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像转向”中的新中国社会生活变迁史

    【读书者说】

    近年来，“图像转向”成为史学界研究的重要话题。援图入史、以图证史，将视觉材料作为正式的历史材料使用，反映了历史研究路径与方法的新变化。从中国本土史学研究发展的角度看，20世纪中叶以来，从胶片、数码到移动设备的图像技术突进和下沉，为视觉材料的生产、搜集和发现提供了新的史料库，也为见证新中国成立70年的历史进程，特别是百姓生活的变迁，提供了全新的视角。近日，由中国新闻社资深图片编辑李健主编、北京出版社出版的《北京城市影像志：新中国成立70年北京百姓生活变迁史》（以下简称《北京城市影像志》），就是这方面工作的最新成果。

    在《北京城市影像志》一书里，编者从几十万张图片中遴选出200多位中外摄影师的近千张经典照片，以时间为脉络，以镜头为线索，以百姓生活写真为主要内容，相对完整、客观地梳理和呈现了新中国成立70年来北京百姓生活的变迁史。全书以小切口记录大时代，探索了地方图志新的写作方式，也极大地丰富了对于时间、场景和细节的历史认知。这样的场景，当然包括1949年2月3日进入北平的解放军队伍通过东交民巷的画面，也包括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第一面五星红旗在天安门广场冉冉升起、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乐队在开国大典上第一次奏响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这样宏大的历史场景。更弥足珍贵的是，在摄影设备尚未完全普及、影像记录成本仍然比较昂贵的时代，许多摄影师就已经将镜头对准了普通市民生活的日常场景，因此留下了关于时代、城市和个体命运的社会史图像记忆，也塑造了本书富有人情味和接地气的特点。

    所谓图像转向，与哲学史的范式转变有关。理查德·罗蒂将哲学史描述为一系列“转向”，认为古代和中世纪的哲学图景关注事物，17—19世纪的哲学图景关注思想，而当代哲学图景关注语言。因而，他提出了“语言学转向”的观点。而托马斯·米歇尔继罗蒂之后，提出了著名的“图像转向”，以表述当代人文学科和公共文化领域里的又一次转变。从社会史的角度看，历史学家需要解读图像中的细节。《图像证史》一书的作者、英国历史学家彼得·伯克认为，历史学家可以通过注意图像中微小的细节去发现某些重大的历史线索，而这些线索可能图像制作者本人并没有刻意地注意到。其中可能有制作者所持有，但却没有意识到的那个时代的集体观念或者司空见惯的风俗场景。正所谓，人往往生活在当下的时候，是不知道当下的；面对历史的时候，是不知道历史的。而图像的记录性作用，正是能够提供更加生动、具体的视觉性史料，以一瞬间的耐久度，丰富我们关于历史集体记忆的细节纹理。

    本书由“北京映像”“北京故事”和“北京纪事”三部分构成。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理论研究所夏春涛教授在序言中写道，“历史研究着重解答‘为什么’，即历史事件为什么发生、历史进程何以如此演变，但首先要回答‘是什么’，即历史是怎样发生的，其真实面貌是什么。”而第一部分“北京映像”的内容，就在争取呈现“是什么”。而第二部分“北京故事”相当于特写或放大镜头，摄影师或聚焦某个重大事件或重要时刻，结合图片进行铺叙；或就某一主题长期拍摄，图片报道内容更为深入全面。第三部分“北京纪事”是大事记，将历年重大事件按时序编排，便于读者了解相关历史背景及发展脉络，有助于克服影像类图书内容碎片化、条块分割的偏向。正如本书后记中所说，“这是北京的故事：第一批女电车司机，第一批女警上岗，第一辆北京生产的汽车，第一场外国设计师的时装表演，第一家肯德基餐厅……这也是新中国的故事：第一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部婚姻法，第一部宪法，第一次举办亚运会，第一次举办奥运会”。对北京而言，城市影像既具有鲜明的本地记忆，同时又汇入到70年历程的国家记忆之中，成了作为想象共同体的视觉图腾。

    在本书中，编者通过对大量图片史料的搜集和挑选，呈现了宏大历史背景中的诸多微观历史场景。那些历史机缘之中出现的场景和面孔穿越了时空，一一呈现在这本厚重的影像志之中。那些注入了时代灵魂的图像让人铭记的并不仅仅是伟大的摄影作品和场景，更是打动人的瞬间。这也正是图像与历史结合所绽放出的光晕所在。

