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赘笺唐诗绝句》源流

    日本流传的唐诗文献中，选本是极为重要的一种类型。如明清鼎革之际，日本幕府选择刊印的胡次焱《赘笺唐诗绝句》，便是一部知名度较广、国内却已失传的唐诗绝句选注本，颇具文献价值。

    《赘笺唐诗绝句》的前身为《二泉选唐诗绝句》。二泉指南宋赵蕃（号章泉）、韩㴲（号涧泉）。《二泉选唐诗绝句》约成书于1200年，选诗重晚唐，体现了南宋诗学风尚。宋末元初，谢枋得（1226—1289）曾设馆授徒，以《二泉选唐诗绝句》作为教材，并作注解，成《注解章泉涧泉二先生选唐诗》一书。谢注颇详，着眼于阐发诗意，往往“能得唐诗言外之旨，可以为读唐诗者之津筏”（《四库未收书目提要》），故多为《唐诗品汇》等明人选本所引用。谢枋得之后，南宋遗民胡次焱（约1228—1306）编写成《赘笺二泉唐诗绝句》，作为胡氏家族学堂中的启蒙教材。他在《赘笺二泉唐诗绝句》序言中详述了笺注的理由，即对谢氏义理进一步引申阐发，借题发挥，触及世道人心，从而达到淑人心、扶世教的功效。

    由现存和刻本胡次焱《赘笺二泉唐诗绝句》知，其中的确具有深深的遗民情怀。或借注诗抒发故国之思、亡国之痛。如笺注韦庄《金陵图》诗：“付兴亡于无可奈何，及其羡无情矣。”将兴亡之感寄托于“无情”二字。或借笺注表厌战之音、反战之论。如在笺注曹松《己亥岁》时，引用曹彬克金陵不妄杀百姓、后世荣显，曹翰攻江州屠杀无遗、子孙成乞丐作对比，表达反对战争、爱护生民的情怀。这样一部寓意深刻的笺注本主要用于家族学塾，并没有刊刻，但可以肯定当时已经有抄本流传。如到明万历年间出现的黄克缵编《全唐风雅》引录了胡次焱的评语，表明胡笺至那时仍在流传。

    《赘笺唐诗绝句》直至明代才有刊印本，但此刊本后来一直未在国内流通，日本倒是出现幕府刊本。胡琏《梅岩文集叙》称“注唐诗则佥宪石磷潘君刻之关中”。潘君指潘选，与胡次焱同乡，潘氏与胡氏有舅属关系。又据中山大学图书馆藏《唐诗集注》附录的潘选《刊唐诗绝句引》推断，刊行时间在明正德戊寅（1518）。后来陈瑀于嘉靖四年（1525）在江西兴国县得到此书，付诸出版。其刊印时间为“大明嘉靖甲午腊月望日”，即嘉靖十三年（1534），恰在胡琏刊行《梅岩文集》之前，它距正德刊本时间（1518）十六年，其曰“重刊”，当是据潘选正德刊本再刻。可见，胡氏著作是当时人关注的一个出版物，故不足二十年内，其书再度被刊行。其序称嘉靖刊本刻于江西永春县。这恰与正德年间关中刊本形成一南一北的对应关系。至此，我们可大略看到《赘笺唐诗绝句》一书在明代的流传情况：由明初到正德年间，此书已以抄本形式流传于读书人中，正德十三年（1518），北方关中地区出现了第一种刊本，时隔七八年南方兴国县已有传本，再过了十六年（1534）泉州地区出现了第二种刊本。

    由明清公私书志著录情况看，谢氏注本一直有传，但是胡氏赘笺本流传不广。如明高儒《百川书志》编定于嘉靖十九年（1540），其卷十九著录有唐诗绝句五卷。此前胡氏赘笺本已刊行，但他并未提及。清代《四库全书总目》卷一百六十五《梅岩文集提要》只提及集中有《赘笺唐诗绝句序》，称“其书不传，无由验其工拙，然亦足见次焱研心诗学，非苟作者矣”。其他书目如钱曾（1629—1701）《虞山钱遵王藏书目录汇编》、黄丕烈（1763—1825）《荛辅藏书题识》、张金吾（1787—1829）《爱日精庐藏书志》、阮元（1764—1849）《四库未收书录》均未提及胡笺本。阮氏主持《宛委丛书》时也只刊了谢解本。现存《天一阁书目》卷四之三有载：“唐诗绝句精选五卷，（刊本）章泉赵蕃涧泉韩㴲选，迭翁谢枋得注，余学胡次焱笺，谢有序。”《天一阁书目》编成于嘉庆十三年，显然，在当时天一阁是藏有胡氏赘笺本的。但现在《天一阁存目》中仅有谢注本，说明此书失传了。近人傅增湘订补莫友芝《郘亭知见传本书目》时也提及胡次焱笺本，当是他据别书再增补的。由日人岛田翰之著录与和刻本赘笺本的流传情况看，傅氏所言“近有重刊本”，很可能是傅增湘在日本见到的和刻本胡氏《赘笺唐人绝句选》。因为自明嘉靖之后，未见有关胡氏“赘笺”本刊刻的记载，其“近者”唯与和刻本年代相当。傅增湘于1931年赴日访书，有理由相信傅氏曾见过岛田翰关于此书的著录并见过和刻本。

    和刻本《赘笺唐人绝句选》原来的刊本情形如何呢？据现存和刻本可知，正保（1644—1648）年间的刻本，皆是五卷一册装，封面题名为《唐诗绝句赘笺一之五》，首载谢枋得与胡次焱序，次有陈瑀《重刊唐诗绝句赘笺序》，此序不见于中山大学藏本，表明和刻本不是直接翻刻正德刊本的。又日本岛田翰（1879—1915）于其《古文旧书考》卷三有专门著录：“《注解唐诗绝句赘笺》，五卷，正保刻本。 《注解唐诗绝句赘笺》五卷，宋迭山谢枋得取赵蕃、韩㴲所撰《唐绝句》而注之，而余学胡次焱复为之笺也。予顷岁购得是书，读而爱之，为校其伪脱既毕，乃又反复原此书之所以为作用，迭翁、余学之所以拳拳注且笺之之意，以谓古人凡着一书，大要出乎不得已，有为而为，而不有苟焉从事无由而作者也。”日本内阁文库和刻本与其他流传的和刻本都是一种版式。只是纸型及版记略有不同，这说明它已被刊印过多次了。而东洋文库本末留有最初的版记：“正保三年戊丙历  林和泉掾板行。”正保三年为1646年，日本翻印此书也是在陈瑀重刊百余年之后了。嘉靖刊本在中国流传甚少，也不见于明清人藏书志著录。泉州是当时与日本贸易的主要港口之一，它能流传东瀛，也是情理之中的事。当时日本也实行锁国政策，唯一对外开放岸口是长崎。从中国传来的书，都是先集中到长崎。查大庭修整理的《舶载书目》可知，此书约在1600年左右传入日本。此书版行者林和泉为书商，当与日本江户前期有名的学者林罗山属同一家族。林罗山（1583—1657）为德川幕府的智库，曾在上野国忍冈一地兴建先圣殿发扬新儒学。当时，传入汉籍多由他审定，幕府汉籍刊印也由他主持。林氏一门数代皆为幕府学头，藏书甚丰。唯因如此，这一稀见版本才能得以刊行。不过，现存本是林版原刊本还是坊间仿刻本，已难知晓了。

    （作者：査屏球，系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