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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决定》提出完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民主协商、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科技支撑的社会治理体系。并强调科技是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的有效手段。当前，不少领军企业用数字公益助力社会治理的诸多做法，集中体现了中央要求社会协同、科技支撑和治理有效的精神。对此，中国社会科学院“数字时代的公益新模式”课题组通过实地考察、集中座谈、单独访谈等方式调研了多家企业，对其依托数字技术，结合自身业务，以“互联网+公益”的方式助力社会治理创新的做法进行梳理，对这些模式中的可复制经验和存在问题进行了深入分析，并就如何依靠科技创新建设社会治理共同体提出了因应对策。
从鼓励百姓选择步行来积攒能量“种树”的蚂蚁森林，到开通“一路护航”实时定位护送外地进京救治的危重病人，再到通过人脸识别技术寻找走失人员的百度“AI寻人”，目前数字公益已在全国范围内覆盖生态文明建设、医疗卫生保障、精准脱贫攻坚等多个领域，“用好数字科技，做有温度的公益”已然成为我国不少企业在数字公益上的追求目标。
1.数字时代的社会治理：科技与企业如何助力？
信息技术的迭代已将中国带入了数字经济的新时代。2017年世界互联网大会聚焦数字经济，习近平总书记贺信提出要遵循“四个共同”，即发展共同推进，安全共同维护，治理共同参与，成果共同分享，来推进数字经济的发展。“时代是出卷人，我们是答卷人，人民是阅卷人”，数字经济发展的新时代对社会治理的模式、方法和目标提出了新的要求。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想要解决“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不仅仅是需要政府引导与督促，同时也需要企业、社会组织、公众共同的参与——社会协同是推动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方法论。企业社会责任有了更加明确的发展方向：以企业社会责任为抓手，引导和促进民营企业积极履行社会责任，发扬企业家精神，推动其以新技术要素投入社会建设，可以有效破除传统社会治理的固化模式和技术瓶颈，释放治理效能。在新时代的感召下，不少企业纷纷将企业社会责任上升到“一把手”工程，重新梳理自己的企业战略和使命，“商业向善”“益商结合”成为企业践行社会责任的新潮流、新共识。
我国企业发起或支持的社会公益项目在过去十几年里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形成了一批有影响力的品牌项目，如吉利的“吉时雨”、京东的“物爱相连”、阿里的“蚂蚁森林”、腾讯的“99公益日”、百度的“AI寻人”等等。这些项目不仅在名称和品牌塑造上别具一格，而且大多数都充分利用自身的商业优势，甚至创造了新的商业模式。更重要的是，这些项目中的佼佼者，使中国企业更加有效地利用技术和资本的力量应对当前的社会问题。一些科技公司利用人工智能技术，创造性地为很多之前难以通过传统方式解决的社会痛点提供了技术解决方案，例如失踪儿童的打拐、问题疫苗的筛查等，这些模式在全球都具有领先地位。
何为数字公益？数字公益是企业、社会组织和团体等利用信息技术践行社会责任，推动社会问题解决，创新社会治理模式的总称，包括募捐、配捐，乃至“善能量”转化。在组织形态上，呈现出去中心化、数字化、网络化和协同化的特点，致力于打造人人公益的善行圈，创造凸显社会影响的价值链。截至目前，数字公益已经在全国范围内覆盖了环境保护、医疗救助、扶贫攻坚、行业互助、教育培训，以及妇女儿童保障等社会发展领域的多种类型，成为我国推动社会进步与发展，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新动能、新手段。
2.企业以数字公益创新治理的模式与样本
当下，企业践行社会责任的方式多样，无论是扶贫、环保还是教育领域都活跃着企业或企业基金会的身影。课题组在深入考察当下企业践行社会责任的不同类型之后，选择了社会影响广泛、模式新颖、可复制性强的三家企业，来深入探讨“企业+技术+治理”的不同运作形态。
腾讯：“互联网+乡村”。当前部分乡村由于物质和精神上的匮乏，地理和心理上的疏隔，仍然处在全方面贫穷的状态。在这种背景下，为了让乡村社会的人与人、人与组织、人与市场重新连接，腾讯公益基金会打造了一个名为“为村”的网络平台，以推进新时代的“党务”“村务”“事务”和“商务”为目的，希望从乡村移动互联网能力建设入手，推动城乡一体化建设，为新时代数字经济发展减负增能。
