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词之法，首贵沉郁

    清代的词学就创作流派而言，大致分为三大支：阳羡词派、浙西词派与常州词派；而就词学理论批评流派而言，主要分为两大支：浙西词派与常州词派。

    阳羡词派发端于清朝前期的康乾年间，比浙西词派稍早一些，以陈维崧为首，艺术上以宋代词人苏轼、辛弃疾为宗，理论建树不多，词主“存经存史”，词风豪放，而又风格多样，刚柔相济。

    浙西词派也是发端于清朝前期的康乾年间，以朱彝尊为首，艺术上以南宋词人姜夔、张炎为宗，重格律、主醇雅、好清空，后渐趋于形式，空虚狭窄，轻浮浅滑。

    常州词派发端于清朝中晚期的嘉道年间，以张惠言、周济为首，艺术上以晚唐词人温庭筠、北宋词人周邦彦为宗（张惠言宗温庭筠，而周济宗周邦彦），重内容，有寄托，主张“意内言外”，词要有“论世”的作用。本文提到的陈廷焯为常州词派理论家。

    清代最著名的词话当属刘熙载的《艺概·词曲概》、陈廷焯的《白雨斋词话》、况周颐的《蕙风词话》以及王国维的《人间词话》。以上四种词话，篇幅都不是很大，但却都是言简意赅，语近旨远。

    近日读陈廷焯的《白雨斋词话》，感觉见解颇为精当，多真知灼见，很有同感。他主张诗词贵沉郁，或古朴，或冲淡，或巨丽，或雄苍。

    如“学古人词，贵得其本原，舍本求末，终无是处。其年学稼轩，非稼轩也；竹垞学玉田，非玉田也；樊榭取径于楚骚，非楚骚也；均不容不辨。”

    “作词之法，首贵沉郁，沉则不浮，郁则不薄。顾沉郁未易强求，不根柢于风骚，乌能沉郁？十三国变风，二十五篇楚词，忠厚之至，亦沉郁之至，词之源也。不究心于此，率尔操觚，乌有是处？”

    “诗词一理，然亦有不尽同者。诗之高境，亦在沉郁，然或以古朴胜，或以冲淡胜，或以巨丽胜，或以雄苍胜：纳沉郁于四者之中，固是化境；即不尽沉郁，如五七言大篇，畅所欲言者，亦别有可观。若词则舍沉郁之外，更无以为词。盖篇幅狭小，倘一直说去，不留余地，虽极工巧之至，识者终笑其浅矣。”

    “所谓沉郁者，意在笔先，神余言外。写怨夫思妇之怀，寓孽子孤臣之感。凡交情之冷淡，身世之飘零，皆可于一草一木发之。而发之又必若隐若现，欲露不露，反复缠绵，终不许一语道破。非独体格之高，亦见性情之厚。飞卿词，如‘懒起画蛾眉，弄妆梳洗迟。’无限伤心，溢于言表。又‘春梦正关情，镜中蝉鬓轻。’凄凉哀怨，真有欲言难言之苦。又‘花落子规啼，缘窗残梦迷。’又‘鸾镜与花枝，此情谁得知。’皆含深意。此种词，弟自写性情，不必求胜人，已成绝响。后人刻意争奇，愈趋愈下。安得一二豪杰之士，与之挽回风气哉！”

    陈廷焯等人主张“沉郁”，讲究“重、拙、大”，强调“比兴”手法，却轻视“赋”的作用。“比兴”确实有“温柔含蓄、寓意深刻、寄托高远、沉郁隽永、微言大义”的功效，但有时会给作品带来不少负面影响，如内容晦涩难懂、穿凿附会等等。“赋”的作用在他们看来，有些过于平铺直叙，毫无波澜，直白质朴，不合沉郁隽永之大义，进而排斥作品风格的多样化。

    另外，陈廷焯虽然主张溯本穷源，根柢于风骚，却轻视民歌，反对学习民歌，殊不知风骚就是来自于民歌，真是缘木求鱼，溯本忘源；而刘熙载则认为民歌是风雅之源。在这个方面，陈廷焯就远不如刘熙载开明与前瞻。

    （作者：孟宪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