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座小城与一所大学

    英国《自然周刊》1945年10月的某一期中，刊发了一篇题为《贵州和广西的科学》的文章，其中有这样的一段话：“在遵义之东75公里的湄潭，是浙江大学活动的中心。在那里，不仅有世界第一流的气象学家和地理学家竺可桢教授，有第一流的数学家陈建功、苏步青教授，还有世界第一流的原子能物理学家卢鹤绂、王淦昌教授。他们是中国科学事业的希望。”这篇文章的作者李约瑟，时任英国驻华使馆文化参赞，他先后两次到过西迁至湄潭的浙江大学，给予这所大学极高评价，也使湄潭为世人所知。在特殊的历史时期，湄潭这座西南小城与浙大结下了不解之缘，也因此在中国现代教育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一

    这是有关一所大学的故事，展开在长达七年的时光中。

    淡淡的雾气笼罩着清晨的湄潭县城。沿着一条名为浙大东路的大街前行不远，就进入了一个不大的广场，入口处的标牌上写着“浙大西迁文化广场”，一些老人在晨练。在这座遥远的西南小城，这样的地名显然就是一个故事的引子。自西向东穿过广场，我在尽头的湄潭文庙前停住脚步。对我来说，这个故事起始于这一座文庙。

    从广场地面走上十多级陡峭的台阶，来到文庙的正门大成门。文庙是一座始建于明代万历年间的古建筑，坐东朝西，典雅庄重，颇有气势。门口右侧悬挂着黑色的匾牌，镌刻着一行金色的大字“浙江大学西迁历史陈列馆”，为著名数学家苏步青手书。

    抗战烽火中，从1940年到1946年，浙江大学曾经西迁贵州遵义、湄潭、永兴办学，度过了七载春秋。此处便是当时的浙江大学办公室和图书馆的旧址。

    迈过大成门的台阶，进入一个正方形的天井。地面用大块方石板砌成，被岁月风雨侵蚀，已经是黯淡斑驳。周边摆满了各种盆栽，郁郁葱葱。从这里，可以望见建筑的整体格局——大成门、南北庑、钟鼓楼、大成殿、崇圣寺，沿着一条中轴线分别建于五级平台上，依着后面的山势而次第升高。向前走几步，便是正殿大成殿，上方匾额上的字是“万世师表”。这里到处是雕梁画栋，屋脊上的飞檐和宝瓶，檐柱上的花草祥兽木雕，柱础部位的鱼龙石雕，无不精致而典雅。

    陈列馆共分六个展厅，分布于南北两庑和大成殿中。一面面墙壁上的图片和文字，一个个玻璃柜中的实物，再现了一段令人难忘的峥嵘岁月。

    1937年7月7日，日军挑起卢沟桥事变，抗日战争全面爆发。12月，侵华日军自杭州湾登陆，浙江危急。为了给国家保留一批知识精英，时任浙江大学校长竺可桢毅然率领全校一千多名师生和家属，携带两千多箱图书和仪器，踏上西迁流亡办学的艰辛历程。在辗转六省、数易校址后，最终落脚在遵义、湄潭及永兴三地。

    于是，在长达七年的岁月中，弦诵之声响彻了贯穿湄潭县城的湄江河两岸。

    阅读有关浙大西迁湄潭的资料时，我曾经读到这样一段描写，仿佛看到了当年的小城风景：

    黄昏时分，一大片一大片的小青瓦，由南北二街和西街组成的丁字形的、被弯环如眉的湄江河轻轻环抱着的湄潭县城，桐油灯次第亮起来，一盏一盏的，一户一户的，闪烁着，闪烁着，倒映在静静流淌的河水里，交相辉映，如梦如幻，形成了一座无比灿烂的历史的天空……

二

    我驻足于竺可桢校长的照片前。

    照片上看，竺可桢个头不高，身材瘦弱，一双眼睛明亮而含着笑意，炯炯有神。这位籍贯浙江绍兴的哈佛大学气象学博士，和他的乡亲鲁迅一样，骨头是硬的，和蔼儒雅的外表后有着刚强执拗的意志。

