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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明日报 2020年01月03日 星期五

    南岳一声雷

    ——王夫之与船山精神

    作者:李 舫 《光明日报》( 2020年01月03日 13版)

    位于湖南省衡阳县曲兰乡的王夫之故居——“湘西草堂”

    王夫之著述

        刚过去的2019年是伟大的思想家、哲学家王夫之诞辰400周年。王夫之,世称“船山先生”,是中国朴素唯物主义思想的集大成者,与黄宗羲、顾炎武并称为明末清初的三大思想家。王夫之是中国精神的剪影,也是中国文化的名片。他主张“知而不行,犹无知也”“君子之道,力行而已”,治学当为国计民生致用,反对治经的烦琐零碎和空疏无物。

        近代以来,王夫之的学术思想对后辈学人影响极大,今天对我们民族文化建设尤其具有现实意义。如何认识船山先生、把握船山思想?如何对船山思想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这些问题,尤其值得我们深思。

        衡阳县金兰乡高节里,距离湘西草堂4公里,有一座孤独了千万年的山——大罗山。此山荒凉凋敝,良禽过而不栖,山头巨石阴沉黄褐,其状如船,当地人叫它“石船山”。虎形山梁上,与孤山做伴的,还有一座孤独的坟茔。坟茔两边的石柱上刻着两副对联,其中一副写道:“世臣乔木千年屋,南国儒林第一人”。

        这便是一代大儒王夫之的墓庐。

        王夫之,字而农,小字三三,号姜斋,亦号南岳卖姜翁,1619年生于衡州府衡阳县,1692年逝于衡州府衡阳县。

        1690年的一天,斜阳如血,清癯的王夫之伫立在湘西草堂前,面对着石船山,久久地与之对视。四野里,衰草连天,乱石穿空,荆棘丛生。冷冷的秋风掠过他寒瘦的面颊,将他的长衫吹得啪啪作响。

        “秋水蜻蜓无着处,全现败叶衰柳。”这是王夫之写于暮年的一句词。而这,何尝不是他生命的写照?

        他缓缓地转过身,走进湘西草堂,挥毫写下“船山者即吾山”,光影淋漓,墨汁淋漓,心迹淋漓。王夫之自忖去日无多,早已为自己作下墓志铭。这篇短文通篇只有144个字,序和铭都极其简短,但真情澎湃、真气四溢,船山风格如在眼前,船山风骨跃然纸上。

        有明遗臣行人王夫之,字而农,葬于此。其左则其继配襄阳郑氏之所袝也。自为铭曰:

        拘刘越石之孤愤而命无从致,希张横渠之正学而力不能企。幸全归于兹丘,固衔恤以永世。

        墓石可不作,徇汝兄弟为之,止此不可增损一字,行状原为请志铭而作,既有铭不可赘。若汝兄弟能老而好学,可不以誉我者毁我,数十年后,略记以示后人可耳,勿庸问世也。背此者自昧其心。

        王夫之将他的一腔热血倾洒在这篇墓志铭里。两年后的2月18日,王夫之走完了最后的人生路。

        正如王夫之在他自撰的墓志铭中所写,抱刘越石之孤愤而命无从致,希张横渠之正学而力不能企。生逢天崩地裂的明清之际,他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大变局,也做出了前所未有的大抉择。他历尽忧患,孤心独抱,担当大义,舍身赴难。如果要用一句话概说他的人生,那就是一生寻梦,卓绝奋斗。

        谁也不曾料想,就是这个孤独、落寞、凄凉的老者,在两个多世纪后,却在中国闹出了天大的动静,他遗留下的“船山思想”,仿佛一桶滚热的油,在华夏大地上,燃起此起彼伏的革命烈火,那个他一生不肯承认且最终落后挨打的清王朝,终于在这滚滚洪流里灭亡。以至于,诸多那个年代的风云人物,异口同声地说道:这个在湘西草堂守望中原、瞭望未来的船山先生,就是二百年后选择用思想作武器去战斗的我们、你们、他们。

        晚清思想家郭嵩焘对王夫之给予了极高的赞誉:

        训诂笺注,六经周易犹专,探羲文周孔之精,汉宋诸儒齐退听;

