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纵谈】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何毓灵:黄河的变迁非常频繁,留下了大量历史遗存。豫北冀南地区太行山东侧大约60公里范围内晚商时期遗址分布密集,再往东则遗址数量锐减,这和古黄河泛滥的情况大体对应。建议加大现有黄泛区考古发掘支持力度,针对黄泛区遗址调查与发掘制定专门办法,在城镇化加速发展的过程中,市、县级文物管理部门更要充分掌握黄泛区遗址特性,进行有效介入、管理、调查与发掘。
河南省文物考古学会会长孙英民:大遗址是讲好黄河故事的主阵地。加强大遗址考古发掘研究,持续开展大遗址保护展示工程,建设遗址博物馆,依托大遗址建设国家考古遗址公园,不仅可以证实黄河文明、讲好黄河故事,而且是塑造国家文化地标、增强民族自信、国家自信的现实需要。大遗址保护要和考古遗址公园建设相结合,通过建设考古遗址公园,维护文化遗产的尊严,改善人居环境,带动相关产业发展,提升城市文化品位。
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袁广阔:黄河河道最迟在8000年前就已经存在,且在仰韶、龙山、商周等时期,一直没有改道,滋育了两岸呈葡萄串状分布的众多居址,从新石器时代一直到商周时期,生生不息。要充分认识黄河两岸新石器时代遗址的学术价值与文化价值,以及在中华文明形成过程中的独特意义。建议尽快对黄河两岸新石器时代遗址进行深入细致的调查,摸清保存状况。
河南大学黄河文明与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黄河文明省部共建协同创新中心教授艾少伟:我们不仅要关注在黄河文化深刻影响下形成的地理景观,研究黄河流域人们特定的生活方式,而且要关注由于地域和民族不同而产生的文化差异,进而对黄河流域的各类文化赋予新的时代意义,推动黄河流域进行具有强烈人文关怀的城市和乡村建设,促进黄河流域文化旅游融合发展。
(以上观点整理自“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高层论坛2019)
(项目团队:光明日报全媒体记者 张胜、王斯敏、覃庆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