    竺可桢的名字是与浙江大学连在一起的。这不仅仅是说他是那一时期的浙大校长，而是整个浙江大学的今天都与他密切相关。

    竺可桢担任浙江大学校长，也是受命于危难之际。当时已经闻名世界科学界的他，本意是希望倾注全力于自己的学术研究领域，但实在推辞不了社会各界对他的殷切期望。上任伊始，他就礼聘到三十多位教授，到当时尚属寂寂无名的浙大任教。他认为，教授是一所大学的灵魂，教授人才的充实是治校之首要。而他的清廉人品、广博学识和至诚的情谊，也是教授们愿意前来的重要原因。

    竺可桢上任还不满一年，抗战全面爆发。北大、清华、南开、复旦等一批国立重点大学，奉民国政府之命，由中央财政拨款，迁往大后方比较安全的地带。浙大并没有被列入这个名单，办学经费极为有限。当时有不少大学解散，浙江大学也可以选择这条路，但竺可桢和同事们一致认为要坚持办下去。他们决定将浙大迁到那些从未接触过大学的城镇乃至乡村，使大学教育与内地开发有机地结合，为日后这些地方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播下科学文化的种子。在这种战略性理念的引领下，他们踏上了漫长的西迁之路。

    浙大西迁的历程，可以写成一部厚厚的书。西迁不是一步完成的，而是分成几个阶段，浙大曾经在不同的地方落脚：迁离杭州后，首先来到浙皖交界的西天目山、建德；第二次西迁，至江西吉安、泰和；第三次西迁，到了广西北部的宜山……随着战局的变化，日寇的步步紧逼，不得已一次次朝着更为遥远的大后方迈开脚步。

    一路颠沛流离，饱经磨难。要躲避敌机轰炸，要照顾老幼妇孺，要保护图书仪器……师生们饥寒交迫，备尝艰辛。因为条件差，缺医少药，一些普通的疾病也可以致命。竺可桢的妻子张侠魂和次子竺衡，就是因为在迁徙途中患上痢疾而不幸去世，成为他内心巨大的创痛，贯穿了此后数十年岁月。但在整个西迁过程中，他却以一种超常的精神力量，支撑了、引领着这支队伍的前行。

    浙大师生们克服千难万险，在两年半的时间里，几经辗转迁徙，横穿江南六省，行程2600公里，最终自1940年5月起，先后在贵州北部遵义、湄潭、永兴三个相邻的地方立足。这一个艰苦卓绝的壮举，因为其线路和几年前中央主力红军长征的前半段线路基本重合，数十年后被人们誉为“文军长征”。

    浙大在黔北扎下根后，整整七年中，为了教学和科研工作的正常运作和不断发展，竺可桢殚精竭虑，费尽心血。浙大人生活的依靠，人身安全的保障，都被他羸弱的身躯顽强地承担起来。当进步学生被国民党军警特务抓捕后，他承受着当局的压力，想尽办法前去营救，保护他们不受伤害。

    他高尚的人格魅力、渊博的知识和治学理念、勇于任事和担当的精神、对人的信任和爱护等，形成一种巨大的凝聚力，把全校师生员工和家属紧紧团结在一起，众志成城，所向披靡，最终取得了辉煌的成就。

    一位校长，就是一座大学的灵魂。他的气度和襟怀，决定了大学的格局和品位。

三

    这是茶的故乡，空气里仿佛都弥漫着茶的香气。

    获得过诺贝尔物理学奖的李政道，曾经是浙大的学生，他的记忆里就有湄江河边的茶馆。几十年后他回忆说：“我在浙大的学习条件十分艰苦。物理实验是在破庙里做的。白天到茶馆看书、做习题，泡上一杯茶，目的是买一个座位，看一天书，茶馆再闹也不管。”茶馆里坐满了各色茶客，说书声、聊天声、笑骂声，嘈杂盈耳，而李政道丝毫不受干扰，埋头沉浸在自己的物理学世界中。

    他的老师们，这个时期过的日子也好不了多少。浙大教授们住的大都是破旧的庙宇、楼房，没有电灯，点的是桐油灯。家具极少，无非几把破旧的桌椅。没有自来水，只能去江边或井里打水。

    陈列馆中的一个展厅里，有一张照片，是苏步青教授和他的七个子女。全家人住在一个叫作朝贺寺的破庙里，在旁边开出一片荒地，种了半亩的庄稼，收获的红薯蘸着盐水吃。苏步青曾赋诗写照，其中有这样的句子：“半亩向阳地，全家仰菜根。曲渠通雨水，密栅远鸡豚。”