        节义文章,终身以道为准,继濂洛关闽而起,元明两代一先生。

        王夫之,中华民族历史伟大的民族英雄、中国思想史上重量级的巨匠。

        1644年,是一个闰年,也是一个猴年。

        这一年正值大明、大清、大顺、大西四个政权交替,年号有点复杂:明思宗崇祯十七年、清世祖顺治元年、大顺朝永昌元年、大西朝大顺元年,算上黄帝纪年,或许还可以加上黄历四三四二年。

        这一年,王夫之不满25岁。

        在这之前的王夫之,生活是简单的、纯净的、快乐的、充实的。他的父亲王朝聘毕业于明朝最高学府国子监。王夫之之所以聪颖过人,与父亲的遗传不无关系。3岁起,他就和长兄王介之一起学习十三经,历时3年。父亲南归时,他才9岁,便随父学习经义。4年之后,王夫之应科举,高中秀才。随后,又两次与其兄一道应考,虽未得中,但却饱读诗书。1637年,17岁的王夫之与16岁的陶氏成婚。次年,离开家乡,负笈长沙,求学于岳麓书院,师从山长吴道行,与同窗好友邝鹏升结“行社”。

        今天的岳麓书院,依然绿荫蔽日,书声琅琅,我们不难想象400多年前“会讲”的盛景——惟楚有材,于斯为盛。其时,张南轩得五峰先生之真传,让思想与学问冲决了科场应试的形格势禁,开创出“传道济民”的雄健气象。远在福建的朱熹从武夷山起程,来到岳麓山下、湘水之滨。“朱张”曾就《中庸》展开会讲,历时两个多月,思想的余音,绕梁不绝。四方士子莫不喜出望外,奔走相告: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18岁的王夫之沐浴着这些圣贤的光辉,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在这里,他读周易老庄,孔孟程朱,读《春秋》经史,思想贯穿于秦汉与唐宋,精神悠游于儒、道、释之间。他以经史为食粮,却又从不止于经史的疏笺。他喜欢与古人神交,与历史对谈。从那时起,湖湘学派所特有的原道精神和济世品格,恰如一枚饱满的精神种子,洒在王夫之朝气蓬勃的岁月里。

        岳麓书院如同王夫之的一个生命驿站。他从这里出发,同当时的年轻学子一样,试图奔向科举考试之途,却奔向了中国文化的巅峰。

        1639年,其兄中副榜。是年,他与郭凤跹、管嗣裘,文之勇发起组织“匡社”。4年之后,湖广提学岁试衡州,王夫之被列为一等。那年,他23岁。此后,他又以《春秋》第一的成绩,中了湖广乡试第五名。而在这次科考中,长兄王介之也高中第40名,好友夏汝弼、郭凤跹、管嗣裘、李国相、包世美亦都榜上有名。

        1641年,王夫之与两位兄长同赴武昌乡试,王夫之以《春秋》第一,中湖广乡试第五名。

        1642年,王夫之的长兄王介之也中举第40名,好友夏汝弼、郭凤跹、管嗣裘、李国相、包世美皆中举。秋,王夫之与王源曾等百余人在黄鹤楼结盟,称为“须盟大集”。

        那是一段多么美好的读书时光啊!王夫之常常回忆自己这段倥偬而逝的青春岁月,明如山间新月,静如涧外幽兰。令天下士子欣然向往的古老书院,悄然绽放着这些年轻的读书人的灿烂青春。

        然而,厄运开始了。1643年,王夫之与王介之自崇祯十五年十一月北上参加会试,因李自成军克承天,张献忠军攻陷蕲水,道路被阻,王夫之兄弟自南昌而返。

        王夫之的父亲王朝聘,原本一介书生,此时却成为张献忠手里的人质。命入虎口,生死一线,王夫之与长兄心急如焚。情急之下,他自己刺伤面孔,敷以毒药,乔装为伤员,命人抬入敌阵。凭着智慧,王夫之终于救出父亲,趁着月黑风高,父子逃至南岳莲花峰下,藏匿在黑沙潭畔。

        天下已然大乱,被切断的不仅仅是北上的交通,还有平静的生活、浪漫的梦想。

        王夫之用饱蘸血泪的笔墨写道:

        斜月横,疏星炯。不道秋宵真永。

        声缓缓,滴泠泠。双眸未易扃。

        霜叶坠,幽虫絮,薄酒何曾得醉。

        天下事,少年心。分明点点深。

        国忧今未释,何用慰平生?

