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夷同风——渐趋一体的辽代农牧交融

    在中国历史上，契丹族建立的辽朝强盛一时，与农耕地区的五代、北宋等王朝长期对峙达两百余年，这得益于其独特的治国理念。《辽史·百官志》云：“至于太宗，兼制中国，官分南、北。以国制治契丹，以汉制待汉人……因俗而治，得其宜矣。”

    辽朝之所以“因俗而治”，基于其地理、经济和人口上鲜明的农、牧（汉、蕃）二元特色。辽朝疆域跨越长城，包括了农耕区和游牧区：“长城以南，多雨多暑，其人耕稼以食，桑麻以衣，宫室以居，城郭以治。大漠之间，多寒多风，畜牧畋渔以食，皮毛以衣，转徙随时，车马为家。此天时地利所以限南北也。”（《辽史·营卫志》）在行政区域的划分上，辽朝采取“五京制”，其中上京地区为契丹故地，中京地区为奚族故地，东京地区为渤海国故地，南京和西京地区则是原为燕云地区的汉族故地。民族成分上，“四姓”——契丹、奚、渤海和汉——占总人口的绝大多数，而汉人占比过半。其中的奚族与“国族”契丹原本都以游牧渔猎为生，而渤海人早已高度汉化。针对这一社会现实，辽初统治者“因俗而治”，“以国制治契丹，以汉制待汉人”，建立“蕃汉分治”的“二元（重）制”（又称“双轨制”）政治体系：收服奚族后为奚族首领建立奚王府，保留部族制；灭掉渤海国后成立东丹国，“治渤海人一依汉法”；将幽云十六州纳入版图后也基本不改其官制。

    虽然辽初实行“二元制”是不争的史实，但若以“二元制”来概括整个辽代的政治体系则未免片面僵化、有失偏颇。实际上，这种“分治”局面很快就起了变化：奚族六部本是奚王府属部，后来朝廷以奚王征讨边部战败为由将其划归契丹北府管辖；东丹国成立不久，渤海人就被大批迁到东平郡，东丹国官僚体系也几经易名调整。总体上，辽在逐步从部族制政权向唐宋那样的集权制国家转变；地方上官职设置渐趋汉化，中枢官僚体系以及各种典章制度也是如此。首先，“蕃不治汉，汉不治蕃”并非全部事实——汉人任北面官、契丹人任南面官者不胜枚举。《辽史·太宗本纪》载，“契丹人授汉官者从汉仪，听与汉人婚姻”（为了便于“因俗而治”，还允许蕃汉联姻）；有汉人血统的韩德让还曾身兼大丞相和南、北院枢密使，集军政大权于一身。其次，辽代已经出现了南、北面官合而为一的情况。如汉人行宫都部署和契丹行宫都部署，至迟在辽圣宗时期就被合并为诸行宫都部署，并多次由汉人担任此职。兴宗时，萧孝忠曾奏请合并契丹枢密院和汉人枢密院，但由于他过早去世而作罢。此外，其他典章制度也有类似趋势。自太宗入晋后，“皇帝与南班汉官用汉服；太后与北班契丹臣僚用国服”；圣宗统和元年册承天皇太后时，“给三品以上用汉法服，三品以下用大射柳之服”，出现按照品级而非民族定官服的情况（《辽史·仪卫志》）。

    辽朝这种汉化加深、渐趋一体的转变，仍是基于其“因俗而治”，只不过辽代中后期之“俗”与辽初不同。多次大规模的人口迁徙造成了民族间的混居杂处，而汉人最多。原为奚族故地的中京“奚、契丹、汉人、渤海杂处之”（《虏中风俗》）；原为契丹故地的上京则“皆中国人，而并、汾、幽、蓟之人尤多”（《新五代史·四夷附录》）；其他地区与此类似。辽朝经济农牧并重。但见“马群动以千数，每群牧者才二三人而已……蕃汉人户以羊、马多少定其贫富等差”（《使辽诗注》）；保护农业、奖励垦荒的政策带来了粮食的大量增产，以至于能“以粟二十万斛助（北）汉”（《辽史·景宗本纪》）。杂居也促进了“四姓”在饮食、服饰、语言、娱乐等方面的相互学习，但以汉化成分居多：辽末金初，“凡聚会处，诸国人言语不通，则各为汉语以证，方能辨之”。（《奉使行程录》）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辽代法律从太祖时期“诏大臣定治契丹及诸夷之法，汉人则断以律令”（《辽史·刑法志》）渐趋全面汉化。辽初法律属于“蕃汉分治”，结果导致“其法轻重不均”“蕃民殴汉人死者，偿以牛马，汉人则斩之，仍以其亲属为奴婢”（《东都事略》）。随着农牧交融的加深，圣宗朝开始对法律进行“一等科之”的修订。兴宗朝制订了《重熙新定条例》，收效良好。道宗朝则颁布了进一步汉化的《咸雍重修条例》，结果由于“条约既繁，典者不能遍习，愚民莫知所避，犯法者众，吏得因缘为奸”（《辽史·刑法志》），最终又被废除。可见，“因俗而治”固然要与时俱进，但也不可冒进。