    王淦昌教授也是一大家子人，夫人吴月琴喂养了一只山羊，挤奶给丈夫和孩子们增加营养。王淦昌出门上班时，经常牵着它，放在山坡上吃草，自己则在实验室里教学和科研，因此被学生们戏称为“牧羊教授”。有一天，山羊在野外吃草时，被野狼叼走了。学生和当地百姓到处寻找未果，凑钱又买了一只。

    让目光以此为基点，再向前回溯。1938年11月19日，对浙大是个重要的日子。当时学校尚在广西宜山安营扎寨，还没有搬来湄潭。这一天的校务会议上做出决定——将“求是”作为浙江大学校训。这两个字是竺可桢校长多次强调过的。几个月后，他在对浙大一年级新生做讲演时，对此做出了明确的阐释：“求是的路径，中庸说得最好，就是‘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求是精神，就是奋斗精神、牺牲精神、革命精神和科学精神，这是科学家应有的言行标准”。

    在那样烽火连天、险难迭出的时刻，他们何以会有心思研究并决定这样一个看起来是“务虚”的议题？随着对那一段校史的深入了解，我想我越来越理解了：黑云压城般的日子，尤其需要寻找一种支撑的力量。

    也是在这次校务会议上，国学大师马一浮和音乐家应尚能创作了浙大校歌，为全校师生共同高唱。歌词颇长，语辞古雅。“大不自多，海纳江河。惟学无际，际于天地。”开头两句，有对学子们的殷殷期待，而结尾的一句“树我邦国，天下来同”，则联系着国家强盛的伟大梦想。

    这样的校训和校歌，从西迁途中唱起，一直唱到黔北的山和水之间。就像好钢必须要经过淬火一样，这种艰难的处境，锤炼了浙大师生们的精神魂魄。正是凭依着这样的精神，他们度过了最为艰难的岁月。两千公里的云和月，七个寒暑的风与霜，是不断的历练，是反复的加持，让他们的人格更加强壮超拔。

    于是，在歌声缭绕的田野上，一粒粒种子发芽，抽枝，长叶，终于生长为一棵棵茁壮葳蕤的大树，树冠庞大，枝叶纷披，生机盎然。

四

    几十年后回顾起来，李政道愈发感激这段时光。在湄江河边的这座小城里，他夯实了自己作为一座世界级学术楼厦的地基。

    在获得1957年度诺贝尔物理学奖之后，李政道多次提道：我最早接受的启蒙光源，就是来自束星北教授。因为早早显示出了物理学天赋，他得到了著名物理学家束星北及时的关怀指导。他记得，住在县城西边物理系所在地双修寺时，束北星多个晚上来找他聊天，鼓励他在学科领域深入研究：“政道，物理学上有许多奇迹等你去创造，努力吧！”他永远记着恩师这些充满期待的话，连同他高大的个头，一口洪亮的苏北口音，这让他不论走在哪里都备受瞩目。

    同样深深地感激束星北教授的，还有原子核物理学家程开甲。在束星北的指导下，程开甲完成了毕业论文《相对论的STARK效应》，那年他才23岁。毕业后他当了束星北的助手，并连续在英国著名科学杂志上发表论文。正是在湄潭，他建立了家庭，并为大女儿取名“小湄”，纪念这个给他带来幸福的地方。多年后的1960年，他接受秘密使命，扎根西北大漠数十年之久，为新中国第一颗原子弹和氢弹试验成功，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在置身荒凉干燥的无边瀚海的漫长岁月中，他一定会经常回忆起那一座西南小城的青翠湿润。

    那一片广袤的西北沙漠里，也留下了一位程开甲当年的老师、曾任浙大物理系教授和系主任的王淦昌的足迹。王淦昌和束星北被并称为浙大物理系两大台柱，束星北喜欢在课堂上与人争论，经常同王淦昌争得面红耳赤。但观点的分歧，丝毫不影响两人深厚的情谊。

    在湄潭期间，王淦昌潜心研究，写下了一篇名为《关于探测中微子的建议》的论文，1941年10月寄到美国《物理学报》。几个月后，美国教授阿伦根据这一建议进行了实验，获得巨大成功，被国际物理学界公认为是1942年最重要的成就之一，命名为“王淦昌·阿伦实验”。此后，有“原子弹之父”之称的美国科学家奥本海默教授，根据这个成功的实验，制造出世界上第一颗原子弹。