        王夫之是多么想要倾诉,想要表达,可环顾周遭,何人可诉衷肠?日日陪伴他的,只有老庄、孔孟、程朱,只有《尚书》《春秋》与《周易》,只有文明与历史的千百年演绎。1651年,33岁的王夫之回到家乡,辗转流徙,四处隐藏,最后定居于衡阳金兰乡高节里,他先住茱萸塘败叶庐,继筑观生居,又于湘水西岸建草堂。1656年,37岁的王夫之于耒阳乡下的兴宁寺里找到一张安静的书桌,潜心研索《老子》,日后结集为《老子衍》。五年之后,他重回曲兰乡,筑败叶庐,以读书隐居。在这里,他以为可以找到余生的安宁,哪知道,造化还在弄人。次年,妻子郑氏溘然病逝,经历了太多的死别生离,他老泪纵横,默默地承受了这一切。

        继《老子衍》之后,王夫之手不释卷,笔耕不辍。哪怕饥寒交迫,哪怕生死当前,都不曾有一日改变。他相信历史终将回望,也相信那千年回望里定能看见这未绝的薪火。深沉的忧伤让刚过不惑之年的王夫之早早地出现了白发,呜呼!青山秋缓缓,白发鬓匆匆。

        过了知天命之年,王夫之遇到了更大的苦难和动荡。

        公元1673年,降清的吴三桂又开始反正,杀死云南巡抚,攻打湖南。旋占衡阳,妄图称帝。吴三桂派人四处搜捕王夫之,以便其用。这对一直心怀天命与大道的王夫之来说,无异于奇耻大辱。他宁愿受死,藏身于麋鹿山洞,日日与麋鹿为伍,亦决不屈从。

        公元1674年,王夫之再建三间茅草屋,且耕且读。

        其时,明清政权交接已历三十年。还有谁知道,在这偏僻的石船山下,一间遮不住瑟瑟寒风的贫寒草屋?还有谁记得,在这青灯黄卷之侧,一个掩卷深思抚案长叹的瘦弱而又坚定的身影?还有谁明白,王夫之字里行间、孜孜矻矻寻找的,是国家兴盛的亘古真理?

        日夜不息的湘江,从草屋之西流过,王夫之将草屋命名为“湘西草堂”。

        很多年以后,东西方学者不约而同地称王夫之为十七八世纪与黑格尔齐名的伟大思想家。王夫之逝世一百年后,黑格尔用鹅毛笔饱蘸墨水,写下了一句至今令我们深思的话:“一个民族有一群仰望星空的人,他们才有希望。”

        在这间寒陋的草屋,王夫之足不出户,却是思想的行者;他蹇蹇匪躬,却是未来的信使;尽管站在黑夜之中,他却用另一种方式,为中华民族仰望星空。

        1678年,吴三桂在衡州称帝,其党强命王夫之写《劝进表》,遭到愤然拒绝。他对吴三桂派来的幕僚说:“我安能作此天不盖、地不载语耶!”事后,逃入深山,仿屈原《九歌》,作《祓禊赋》,抒发自己的感想:“思芳春兮迢遥,谁与娱兮今朝,意不属兮情不生,予踌躇兮倚空山而萧清。阒山中兮吾人,蹇谁将兮望春?”对吴三桂极尽蔑视。1689年,衡州知府崔鸣鷟受湖南巡抚郑端之嘱,携米来拜访这位大学者,想赠送些吃穿用品,请其“渔艇野服”与郑“相晤于岳麓”,并图索其著作刊行。此时的王夫之年事已高,身患重病,饥寒交迫,但仍不欲违素心,他写了一封信,婉拒米币,以明心迹,自署南岳遗民。

        六经责我开生面,七尺从天乞活埋——王夫之曾投奔南明王朝,协助永历皇帝抗清,很多南明王朝的历史真相,都在他的书中有完整的记录。那虽然悲情失败,却始终不屈不挠抵抗的南明历史,因为他,才不曾被清朝御用文人们抹黑。早在康熙元年,当永历皇帝殉国的消息传来时,深感希望破灭的王夫之悲愤难忍,留下了诸多诗篇。

        咏史已惊开竹素,挑灯无事话沧桑。他开始隐居在湘西草堂,埋头于经济学问之中,这位科举的多年失败者,矢志不移的抗清志士,终于找到了走向未来的最佳路向。他用了数十年的时间,重新反思了明朝灭亡的教训,正因他身世坎坷,扎根地层,所以他看到了时间之外的历史真相,那蛰伏于平静的水面下的湍急细流,那隐藏在繁华背后的人性的丑恶、制度的弊端,他比好些人都看得深刻,看得明白。