“为村”以乡村集体组织为单位，实名认证，其功能如下：第一，“为村”作为上线村庄的互联网名片。通过“村庄星级体系”挖掘特色村庄，在线集中呈现村庄聚人、聚心、聚力的发展图景，村集体和村民可以通过为村展示村庄特色，吸引外界资源进入村庄，走上脱贫致富道路。第二，“为村”可以作为云端上的党群服务中心。为村级社群提供基层社会治理的数字化服务工具，搭建“党务、村委、商务、事务、服务”“五务合一”的在线党群服务中心，提高乡村基层工作开展及重要信息上传下达的效率。第三，“为村”构建村民的网上精神家园。在当前村庄面临空心化的情况下，村民无论身在何处，都能通过实名认证加入本村“为村”平台，和村民互动、参与村庄公共事务及活动，在全国各地“为村”村庄跨村交流和学习，更有机会获“加油为村基金”支持开展村庄活动，激活村社群内生动力和凝聚力。
美团公益：互联网+生活。美团作为一家“互联网+生活服务”电子商务平台，正在通过吃玩住行等生活服务深刻改变中国人的生活，用科技提升生活服务业的效率，其拥有的海量数字化消费数据，能够基本展现中国城镇居民的消费群像。
美团公益正是结合平台所创造的丰富生活服务场景，将公益融入消费者生活，为用户搭建安全、简单、便捷的公益捐赠渠道，为慈善组织提供均等化信息发布和筹款服务。其采用了行业公益与平台公益相结合的模式。如2018年有超过751万的医护人员会叫外卖到医院来用餐，并解决了2000万老人做饭难、吃饭难问题。
美团的主营业务是餐饮、外卖。因此，配合其核心业务能力，2019年10月16日，世界粮食日期间，美团公益与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合作，策划了“彩虹公益套餐”活动。用户每订购一份彩虹餐，商家就会捐赠一笔善款，用于支持联合国粮食计划署“学龄前儿童营养餐”公益项目，帮助湘西地区3~6岁贫困学龄前儿童改善营养。“美团公益商家计划”这个项目主要发挥互联网的平台优势，带动商家、用户参与公益，推动公益资源整合，“让每一笔订单都更有温度”。
“传化·安心驿站”：互联网+卡车司机。数字经济的运行不仅需要高效的生活物流配送体系，还需要高效的供应链。传化集团是从公路物流开始，依托智能物流系统、云仓系统、支付系统做生产服务的物流企业。生产数字化的背后是数以万计的卡车司机。
课题组了解到，全国76%的货运量是靠卡车司机完成的，平均每天运载量超过1亿吨，是支撑国民经济运行的一支重要力量，但缺少应有的尊重与帮助。他们曾查遍了全国5000多家基金会等社会组织，专门针对卡车司机的公益项目还没有找到，因此决定以公益的力量帮助卡车司机。
“传化·安心驿站”，主要提供以下服务：卡车司机的互助咨询、公益支持培训及社会认可。由于卡车司机常年在路上，其首要诉求是与道路相关的路况询问、道路援助及路上社交。不过，其核心的组织形式仍然是依托驿站，发动卡车司机互相答疑、救援、交友，并鼓励线下建立实体驿站，实现线上与线下互动。驿站实行属地化管理，在物流运输中卡车司机汇聚的地方建立驿站。站长既是管理人员也是服务人员，最常做的就是对在路上遇到车抛锚的卡车司机提供道路救援。为了提升这些助人者的积极性和专业性，项目同时开设了“传化社工”的系列培训课程，对进入“安心驿站”3年以上的员工，给予初级、中级、高级“传化社工”的荣誉。
3.数字公益的治理效能与社会影响
数字公益作为数字时代的产物，无论从社会影响力、治理创新性，还是其产生的社会、经济效能来讲，都引发了积极的效果。
“网”聚善力，依靠互联网技术推动社会协同。数字公益让“善”插上翅膀，充分发挥互联网高效连接的特点，协同行业一起做公益。在“为村”的案例中，腾讯公益基金会整合多种市场渠道推动乡村振兴。如充分利用美的的品控能力、物流供应链优势帮助乡村“带货”。与“本来生活”联姻，通过买手模式和市场数据，向农村传递市场前沿的消费偏好。再如美团公益搭建良好的公益生态，倡导平台上的酒店业关心留守儿童问题、餐饮业关心营养均衡与绿色环保等社会议题。对商家而言，既推出了一款健康的新菜品带动营销，又倡导了健康的膳食观念，一举两得；而用户在一种特定的消费动作引导上，既参与了公益，也改善了消费者自身对于健康、营养的认知；同时，也能为公益机构募款，可谓多方共赢。
“数”字治理，推动企业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双丰收”。数字公益的典型特征是互联网信息技术的支撑，从而将企业的市场主营业务与社会公益项目结合，以业务能力助力企业社会责任践行。美团正在建设生活服务业从需求侧到供给侧的多层次科技服务平台，旗下业务包含外卖、酒店、门票等多业务，覆盖吃住行、游购娱等200多个生活服务品类，链接着590万商户，以及4.2亿的用户。这是他们能够盘活线上线下资源，开发生活场景，汇聚善心的基础。“为村”仅仅上线几年，就以指数级的速度复制扩散，依托的也是互联网技术。乡村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乡村振兴战略的基石。“为村”上线至今，发挥的最大作用包括“党群服务”和“村务服务”等。