    新中国成立后，王淦昌于1955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并成为我国核武器研究的主要奠基人之一，在将近二十年时间内，隐姓埋名，断绝与外界的联系，全身心投入研制工作中。他和曾经的学生程开甲都获得新中国“两弹一星功勋勋章”，受到隆重表彰。

    浙大物理系的另一位名教授、著名理论物理和核物理学家卢鹤绂，1942年就发表了重要论文《重原子核内之潜能及其利用》。1945年8月，美国在日本广岛投下原子弹的消息传来，卢鹤绂当即向师生们讲述“从铀分裂到原子弹”的原理。次年，他正式发表《从原子能到原子弹》一文。由于原子弹的研制是在极端机密的状态下进行的，没有蛛丝马迹向外透露，因此他被外国学者称为“第一个揭示原子弹秘密的科学家”。

    西迁时期的科研成果，并不限于物理学领域，各个学科都有着卓越的贡献。这是随手拈来的一系列著述，作者名字和课题内容都足够响亮：数学系苏步青的《影射曲线概论》，陈建功的《三角级数论》；生物系谈家桢的《亚洲瓢虫色斑嵌镶显性遗传理论》，贝时璋的《丰年虫及细胞学研究》；工学院钱令希的《悬索桥理论和余能定理的应用》；农学院卢守耕的《水稻多收栽培法》……

    学术成就，是衡量一所高校的办学质量的重要指标。七年间，在远离战火、相对安静的黔北山区，在十分艰苦的条件中，秉持“教育救国、科学兴邦”的理念，浙大取得了巨大进步，凭借其惊人的学术成就，异军突起，由一所普通高校变为著名学府，成为中国现代高等教育事业的一座丰碑。

    展厅之一的一面墙上，有两张醒目的照片，让参观者们停下脚步，举目凝视。照片分别题为“时为教师的两院院士”和“时为学生的两院院士”，是亲历过西迁办学、后来成为中国科学院和中国工程院院士的教师和学生的名单，照片上一边是每人的头像，一边是简要介绍。我数了一下，一共有54位，一个令人惊叹的数字。

    我久久地望着。目光与照片之间，一米多的距离中，横亘了数十年的岁月烟云。

五

    在贵州的山野间行走，其山重水复的独特地貌，往往会让人忽略了距离。自县城乘车出发，没有多长时间，就到了郊外的一个处所。几排古旧的青砖房屋，久经风雨剥蚀，墙壁色彩黯淡，记载着岁月的沧桑。连接房屋的水泥道路，不少地方虽然被修补过，仍然难以掩饰破碎的痕迹。

    这里是一个“中国茶工业博物馆”，陈列了多种数十年间制作和加工茶叶的工具和设备。它的前身，便是民国时期的中央实验茶场。

    湄潭的地理环境和气候条件适合种植茶叶，自古就以盛产好茶而名世，有上万亩茶海。当年民国政府经过考察，在此地建立了中国第一个中央实验茶场。浙大迁来后，也将它作为一个重要的教学与科研基地，培植新品种，研制茶叶制作的工艺，并专门从杭州请来制茶师傅。湄潭茶叶能够成为今日贵州的一大名牌产品，享誉全国，与浙大在此期间的工作密不可分。

    这是当年浙大师生写下的有关茶叶的学术论文：《湄潭茶树土壤之化学研究》《湄潭茶树病害之研究》《采摘期与采摘方式对茶叶含单宁量之影响》……涉及到茶树栽培、病虫害防治、茶叶品种研究和茶叶加工制作、茶叶生化成分测定、茶园土壤矿物质元素分析等众多方面。在核物理学等高精尖的学科之外，浙大对民生领域更是贡献突出。

    除了茶叶外，浙大对当地的水稻、蔬菜、玉米、棉花、水果种植等都有切实的扶持。在湄潭城郊建立了200亩浙大农场，在湄潭和永兴分别建立畜牧试验场等，真正做到了学以致用。“教育救国、科学兴邦”的浙大理想，得到了实实在在地践行，促进了当地经济及各项事业的发展。

