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语创新，“跟着说”“重复说”更要“自己说”

    话语创新，是学科建设和创新的本体象征，又是其思想内涵在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特定背景下的符号结晶。需要承认的是，当前我们源自当代实践和改革、并具有国际影响的本土“教育话语”依然贫乏，长期是“跟着说”和“重复说”，没有自身的话语。改变这种状况，亟须立足本土、反思问题、展望改革，提炼出中国特色教育新话语并且创造性地“自己说”。新话语的提炼、概括和产出，需要遵循下述哲学社会科学诸多学科发展的基本历史逻辑。

    第一，积极回应新时代。当代中国教育伴随国际交流与国内改革的深入推进，已经出现了富有思维活力的实践形态；尤其是课程设置的改革和创新，打破了僵化一统的刻板现状，“校本课程”“地方特色课程”等名目繁多的课程话语层出不穷，其体系的重建为课程活力的充分释放创造了前提条件，更为课程哲学思想的重建拓宽了通道。全球化背景下，“大学预课程”“双语课程”“网络课程”纷纷出现；形式多样、时间载体灵活的“短课程”“探索课程”“合作课程”乃至“课程即人”“课程即我”等新思想观念的涌现，更是洞开了理论界的课程视野和思维空间。与时俱进，教育的新名片持续出笼——“生本教育”“活力课堂”“主体教育”“体验教育”“可持续教育”“学习力”“深度学习”“异质学习”等恰如雨后春笋。新时代已经或正在贡献教育新实践以及应运而生的新语词、新观念，教育学术界针对改革现实与思想现实，需要提炼出更深邃、更本质的教育新话语，给予教育改革时代更加积极、更为主动的学理回应。

    第二，高度聚焦新问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理论创新只能从问题开始。话语表达的陈旧和混沌，真切地反映了话语主体思维运作中的困惑和迷惘，暴露出考量变革时期教育现实的思想迷失和对问题本质的洞察乏力。在这种困境中，聚焦问题、透视表象、审视底蕴，对于敞亮思想、开启理路、最后产出话语、构建新体系，具有积极的催生作用。众所周知的“钱学森之问”，已经成为教育学界公认的真正教育问题，几乎凝聚了教育实践界和理论界的所有重要问题：教育培养的目标是什么？为何不能育成创造性人才？教育价值观和方法论究竟异化在何处？“教育全面发展”是否掩盖了教育更本质的要义？马克思曾犀利地推导出这样一个判断：“主要的困难不是答案，而是问题。”它说尽了话语创新与聚焦问题之间的逻辑关系：话语之困就是问题之困；问题之解则有赖话语创新。

    第三，热情鼓励新思维。破解问题的始终其实就是澄清思想的过程。特定时期的教育研究范式确立并稳定下来后，可能会慢慢走向自己的反面——一旦如此，妨碍教育学发展的往往也就是该研究范式本身。范式之内，核心思想、基本概念以及作为表达载体的原有话语体系，难免固化为阻碍新观念、新思维脱颖而出的反作用力。无论是苏联计划经济思维模式下的凯洛夫教育思潮，还是西方“儿童中心主义”或多尔等人主导的以“反逻辑”“自组织”为核心的“后现代主义”，从不同立场上抑制了中国本土实践中成长起来的理性思维和逻辑力量，以及对应性教育话语的形成。鼓励研究主体的创新，就是玉成其思想风格尤其是思想个性——它们才是指向创造性思想的诞生，所谓“为学之道，必本于思”。正因如是，以鼓励思想原创为价值导向，就必然要尊重教育研究主体的话语创新。

    欲释放教育创造精神，必先提炼教育创新话语——这是新时代教育学的使命。

    （作者：潘涌，系浙江师范大学教师教育学院教授，本文系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课题“新时代国家语言能力建设研究”〔18BYY063〕成果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