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族与诗歌

    氏族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姓氏之学盛于唐，唐人拥有浓郁的氏族情结，重视姓氏排名，唐太宗甚至还因姓氏排名与旧家大族产生过矛盾，编撰氏族谱的人因为最高统治者的干预而妥协，才有了著名的“五姓七家”之说。唐人浓郁的氏族情结表现在强调族属，重视氏族婚姻，如薛元超人生三恨之一就是“不得娶五姓女”。氏族文化在唐代有大规模发展，其主要表现：一是大规模编辑谱牒，如《氏族志》《大唐姓系录》《姓纂》等；二是唐代重视士族教育，家学发展很快。家族教育呈现出注重亲人间的学业传承，注重通过家诫、家规方式化育家风的特点等；三是氏族女性在文化教育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如卢氏对柳宗元的影响、权德舆受母亲的影响等。以往对唐代氏族文化与文学关系的研究，大多关注出现了多少同家族的作家及其作品，但对于家族文化中的文学教育因素，以及以氏族为基础的文学活动，还有待深入研究。

    杜氏是唐代望族，其排名虽不在“五姓七家”之内，但也有“城南韦杜，去天三尺”之说。唐代杜氏重要支系：京兆、襄阳、洹水、濮阳四支。唐代杜氏家族主要影响是在政治和文学两方面。政治影响方面，唐代仅杜氏宰相就有12人；文学影响方面，则有杜审言、杜甫、杜牧、杜荀鹤等重要诗人，他们都是唐诗发展链条上的重要诗人。杜审言、杜甫的祖孙关系自是同一家族，杜牧是杜甫远祖杜预的后人，杜荀鹤也认同自己与大小杜有族属牵连。有一种说法，杜荀鹤是杜牧出妻之子。此说虽缺少有力证据，但杜荀鹤确实认同杜氏家族文化对自己有影响，也在诗中提及过大小杜。

    唐代杜氏家族文化促生了杜氏文学家的诞生。当阳侯杜预才兼文武，是西晋灭吴的重要统帅之一，灭吴功成后耽思经籍，以注《左传》称名，其对家族后人影响极大，杜甫、杜牧等都推赞远祖的文治武功。唐代杜氏家族文化教育中很重视道德教育和文学教育，如杜甫姑姑的仁德侠义和对杜甫的文学教育直接影响了杜甫的性格和文学努力，杜甫在《唐故万年县君京兆杜氏墓碑》中感念道：“若其先人后己，上下敦睦，悬罄知归，揖让惟久……加以诗书润业，导诱为心……”杜宣猷《……京兆杜氏墓志铭》：“德章休休然亦以诗礼充业，今则泣血崩心，若无所容。”杜氏诗人特别重视文学传家，如杜甫说“诗是吾家事”，杜牧说“某世业儒学，自高、曾至于某身，家风不坠，少小孜孜，至今不怠”。还在《冬至日寄小侄阿宜诗》中教导侄子注意文学修养：“高摘屈宋艳，浓薰班马香。李杜泛浩浩，韩柳摩苍苍。”在这样的文学环境下成就的杜氏诗人一般而言道德修养和文学修养都值得肯定。唐代杜氏文学家注重对家族文学的追随，如杜甫对杜审言文学成就的认同和追随，说“吾祖诗冠古”“诗是吾家事”；杜牧对杜甫的推崇，包括致君尧舜的思想、读书万卷的努力；杜牧对杜佑历史学成就的认同；杜荀鹤则说，“吾宗不谒谒诗宗，常仰门风继国风”“他日亲知问官况，但教吟取杜家诗”。

    无论其历史事实是否出于同一家族或家族远近，唐代杜氏诗人在总体上认可“杜氏”诗人的文学主张和创作功绩，这是他们自己在家族文化上的自我认同。他们在发扬风雅传统、反对浮华文风方面的文学主张有惊人相似的观点，在讲究诗歌精益求精方面也有共同的努力。杜甫提倡风雅传统，提出“有才继骚雅”“别裁伪体亲风雅”；重视对他人的学习，“不薄今人爱古人”“转益多师是汝师”；重视格律研磨，“老来渐于诗律细”；重视语言的感染力，“为人性僻耽佳句，语不惊人死不休”；反对浮艳文风，“恐与齐梁作后尘”。杜牧主张“树功立业流于歌诗”“兴起教化”（《上宣州崔大夫书》），注重作品主旨精神，要求“文以意为主”；提倡高华大气之作；反对“主强盛而辅不飘逸”；诗歌要“不务奇丽，不涉习俗”；诗歌要有自己的特色，如他认同李贺实因李贺诗有独到处；反对轻艳淫靡，对元白体严厉批评；追求韵律调新而属对不差；反对穷极声韵的排律。杜荀鹤也主张继承风骚传统，“常仰门风继国风”；强调关注时事，“诗旨未能忘救物”“言论关时务，篇章见国风”；反对浮华诗风，“外却浮华景，中含教化情”“直应吾道在，未觉国风衰”；作诗强调苦吟，精益求精，“不是营生拙，都缘觅句忙”（《山中寄友人》），“生应无辍日，死是不吟时”（《苦吟》）。于以上诗论中，不难找到唐代杜氏诗人文学主张的多重一致性。

    由于杜氏诗人在家族文化的熏陶下所养成的文学修养和自己的努力，杜氏文学家在唐代诗歌发展史上始终占有重要席位，著名的杜氏诗人诠释了唐代诗歌的起承转合。杜审言是唐诗开创期的功臣，其近体诗合律度达到94%，仅比李峤低，故而律诗定型应推功于李峤、杜审言；内容开拓上，杜审言的边塞诗、山水诗，也对初唐诗歌离开宫廷和台阁作出了积极努力。杜甫是唐诗由盛唐转入中唐的代表，他的诗歌既是盛唐之音的代表，也是中唐之调的开启者。其诗体努力则在于众体兼备，无体不工，且多新变，在很多方面都有开创意义，既是前代诗歌的集大成者，又同时开启了中晚唐诗歌、宋代诗歌的先河。杜牧是晚唐诗坛的明星，他在唐代诗坛的地位：一是诗歌风格明快俊爽，以矫正晚唐诗坛柔靡风气，在晚唐诗坛独树一帜；二是遥承盛唐李白、王昌龄，创作了大量优秀的写景、咏史绝句；三是继承杜甫创作拗体律诗的作法；四是写出了唐王朝走向衰亡的感受。杜荀鹤是唐代诗歌终结的符号，杜荀鹤出生比陆龟蒙、皮日休、罗隐晚10~20年，去世于唐代灭亡的907年，堪称唐诗终结者，其终结者的符号意义在于：一是格律诗用到自然无为，基本没有为合律而改动词序的做法；二是鄙俚近俗的诗风成为走向宋诗的最后桥梁；三是叙事功能的衰退，远不及杜甫和白居易的水平；四是写出了乱世文人的落魄形象。

    总之，唐代杜氏代表性诗人基本可以诠释唐诗发展的初、盛、中、晚四个阶段，是唐代氏族文化与文学关系中的重要力量。

    （作者：吴淑玲，系河北大学文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