戈恩的大起大落大逃亡

    2019年的最后一夜，取保候审的雷诺-日产-三菱联盟前主席卡洛斯·戈恩在日本检方严密监视下逃离位于东京的住所，并在同一天发表声明向外界证实已回到黎巴嫩。随后日方通过国际刑警组织向已回到黎巴嫩家中的戈恩发出红色通缉令，但日本与黎巴嫩没有引渡协议，黎巴嫩国内法也规定不向外国政府引渡本国公民。戈恩的另一个国籍国法国政府也明确表示，“如果戈恩来到法国，我们将不会引渡他，因为法国从不引渡自己的国民”。

    尽管这一事件令日本司法体系“蒙羞”，但木已成舟，这位日产汽车曾经的首领在经历了大起大落之后，最后选择以一次“大逃亡”告别自己过去十几年曾经深陷其中的是是非非。

职业传奇一朝崩塌

    现年65岁的戈恩是出生在巴西的黎巴嫩人，同时拥有法国和黎巴嫩国籍。他24岁入职米其林轮胎公司，多年职场打拼赢得“成本杀手”的声誉。35岁时，戈恩成为米其林轮胎北美地区的首席执行官。1996年，戈恩转投雷诺汽车。

    1999年，雷诺向连续亏损7年的日产汽车注资，双方结成雷诺-日产联盟。戈恩随即出任日产首席运营官，并于2001年成为日产首席执行官。戈恩接手日产汽车时，日产的市场份额已不足5%，债务高达2.1万亿日元，但到2003年，日产不仅偿清债务，其在日本市场的占有率也有所回升。2016年，日产收购三菱汽车公司，戈恩出任三菱汽车董事长。身兼三家汽车企业董事长的戈恩，带领这一汽车制造联盟于2017年和2018年全球销量超过丰田汽车。

    诚然，戈恩曾是拯救日产汽车、助其走向巅峰的功臣。但是，在日产汽车内部，他“掌舵”期间的独断专行也招致了许多争议。日本媒体曾曝光过戈恩涉嫌假公济私、高薪自肥、利益输送等丑闻。在企业经营方面，戈恩的举措打破了日本商业传统，他在自传《一个成本杀手的管理自白》中写到，他一上台就减少了日产汽车一半的零件供应商，卖掉了所有非汽车相关产业。为实现快速盈利，戈恩在接管日产汽车后裁员2.1万人，日媒的报道就认为，“戈恩的成功是上万个日本普通家庭的破碎堆出来的”。

    2018年11月，戈恩在东京被捕，面临日本检方包括瞒报巨额个人收入、挪用公司资金、向公司转嫁个人投资损失，涉嫌违反《金融商品交易法》和《公司法》等四项指控。法国方面也正对他进行调查，认为他挪用和不当支出公司资金。雷诺、日产两家汽车企业受到严重影响，不仅一年来业绩下降，股价也分别下跌28%和23%，成为表现最差的世界主要汽车制造商。同时，两家公司的新合作项目也毫无进展。面对各方指控，戈恩全部否认，并指责日产高层合谋“政变”。

背后的巨大漩涡

    实际上，在2017、2018年戈恩走上人生巅峰之时，问题就早已凸显。虽然戈恩于2018年宣布雷诺-日产-三菱联盟年销售量超越大众汽车成为世界第一，但日产汽车在日本国内市场的发展却一路走低。据日本媒体介绍，2017年度日产在日本国内的销量为58万辆，排在本田、铃木、大发之后，降至第5位，日产还连续两年以上没有在日本推出新车型和全面改进的车型。

    作为一个汽车制造联盟，雷诺汽车目前是日产的最大股东，持有其43.4%的股份，但联盟的另一方日产汽车却只持有雷诺15%的股份，且无投票权。从市价总值上看，日产市价总值4兆日元，雷诺只有2.3兆日元。从销售业绩看，2017年日产汽车在全球市场销售额接近600万辆，而雷诺只有376万辆，并且在技术开发、资金支持方面日产对雷诺都有很大的帮助。2017财年，雷诺从日产收到的分红数额累计超过了6000亿日元，计入雷诺-日产联盟合并决算的日产利润超过2.5万亿日元。此间媒体指出，该联盟已经成为一个“不平衡的怪兽”。

    随着日产和雷诺之间发展越来越不平衡、不对等，日产为一家国外“小公司”所控制的愤懑情绪愈发强烈，更担心戈恩偏袒雷诺，影响日产的发展。有日产负责人曾对媒体表示：“曾经戈恩给我一种感觉，他会听取我们现场的声音，并且和我们共同管理公司，但现在那种团结的感觉消失了。”

    而最终推动日本检方逮捕戈恩的，恐怕还是近年来雷诺试图合并日产的举动。法国政府作为雷诺的大股东，一直希望推进雷诺与日产合并，能更大程度地影响日产，这也引起日产方面的不满，不愿接受由雷诺强迫的经营合并，要求调整资本关系。

    2015年，时任法国总统的奥朗德试图推动雷诺和日产合并，一度导致日法关系紧张。日产也曾努力寻求改变股权架构，但被现任总统马克龙明确拒绝，马克龙认为“没有任何理由”改变两家公司目前的结构。法国政府希望两家公司合并，日产方面并不买账；日产希望在联盟中居于主导地位，但法国政府目前并没有出售雷诺股份、放弃联盟控制权的打算。日法两国间的矛盾直接影响到了戈恩本人。

事件引发日本反思

    自2018年被捕后，戈恩为取得保释总共缴纳了15亿日元保释金。日媒报道称，东京地方法院于2019年3月和4月分别两次同意戈恩保释，但附加了非常严苛的条件。保释期间，戈恩必须待在东京，交出护照，被监控住所，出行须有警方、检察厅、企业方面三名代表陪同。但出乎日本社会的意料，交了巨额保释金的戈恩还是选择了逃走。无论是他的律师，还是为此案准备了一年多的日本检方都惊呆了。

    戈恩逃离后，日本出入国管理厅称，未发现戈恩的出国记录，因此认定他是以非法手段离开日本。但黎巴嫩外交部则表示，戈恩是合法入境。关于他逃离的方式，也是众说纷纭。有说是戈恩妻子一手策划，也有说美国的保安公司参与行动，也有说戈恩藏在乐队的乐器盒子中逃出自己东京的住宅，经大阪关西机场搭乘私人飞机出境，在土耳其转机后最终抵达黎巴嫩首都贝鲁特。

    事情的真相目前仍无法考证，可能只能等到戈恩将于1月8日在贝鲁特举行的记者会上自己去说了。新年伊始，日本媒体就已将此事称为“对日本司法体制的嘲弄”。一位前检察官则称，此事件“可能动摇日本的司法制度”。有日媒反思称，戈恩逃亡之后，日本应加强国家司法制度的保释程序。此间媒体指出，为避免这种事再次发生，日本应该就如何弥补司法制度弱点一事进行讨论，例如根据涉案金额与被告资产等情况设置相应的保释金金额，以及给被保释者佩戴定位监控设备等。

    （本报东京1月5日电 本报驻东京记者 张冠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