“智”能社会，赋能弱势群体，推动治理有效。弱势群体缺乏组织化的抓手，扶持政策和资金常常无法得到有效利用。以卡车司机来说，他们原本是一个特殊的群体，大多数时间在路上。这个群体的生理、心理健康常常面临普通人难以理解的压力，如果长期得不到有效疏解，会成为影响道路安全、社会治安的不稳定因素，甚至引发极端群体性事件等社会问题。“传化·安心驿站”旨在依托互联网技术，将卡车司机连接和组织起来，让他们学法守法、救援互助、交流学习。如同“安心驿站”名字的内涵，让卡车司机本人、卡车司机的家人，以及跟卡车司机汇车的路人，乃至社会各界安心，帮助他们找到归属感的同时，赢得社会认同。
4.进一步推动数字公益的建议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为如何提高治理效能指明了方向。未来，相关机构可推动和引导更多的企业，尤其是科技企业，通过成立或资助社会组织的方式，加入助力社会治理的事业中来。这不仅有利于社会协同发展，也有利于“科技支撑”的落地。更重要的是，这种社会治理的效能，反过来也会推动经济的高质量发展。
要重视企业的互联网慈善探索，适时将其纳入民政或市场监管部门的评估体系。党的十八大以来，特别是《慈善法》实施以来，我国慈善事业借助“互联网+”迅速发展，互联网慈善在营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现有互联网慈善的备案、监督和捐赠信用管理体系主要是以社会组织为主体，关注“捐赠”行为。但是，依托企业社会责任而进行的数字公益探索，有的没有现金捐赠行为，有的已融合在产品定价、市场交易的过程中。这是跟生产消费的经济活动同步产生的公益行为，既不同于传统的市场监管系统，也游离在民政监管体系之外。因此，对企业社会责任或社会企业这种益商融合的组织类型还缺乏有效制度约束，也没有归口的管理单位。例如，当前我国在全国层面上，注册登记时还不存在社会企业这个类别，主要由各类第三方机构通过评审认定而产生。不过，在一些地方如成都，地方市场监管部门已创造性地对“社会企业”进行了官方认定，取得了积极的经济和社会效益。
相关机构应协调好与各利益相关方的社会责任关系，适时成立民营企业社会责任的监督机构、评估机构和协调结构。民营企业、商协会、工商联等相关机构，可设立独立的社会责任委员会，形成合力共同推进民营企业社会责任的发展建设。相关机构应尽快出台针对民营企业社会责任的指标体系和分析模型；在涉及民营企业社会责任的制度建设和立法方面，也应该借鉴市场监管部门和金融部门的经验，促进民营企业社会责任国内标准与国际标准接轨。
充分重视企业社会责任在社会问题建构和社会教育方面的作用，让其成为公众教育引领风尚的阵地。与传统救助不同，数字公益项目长于议题构建和公众宣传。一方面，他们拥有受众黏性较强的互联网平台，具有传统媒介难以比拟的流量优势。另一方面，数字公益的主要贡献并不在于平台发起者自身捐赠的数额或人员投入的数量，而在于通过其网络优势和规则引导，调动引入其他资源的程度。因此，数字公益必然需要寻找多方合作者的利益结合点和价值共识区。例如，美团的“公益彩虹餐”计划不仅教育了商家，也教育了公众对营养均衡问题的认知。腾讯“为村”项目不仅弥合了数字鸿沟，也教会农民环保、社交、电商，有利于缩小城乡消费文化习惯的鸿沟。
领军企业要充分发掘自身业务能力，并以此为契机创新社会治理。课题组调研发现，美团、传化等企业都开始依托自己的主营业务和数字能力，将平台拥有的数据资源视为重要的商业和公益决策依据。数字公益的优势，能够超越地理区隔、行业职业身份差异，同时实时互动，保证需求的回应性。此外，数字公益还能通过良好的公益产品设计，对社会进行合理有效的干预，促进团结、互助与稳定。在这个意义上，数字公益不仅能够把原子化、散乱的个体连接起来，还能了解他们的基本面貌、利益诉求，有利于发挥国家治理体系的治理效能，构建出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
（作者：中国社会科学院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执笔：刘学、吕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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