        可是,他真的老了,饥寒交迫,贫病交加,白发稀疏,瘦骨嶙峋,连他的儿子都说他“迄予暮年,体羸多病,腕不胜砚,指不胜笔”。他一边咳喘,一边叹息:“吾老矣,惟此心在天壤间,谁为授此者?”这年五月,他仿照杜甫的《八哀诗》写下《广哀诗》19首,以悼念他的19个故去的朋友:有他一直追随的前辈瞿式耜,有青年时代的好朋友管嗣裘,有他衷心敬佩的学者方以智……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为追求理想,不惜牺牲生命。

        谁信碧云深处,夕阳仍在天涯?

        病中的王夫之从未放下手中的笔。王夫之后半生四十余年中,著述百余种,内容涉及哲学、政治、法律、军事、历史、文学、教育、伦理、文字、天文、历算及至佛道等,尤以哲学研究成就卓著,其主要著作有《周易外传》《张子正蒙》《尚书引义》《读四书大全说》《老子衍》《庄子通》《思问录》《读通鉴论》《宋论》《黄书》《噩梦》《楚辞通释》《诗广传》等。清末汇刊成《船山遗书》,凡70种,324卷。每一本,都是一声追问,一道印痕,一段坚忍卓绝的生命。

        1689年,王夫之已是古稀之年,他听力渐渐丧失,甚至连草堂外面的杜鹃啼鸣也听不到了。然而,他存心如昔,依然劳其筋骨,苦其心志,笔耕不辍。1691年四月,王夫之咳喘中完成生命最后的思想典籍:《读通鉴论》三十卷,《宋论》十五卷。

        从37岁回乡到73岁辞世,近四十年时光,王夫之由青年而壮岁而老年,人生由清晨到正午到黄昏,他的生活,变得简单、干净、从容,不再有享乐、欢娱、交游、饮酒、酬唱,他余生的全部岁月,只有一件事,只做一件事,著书。生活中的王夫之是寂寞的,文字里的王夫之却未曾寂寞。他在历史中溯游的时候,也在与未来对望。这些数百万字的巨著,凝集着王夫之一生的思考和心血,他一直写到生命最后时刻,终于在临终前完成定稿。这些著作坐集千古之智,博大精深,吞吐古今,包括了中国历史的教训和反思,更包含着对中国政治文明未来走向的预言。

        翻开这厚重的书卷,我们不难发现,其中有一句石破天惊的呐喊,在王夫之辞世的250年后,震惊了在外忧内患、丧权辱国中苦苦思考的中国人:平天下者,均天下而已。

        王夫之的心中,生长着两个“中国”。一个中国是王朝中国,一个中国是文化中国。王夫之认为,王朝中国是一姓之私,代兴代废。唯有文化中国,从炎黄至今,贯穿中国历史始终,只要守住中国文化,捍卫中国文化价值,中国就永远不会败亡。

        王夫之的文化中国,有着丰富的含义——追溯中国文化的本真本源,寻找中国文化的基本价值,梳理中国文化的历史脉络,并最终以中国文化推动国家强盛、民族复兴,这才是真正的文化中国。国家强盛、民族复兴是贯穿中国历史一个宏大的主题。中国士大夫从来都有着家国情怀,家亦是国,国亦是家,难得的是,王夫之从理论高度定义了国家立场,总结和开掘了传统爱国主义,让这种情感具有了现代精神。

        1656年冬,38岁的王夫之从常宁返回衡阳,这一年,他创作了对后世影响至深的《黄书》。

        所谓《黄书》,顾名思义,是关于黄帝文明的书。王夫之忠君爱国,泣血扶倾,坎坷从政失败后,在流亡湘南期间,开始从理论上思考明亡的原因,探求中国的兴盛之道。他在《黄书》中写道:“中国财足自亿也,兵足自强也,智足自名也。不以一人疑天下,不以天下私一人。休养励精,士佻粟积,取威万方,濯秦愚,刷宋耻,足以固其族而无忧矣。”这是何等的文化自信和民族自豪!王夫子倡言从经济上、军事上和文化上去强盛中国,华夏民族便可以永固于天下。王夫之这种强烈的民族复兴和中国自强思想贯穿于一生的追求。他断言:“公其心,去其危。尽中区之智力,治轩辕之天下。”

