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文字状写一座城市的意义

    你会如何评价你所在的城市？如果是故乡，大约可以书写童年的记忆、年少的心事、街边的美食；如果只是暂居他乡，从点滴日常入手，事无巨细地还原与总结，也是描绘城市一角的捷径。

    张爱玲曾说过一段话，大意是：我们对于生活的体验往往是第二轮的，总是先看到海的图画，后看到海；先读到爱情小说，后知道爱。在这个意义上，在了解与抵达一座城市之前，先看看别人所写，感受形态各异的、书写城市的目光与视角，也别有一番趣味。

    程章灿教授在文化随笔集《山围故国：旧闻新语读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9年7月出版）的引言中，就说明了他与南京城的渊源与距离。对于“二十岁那年负笈南来”，之后就长居南京的程章灿而言，他与城市的距离非常微妙。他的视角，既有遥远与老派的一面，这是“他乡”与“故乡”的区别、“此刻”与“历史”的距离；又有与城市朝夕相处之后，缓慢生长而出的、熟悉与温情的“新语”。

    正是“新语”与“旧闻”，奠定了《山围故国》独树一帜的城市叙事姿态。郁达夫写北平，心心念念的是“陶然亭的芦花，钓鱼台的柳影，西山的虫唱，玉泉的夜月，潭柘寺的钟声”，这是城市文学叙事中旧大夫气质明显的田园之梦。王安忆在《长恨歌》中写弄堂、闺阁、旧上海的梦魂花影，写了一个女人的史诗与命运，最终想要服务的却是，“这个女人不过是城市的代言人，我要写的是一个城市的故事”。

    同样是城市叙事，程章灿不从小情怀、小景观入笔，也不再描写此刻，这既是一位文史学家近乎本能般的写作习惯，又极为贴合南京这座独一无二的、文学性与历史感交融的城市。《山围故国》的双线主题，“新语”与“旧闻”，已不再是二元对立。它们彼此交融，又气质迥异，各自醒目。“新语”的气质，作者运用了大量的新潮语汇，去塑造、拿捏。而“旧闻”，则更能体现《山围故国》的风骨与精魂。书中所涉人物，皆是作者从专业考据的研究成果中搜索出的“边角料”：帝王将相，失意文人，宦海浮沉的小官吏，以及历史转折处的“小人物”的一言一行。凡此种种，皆从浩如烟海的史书中打捞，有细节，有故事，有温度，有起承转合，有名士风流，文章虽“短”而“小”，却可以逼真地感受到古中国清俊而轻灵的情绪。

    比如提及萧景墓石刻、“鬼脸照镜”石头城、古林寺与古林公园，程章灿并没有依循惯例描摹景点优美的外观、四时的变化，也不再刻画私人化的城市旅行心迹。作者用“小历史”的笔法，从细节的角度讲述了很多“老南京”都未必知道的南京故事和历史传奇。城市景观的前世今生，都可以作为切口，被作者耐心地探索、追问、分析，于细微处知著，补充真实细节，调动逻辑推理，趋近历史精神。

    同时，“小历史”能够更好地推动文本突破时空的界限，出古入今。如果说，《山围故国》中还有哪里拓展了城市文学，并以此形成标志，那么只会是文本中不停切换的空间，以及不同维度的空间所叠加的可能性。在《山围故国》的叙事里，时间与空间是被反复强调的主题，“今人不见古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程章灿在用脚步丈量城市，但笔端却回溯到千年之前，事无巨细地还原历史长河中此地此景发生过的一切。“小历史”所拓展的城市叙事，既是“旧闻”的载体，又是中国古典诗学的人生感慨与宇宙意识的有效补充，言在意外，余味无穷。

    《山围故国》呈现的是一种精神意义的追寻。这种精神，绝非大热的美食系列纪录片，或者某本详尽的地方志所能承载。美食只是城市的标签，地方志只是一种历史的忠实记录，这些都不能体现人文精神的因循沿袭。不仅如此，过高或过低的姿态，都会损害情感的真实表达。所以程章灿试图用数十篇写给南京的“情书”，去展现这样一种可能性：此刻的南京城与千年之前的金陵，有哪些文化领域的沿袭、传承、隐秘的改变，又有哪些千古不变、百世不易。

    对比古今，变化的一定是历史车轮之下的城市化，以及城市化进程本身所提供的崭新的生活经验和文化经验。还原到《山围故国》，可能很正面，比如从容不迫地谈古论今，厘清城市的“小历史”“小掌故”；又或者不关乎价值评判，只做客观描述，就像在《“戏说”明武宗下江南》中，有各种版本的影视剧都在叙述江南的史诗，但没有人再进一步去探索“皇帝到南京干了些什么事”。一切戛然而止。这不得不算是现代社会中被媒体和娱乐产品渲染之后独具特色的现象。在这个意义上，《山围故国》的底色是辩证和思索的，它不仅有对古中国温情脉脉的回忆，也饱含对技术革新的现代生活的期许：用现实战胜虚拟，用历史的真实驱散娱乐的虚飘，用文字状写一座城市的意义。

    （作者：金少帅，系书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