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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的使命是什么？”中国传记文学学会副会长、国务院参事忽培元抛出的一个问题，引起与会作家的沉思。他环顾四周，坚毅的眼神中，答案呼之欲出：“作家是一个讲故事的人，但更是一个真实的生活者和生活中的有心人。”
这几年，为创作《乡村第一书记》，忽培元几乎跑遍全国各地农村，对于农村的境况，他的讲述是深刻的，“扶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的伟大战役，已促成传统意义上的‘农村’朝着‘现代乡村’的演变。面对如此巨大的社会变迁，作为生活中的有心人，作家们不能视而不见”。
在日前由中国作协主办的第四届中国文学博鳌论坛上，作家和文学界人士围绕“历史视野下的脱贫攻坚与新乡村书写”的话题，思考着，讨论着。
突破固化的乡村书写模式和语法
一堆篝火，曾照亮火箭军创作室主任徐剑的创作灵光。2019年8月，徐剑翻越高黎贡山，跨越怒江，来到独龙江畔。这一次，他要用非虚构文体，写正如火如荼开展脱贫攻坚工作的独龙江乡。
坐在篝火边，徐剑与当地群众聊天，一起吃早餐、晚餐。短短三个月内，徐剑的收获和感悟很多。“如今农村的变化天翻地覆。作家的叙事定位，要走出千年不变、千人一词的农耕文明乡愁与田园式牧歌的咏叹，告别那种哀歌般啸吟、挽歌式的惆怅、乡村的恶与善与生俱来、城市与乡村总是二元对立等陈旧思维”。
海南大学人文传播学院副教授李音也痛感当前乡土文学创作的守旧，“从文学状态的整体格局来看，就会发现无论是对乡村抒情，还是痛诉乡村的苦难，我们大同小异地在使用重复的表述和语法，充满了对乡村的成见、对其过去和当下一厢情愿的想象。作家们对大地上发生的巨变要么是无知，要么是因为固化的乡村书写模式和语法，无力表述和遮蔽这翻天覆地的乡村”。她把乡村变革比作一份账单，“这不是农田生产、一日三餐的一份小农经济账，而是复杂的、虚实相交的经济大账本，既有传统生产、具体到一家一户扶贫脱困的经济账单，也有互联网经济带动乡镇巨大活力造就的商业奇迹的账单等”。
“这些都是乡村在世界经济和文化中结构性的变化，也是我们从未描述过的新的历史活力和经验。”李音认为，对作家们而言，如果语言不能更新，充满无可名状的活力的乡村就会成为我们不可理解的怪诞之物，对它的不可描述是我们文学的失败，也是文学家的失职。
“新时代乡村，早已不是‘文字下乡’问题了，而变成‘文学下乡’的问题。”解放军出版社编审丁晓平断言。他曾多次赴井冈山考察当地脱贫状况，他发现，“农民已步入现代化，衣食住行不是问题，而如今最紧要的是把握钱袋鼓起来与脑袋富起来、留住乡愁与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向往的关系。”
忽培元同样深有感触。这几年，他不断地在农村行走。“在‘草色遥看近却无’的苍凉之中，也感到了贫困迷雾将散的希望。原本固定承载农耕文明的农村，开始嬗变为人员快速流动、文化碰撞交融、城乡概念叠加的新空间地域。这比此前任何一次农村变革都要深刻而更具质变性意义。”忽培元表示。
2018年年底，忽培元新作《乡村第一书记》面世。该书就讲述了第一书记白朗带领干部群众，建设美好家园的创新实践。忽培元说：“新乡村里，有从传统农民中脱颖而出的自强不息者，有文化、有理想抱负的知识青年群体，还有远行归来的企业家和各级扶贫干部……他们汇集构成了当下乡村复兴的最活跃最具积极影响力的能量，承担着乡村振兴重任，需要我们关注和发现。”
塑造弘扬时代精神的新人物新形象
在深入农村之前，中国电力作协副主席任林举只是在电视中看相关新闻，而当他真正深入到贫困一线时，才发现把扶贫攻坚想得太简单了。“消灭绝对贫穷仅仅是一个阶段目标，我理解根本目标还是要呈现出一个良好的、升级版的社会状态。”
2020年，注定是一个不平凡的年份。这一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正式收官，农村贫困人口将全部脱贫。作为时代的歌者，作家们如何书写新时代新乡村？
“我想这是对一个写作者情感、情怀、境界、思考力和笔力的重大考验。现在还很难说清楚如何书写，但有一点是肯定的，一定要让自己的笔触及到人的信心和信念。如果没有信心和信念的支撑，多么伟大的构想都将功败垂成。”任林举说。
由于自身的乡村成长背景，作家付秀莹一直热切关注时代风潮中的乡土新变。“在写第一部长篇小说《陌上》的时候，我当时就想，要为我的故乡立传，为新时代的新乡土立一块纪念碑，用理想混合着泥土，用热血浇灌着砖石，用爱、信念以及使命熔铸文学初心，刻下大时代中国乡村的精神列传。”
“就整体意义而言，中国现当代文学的主潮是乡土文学。百年乡土文学的发展历程，也是中国在百年间历经困厄和危机、实现艰难而又辉煌的伟大转折的历史进程。”付秀莹坦言，如何以蓬勃的激情、鲜活的笔触、深沉的思考、丰富的艺术感受力，创作出弘扬时代精神的乡土文学经典力作、塑造出像《创业史》中梁生宝那样的新人物新形象，是每一位作家都要直面的历史命题。
在《陌上》中，付秀莹就虚构了一个叫“芳村”的北方村庄。这里人们的日常生活、喜怒哀乐，以及颠沛流离的心路历程，都折射出大时代的波光云影。“芳村是我血脉的源头，是我的精神根据地。我耳闻目睹了故乡大地在时代洪流中的巨变，惊涛拍岸，卷起千层雪。我被那片土地上、那个村庄的人们的命运变迁深深打动。”
山东作协原副主席赵德发建议从两方面着笔：一方面，要深刻反映时代变迁，揭示历史趋势；另一方面，要描摹当下生活，记录时代样貌。身为作家，一定要保持对时代的高度敏感，真切感受时代脉搏，从政治到经济，从文化到科技，方方面面都要了解，既要关注表面上的瞬息万变，又要把握本质上的东西。
在他创作的《经山海》里，读者就可以了解城市化、全球化、信息化大背景下的乡村变迁，以及变迁中的许多新人新事。譬如，被称为“国之重器”的全智能大型深海养殖网箱“深海一号”、让游客体验潜海魅力的“鳃人之旅”、城乡环卫一体化所带来的乡村“颜值”、由电商与网红引发的有趣故事等。“让人物与时代水乳交融，奏响个人与时代相遇时的生命乐章，应是我们追求的一种境界。”赵德发说。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张颐武认为，作家不仅要立足当下，还要观照未来，“农民即将步入中等收入群体，这是未来乡村的一个重要变化。农民作为新中产阶级的心路历程，至今还没有浮现在文学的空间里。在中国纯文学里面，如何书写未来的乡村前景，有巨大的可能性，也有很大的空间。”
中国作协副主席李敬泽表示，面对滚滚向前的乡村巨变，对于作家来说，既要装备世界上最好的显微镜，也要装备世界上最好的望远镜。写作既要有微观经验的具体书写，也要有对于历史整体性、对于中国大势的宏观把握。文学写作不是简单的配合政策，而是应该深入关注和理解这场巨大的社会变革，创作出像《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创业史》这样的文学经典。
（本报记者 刘江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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