        看透了明、清两朝的积弊,在主权危机、民族灾难、国家危亡、人民流离的背景下,王夫之向往一个政治清明、社会进步、经济腾飞、文化繁荣的世界。“新故相推,日生不滞。”他在《尚书引义》中写道。新旧事物变相更替,事物每天都在新生变化之中,这是事物的发展规律,也是世界的发展规律。他描绘了一个崭新的国家,这个国家在政治思想方面“以天下论者,必循天下之公”“不以一人疑天下,不以天下私一人”;在选贤用人方面,“以天下之禄位,公天下之贤者”;在文化建设上,“天下唯器”“理不先而气不后”,躬行实践,知行统一。王夫之是中国历史上难得的大百科书式的思想家、哲学家,不论是面对战争还是灾难,不论是遭遇绝望还是悲伤,不论在怎样艰难的环境中,他都怀着无限的憧憬,怀抱无限的生机。他以前无古人的卓识和担当,以“埋心不死留春色”的奋斗、“残灯绝笔尚峥嵘”的理想、“六经责我开生面”的气概、“留千古半分忠义”的精神,坚守着中国文化的精神家园,捍卫了文化救国的历史使命,为中华民族埋下了伟大复兴的燎原火种,这正是他超越以往思想家、哲学家的地方。

        中华自强,民族复兴——这是王夫之的政治宣言书,何尝不是现代中国的政治启蒙书?

        王夫之故去两个世纪后,晚清政治家、思想家、革命家谭嗣同将他对王夫之的敬佩写进一首诗里:“万物昭苏天地曙,要凭南岳一声雷。”

        这位戊戌变法的斗士,是在王夫之思想的直接影响下走向革命之路。他服膺并信仰王夫之,坦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以续衡阳王子之绪脉。”他怀抱船山精神,大义凛然地走向断头台,以死唤醒中国,成为民族复兴的英烈之士。

        王夫之在《黄书》所宣示的中华民族复兴和中国自强思想,直接成为辛亥革命的先声。走在时代前列的知识分子以王夫之名义迅速掀起了一场波澜壮阔的尊黄大潮。推动社会进步、书写中国近现代史的一代大儒王夫之,由此而被人们称为“近现代精神领袖”。

        1911年,孙中山主持制定《中国同盟会本部宣言》。宣言宣示,以史可法、黄道周、倪元璐、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等志士仁人作为民族复兴的精神领袖。“当今之世,卓然而能兴起顽懦,以成光复之绩者,独赖而农一人而已。”章太炎分析辛亥革命成功思想源头时说:“船山学术,为汉族光复之原。近代倡议诸公,皆闻风而起者,水源木本,端在于斯。”

        不愿成佛,愿见船山——这是人们对王夫之的最高评价。

        毛泽东的恩师杨昌济一生景仰王夫之。杨昌济对王船山的认识深深影响到以毛泽东、蔡和森为代表的一大批五四时期的进步青年。1921年,中国共产党创立伊始,毛泽东便利用船山学社的经费和社址创办湖南自修大学,为新民主主义革命培养了一批又一批栋梁之才。这些进步的种子,如星火燎原般,从这里走向全国、走向世界。

        门外黄鹂啼碧草,他生杜宇唤春归。王夫之一生贫困潦倒,甚至书籍纸笔多用故旧门生的旧账簿之类,然而,他死后,却留下了无尽的精神财富。今天,王夫之的学术资源已经成为人类共同的思想财富。不仅在中国,在日本、新加坡、韩国都成立专门机构聘请专家学者研究王夫之思想,在美国、俄罗斯和欧洲各国都有王夫之论著、诗文译本。美国学者布莱克说:“对于那些寻找哲学根源和现代观点、现代思想来源的人来说,王夫之可以说是空前未有地受到注意。”

        1985年,美国哲学社会科学界评出古今八大哲学家,其中有四位是唯物主义哲学家。他们依次是:德谟克利特、王夫之、费尔巴哈、马克思。

        2019年冬日的一天,太阳在天边喷薄欲出,晨露澄澈,朝霞璀璨。衡阳县金兰乡高节里,距离湘西草堂四公里,清癯的王夫之石像伫立在湘西草堂前,无所凭依却浩然正气,瘦骨嶙峋却坚韧真挚。清冷的寒风掠过他寒瘦的面颊,将他的长衫高高扬起。这个400岁的老人面对着石船山,久久地、久久地与之凝视。

        新的一天开始了。

        (作者:李 舫,系人民日报海外版副总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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