    这一点，仍然可以追溯到浙大校训“求是”的宗旨。校长竺可桢要求学生毕业后，“不求地位之高，不谋报酬之厚，不惮地区的辽远和困苦”，用自己的学问和本领，担当大任，服务社会。所有这些科研和劳作，都是对于这种崇高理念的生动印证。

    中央实验茶场的场长刘淦芝，也是浙大农学院兼职教授。在公余或新茶试制成功时，他经常邀请竺可桢校长和一些教授来茶场小聚，或品茶赋诗，或评论时局，兴之所至，海阔天空。茶场也培育出了“龙井”茶叶，碧绿醇香，与西湖龙井不相上下，一盏在手，让浙大教授们有置身钱塘江畔的感觉。他们组织了“湄江吟社”，旨在陶冶性情，切磋诗艺，相互砥砺，抒发感情。

    诗言志。他们分韵赋诗，写下了许多诗篇，其中有品尝新茶的感受，有苦中作乐的豁达，有对本地风光民俗的赞美，有对时局动荡的忧虑，有对东海之滨校园故地的思念。

    我从当时的一些七言律诗中，撷取出如下句子：

遁迹黔中爱此邦，

来从亭上瞰湄江。（祝廉先）

山中酒醒烽仍炽，

湄曲峦青意自便。（郑晓沧）

闻到银针香胜酒，

尝来玉露气如春。（刘淦芝）

异地韶光凡五度，

江山未复愤何如。（张鸿谟）

东海何年洗兵甲，

鲈鱼风起返乡闾。（钱宝琮）

待到六桥泛诗舸，

追怀往事总如何？（江问渔）

    这些出色的诗句，是另一种形式的精神情感档案。真切诚挚的情感，寄寓在高超的诗艺中。在艰难困苦的环境中，他们不但成就了巨大的事功，还培育涵养了自己卓越的人格魅力。这种魅力，仿佛一缕清幽的茶香，氤氲飘荡，沁人心脾。

六

    位于湄潭县城北面的湄江河上，有一座清代乾隆年间修建的石桥。桥长一百多米，有七个卷孔桥洞，故名七孔桥。桥下面，有一处状如柳叶的狭长的江心岛，被称为白鹤洲。岛上浓荫蔽日，茂竹万竿。每当夕阳西下时分，便有成千上万的白鹤、鹳雀等从四面八方飞来，盘旋，栖息在枝丫上过夜，第二天一早又成群结队飞走。当年，浙大师生们经常伫立桥上，观察百鸟归林的奇景。

    毕业于浙大研究院生物学部、后又执教于浙大附中的周本湘，在为浙大附中创作《毕业歌》时，触景生情，写下了一首《江城子》：

    骊歌一曲别情长，藕丝香，燕飞忙。回首春风，桃李又成行。天下兴亡俱有责，愿此去，莫彷徨。  

    云程健翮及时翔，应难忘，耀炎黄。缺补金瓯，重聚在钱塘。留得他年寻旧梦，随百鸟，到湄江。

    这首词，抒发了历届毕业于湄潭浙大附中的同学们浓烈的爱国、奋进和惜别之情，因此广为传唱。

    抗战胜利，1946年秋天，浙大师生离开他们称为“第二故乡”的遵义、湄潭、永兴，回到离别多年的西子湖畔。岁月的脚步匆匆不息，过往的日子如同烟云飘散，但在黔北山野中度过的每一天，都会在每一位亲历者那里，留下深深的记忆。那些青春的梦想和激情、奋斗和拼搏，已经化作他们生命的浓重底色，成为他们人生征程中的不竭动力。

    我读到一册资料汇编，是当年的浙大学生数十年后对那段生活的回忆。这些文章作者，如今分散于全国各地，其中不少人居住在欧美多国，但田垄间怒放的野花、竹林里飘散的炊烟、晚霞中金光荡漾的河水、教室里激情澎湃的吟诵和歌唱，却成为他们共同的美好记忆，镌刻在灵魂深处，永远不会褪色。

    在湄潭，我数次看到三五成群的浙大年轻学生，十分活跃地交谈讨论，甚至是激烈地争论。从谈话的内容得知，他们是来这里进行暑期调研和实习的。

    望着他们，我想到当年生活在这里的他们的前辈们。在我眼前，历史和现实，昨日的光荣和今天的梦想，通过一张张年轻的面孔，接续和叠加起来。

    （作者：彭程，系本报高级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