    柯林伍德说，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而图像史亦是观念史，城市影像本身也是时代的精神符号。从这个角度说，《北京城市影像志》的一个重要价值就在于呈现了社会生活变迁的同时，揭示了新中国成立70年以来的社会观念变化。这样的观念嬗变，凝结在1980年12月的这一瞬间：故宫门前停着供游客有偿合影的红旗车，车边立着一块木板招牌，上面写着“在不影响我处工作情况下，观众使用车，照一次收费二角”；凝结在1984年10月1日，新中国成立35周年首都群众游行时，北大东语系的学生胡圣虎在游行队伍中出人意料地打出“小平您好”的横幅，瞬间传遍世界，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珍贵的记忆；凝结在1990年，北京街头斑驳的墙面上，白墙黑字刷出即将开业的中国国贸的广告“十亿中国人民与世界相会之处”；凝结在1998年，北京住总集团六公司转岗分流职工写在石灰墙上的座右铭“今天工作不努力，明天努力找工作”。历史和观念的交会往往就鲜活地被定格在这一瞬间，成为宏大历史进程和叙事的最好注脚。

    当然，图像史中暗藏的观念史变迁也并非惯常中想象出的二元线性叙事，而是更加有机共存于不同的时空中，成为历史留给我们的意料之外的惊喜。若不是书中收录，恐怕如今很难想象，1951年6月6日，新建的什刹海人民游泳场举行揭幕仪式上摄影家在游泳池旁边的日光浴场拍摄到的照片中，不少男女青年正三三两两、身着时髦的泳衣泳裤，在日光浴场的地面上，或躺或趴或侧卧晒日光浴，展现出与想象不一样的时代风貌；若不是书中收录，恐怕如今很难看到，1963年5月1日，中央新影乐团在北海公园举办水上音乐会时市民泛舟在湖面中央聆听交响乐；若不是书中收录，恐怕如今很难想象，1986年身着时尚服装的模特们走上天安门前的金水桥，进行时装表演，吸引了全世界的目光。编者正是通过观念史的线性和非线性叙事的结合，使得图像之间、图像与时空之间呈现出复杂多元的对话感，这恐怕也正是“非虚构”叙事的价值所在。

    《北京城市影像志》出版的另一个重要价值，在于为推动北京地方志研究从宏观走向民生提供了翔实又可靠的影像资料，为建立地方图志的研究体系夯实了基础。复旦大学黄旦教授认为，传播与城市的关系是一个古老的命题。从西方文明史看，古希腊等城邦国家，被视为一个“交流的社会”，是以多个面向的传播作为社会基础的。传播与城市的关系，将在这个时代被重新认识甚至彻底改写。进入读图时代以后，传播与城市就变成大众媒介对于城市的反映、建构或者再现，城市不是人们交往和关系的汇聚，相反，如海德格尔所说，“世界被把握为图像了”。与此同时，编者并没有一味地突出标志性城市景观，更重要的是如复旦大学陆晔教授所说，“影像达成意义共享的过程是景观的地理空间实体、共同的历史人文背景和个体生活经验三者相互作用的过程……通过凸显日常生活场景的丰富质感和复杂底色，找到、唤醒和激发接受者有关日常生活的共同记忆”。

    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在不同场合多次指出“中国梦归根到底是人民的梦”。十九大报告指出，“永远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也是历史的评判者。民生无小事。日子过得如何，是否有幸福感和获得感，老百姓的感受最真切、最直接。以寻常百姓视野，用百姓身边发生的事，通过记述70年来北京百姓生活之变迁，从一个侧面揭示新中国70年走过的光辉历程和取得的伟大成就，对读者来说，更有说服力。

    如今，关于北京的影像记忆在以前所未有的数量和速度被生产出来，并以前所未有的广度被分享出去。无论是宏大的还是具体的，是结构的还是琐碎的，是被私存的还是被分享的，是被长焦记录的还是被微焦放大的，都构成了在这里生活的人对这个城市所有的五味杂陈的视觉、听觉和味觉记忆。从这个意义上说，在这里生活的每一个生命，都既是城市媒介的传播者，借由身体和身份进行表达，也是受众，用自己先验的误解和后识的认知进行倾听；既是城市媒介的编码者，编织各自独特意义的网络，书写属于自己的“城记”和影像编年史，也是解码者，解构着关于时间和空间的叙事；既是城市中的凝视者，从胡同深处抬头凝望蓝天中飞过的空中梯队，也是被视者，哪怕只是穿越熙熙攘攘人群的一瞬间。

    （作者：周逵，系中国传媒大学教授）

    （本文图片均选自《北京城市影像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