其表现为战略思维狭隘的“特殊单边主义”，或称“非正常单边主义”，即以自我为中心、不顾及国际规则约束，但又缺乏以往明晰战略的单边主义，其危害在于更具不确定性，更难以约束、局部破坏性也更大，美国这次针对伊朗“圣城旅”领导人苏莱曼尼的“任意斩首”就凸显这一特点。

    中东地区力量不断分化，地区大国博弈持续加剧已达到二战后前所未有的状态。其内在根源之一就是美国在中东战略收缩的背景下，沙特、伊朗、土耳其和以色列等地区强国为寻求自身安全，不断扩张地区影响力，进而导致地区国际关系的剧烈分化重组。当前，中东地区大国在“新月地带”和海湾地区的军事和安全博弈在不断加剧，还大有向红海、东南地中海周边地区蔓延之势，沙特、伊朗、土耳其、阿联酋、卡塔尔、以色列等大小“玩家”都在纷纷进行力量扩张。沙伊（朗）矛盾、沙土矛盾、以伊矛盾构成地区大国博弈的主要矛盾，地中海东岸的“新月地带”、海湾地区、东非之角正日益成为地区大国博弈的“地缘政治三角”。

热点问题解决无望

    第一，持续升温的热点问题，其典型形式是美国与伊朗的对抗。美国退出伊核协议以来，美伊之间“极限施压”与“极限抵抗”的斗争全面展开，双方都奉行针锋相对但又规避战争的“底线思维”。近期伊朗“圣城旅”将军苏莱曼尼遇袭身亡打破了脆弱的平衡，并一度导致战争风险上升。虽然因彼此都面临“打不起”的困境而再次降温，但与此同时，双方在局部问题上能否继续保持理性克制，如何管理当前的“战争边缘”状态，将长期是美伊也是国际社会面临的挑战。

    第二，间断性发作，但影响较大的热点问题，其典型形式是叙利亚危机、利比亚内战、也门内战等。这些热点问题在近两年虽出现和谈向好的迹象，但尚无根本解决的可能，很容易因悬而未决的问题爆发危机。例如，叙利亚危机目前面临的问题主要包括国家重建、立宪、解决伊德利卜反对派残余，叙北部安排，其根本问题是多线并存的叙重建机制，本质是美俄及土耳其、伊朗、以色列等地区大国博弈，更有复杂难解的库尔德问题纠缠其中。2019年10月，土耳其对叙北部发动“和平之泉”的军事入侵行动，再度引发叙利亚危机升温，便是上述矛盾的集中体现。

    第三，持续边缘化、僵持无解的热点问题，其典型形式是巴以问题。巴以问题边缘化的根源在于美国等西方大国、地区国家尤其是阿拉伯大国、巴以双方都缺乏推动和谈的能力、动机和条件。最为严重的是，美国承认耶路撒冷为以色列首都、搬迁大使馆至耶路撒冷，酝酿出卖巴勒斯坦利益的“世纪交易”，都是倒行逆施的做法。一旦“世纪协议”被抛出，必将引起巴勒斯坦的强烈抵抗，并诱发新一轮巴以冲突。

国家治理危机深重

    2010年“阿拉伯之春”爆发以来，改善民生、根除腐败、实现公正等，构成了中东国家探索转型道路，增强国家治理能力的核心任务。从国家转型的角度看，中东国家可以划分为四种类型：第一，在2019年爆发大规模民众抗议的国家，包括苏丹、阿尔及利亚、伊拉克、黎巴嫩，其共性原因仍是民生和政治制度两大议题，但具体原因各不相同；第二，以埃及和突尼斯为代表由乱而治的国家，其总体情况是其形势虽有所好转，但它们只是初步完成了维持国家稳定的任务，远未找到适合自身发展道路，甚至出现所谓“二次革命”；第三，以叙利亚、也门、利比亚为代表的持续动荡国家，国家重建严重受阻；第四，面临转型压力的国家，主要包括沙特代表的海湾合作委员会国家、土耳其、伊朗等，都面临通过改革增强国家治理能力的严峻任务。因此，中东国家的转型之路将延宕数十年。更为不容乐观的是，中东地区大国沙特、伊朗、土耳其等国家甚至以色列都存在着不同程度的政治与经济风险，一旦它们中的任何一个陷入动荡或严重的危机，必将加剧地区格局的动荡。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2019年的新一波中东内乱有其新的特点，也同样说明了中东国家转型的长期性和艰巨性。第一，民众抗议的诉求更具系统性，要求对国家体制进行系统变革，民众不满足于政权更替，更不满足于某个领导人下台。第二，更加明确地反对外来干涉，如黎巴嫩和伊拉克的抗议都打出了“反对外国干涉”的旗帜，充分说明中东国家民众对美国作为“世界最大麻烦制造者”四处插手的厌恶。第三，民众抗议反对教派和族群对立的宗派体系，而实现这一目标无疑是异常困难、旷日持久的过程。

    （作者：刘中民，系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