    一言以蔽之，辽朝施政“因俗而治”，其政治体制始于蕃汉“二元制”，然后顺应时代潮流而渐趋“一体”汉化。这背后的历史必然性，源于中华民族开放包容、兼收并蓄的文化基因。梁启超将汉族比喻为像滚雪球一样形成的混血民族，事实上不仅汉族如此，其他民族也多有融合。契丹族源于东胡族系的鲜卑宇文部别支，形成过程中也有其他部族的融入（活跃于草原上的部族向来更替频繁，同一族分裂为几部或多部族融合为一支屡见不鲜）。契丹族在形成过程中就以多种方式融合和吸纳了突厥、回纥、渤海和汉族的人口和文化。

    影响更大的是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以儒学的开明夷夏观——“用夏变夷”为典型。坚持“士志于道”的儒家知识分子，或者在面对文明相对落后的政权的威逼利诱时选择拒不合作甚至以死抗争，表现出崇高的民族气节，或者在身处异乡时选择“用夏变夷”，积极利用自身才能帮助当地统治者维护社会秩序、发展生产、推行教化。辽朝能够“因俗而治”、渐趋一体汉化，离不开那些积极“用夏变夷”的儒士。辽初，“庶事草创，凡营都邑，建宫殿，正君臣，定名分，法度井井，延徽力也”（《辽史·韩延徽传》）。其他如韩知古、康默记等，也都被称为“佐命功臣”。辽朝统治者很重视对儒学人才的吸纳和重用，如圣宗就曾“诏诸部所俘宋人有官吏儒生抱器能者，诸道军有勇健者，具以名闻”（《辽史·圣宗本纪》）。此外，辽朝还通过兴办官学、开科取士等方式，培养和选拔儒学人才。这些有志于“为生民立命”“为万世开太平”的儒士，乃是促使辽朝农牧深入交融、政权渐趋汉化的中坚力量。

    契丹人长期处于中原王朝的羁縻统治之下，其首领通过出使、贸易、劫掠等活动熟悉了中原王朝的典章制度和灿烂文化，从而产生对中原王朝的历史文化认同。自称“天皇帝”的辽太祖，“慕高皇帝，故耶律兼称刘氏，以乙里室、拔里比萧相国，遂为萧氏族”（《辽史·后妃传》）。他还以“佛非中国教”为由决定祭祀孔子。辽太宗攻占汴京后说，“汉家仪物，其盛如此。我得于此殿坐，岂非真天子邪”（《新五代史·四夷附录》），以中国皇帝自居。《辽史·仪卫志》说太宗“立晋以要册礼，入汴而收法物，然后累世之所愿欲者，一举而得之”，可见其志向。显然，辽朝统治者要建立的是具有正统地位的中原王朝，而“二元制”只是其权宜手段。更有辽道宗自信“吾修文物，彬彬不异中华”，他要做中国正统皇帝的思想反映在宣懿皇后萧观音与其唱和的《君臣同志华夷同风应制》诗中：“虞廷开盛轨，王会合其琛。到处承天意，皆同捧日心。文章通蠡谷，声教薄鸡林。大寓看交泰，应知无古今。”（《焚椒录》）诗中“虞廷”和“王会”即华夏的虞舜、西周王朝，“蠡谷”和“鸡林”指匈奴和新罗等“夷狄”政权。全诗大意是，大辽朝声望隆重、文教远播，与正统华夏王朝并无两样。在这里，道宗津津乐道于辽朝华夷同风、不输中原王朝的文化成就，他虽未明言自身是“华”，却显然以“华”自居。

    总之，以“因俗而治”为原则，始于“二元制”然后渐趋一体是辽代政治体系的历史实际。这种转变趋势顺应了辽代社会农牧文化交融程度逐渐深入的历史发展潮流，也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强大向心力和凝聚力的体现。

    （作者：李玉君，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古代北方游牧民族与中原农耕民族交融史研究”首席专家、辽宁师范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