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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察】
上市第一天首印1万册全部售罄，一周加印10次，一个月销量突破10万册——今年7月4日，中国作家刘慈欣的科幻小说《三体》日文版在日本正式出版，掀起了一股“《三体》热”。11月12日，《三体》又入选日本第七届书评大奖（booklog大赏）海外小说类。而据中国教育图书进出口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教图）介绍，截至今年10月，《三体》三部曲已累计输出25个语种，其中20个语种已在海外出版发行，海外销量近200万册，再一次刷新我国当代文学海外销量最高纪录。
这部现象级作品仿佛一个多棱镜，透过它，人们可以看到不同的镜像：科幻既是文学的，也是科学的，它思考人类未来，更关系中国当下。当我们试图解读《三体》现象，中国科幻出海的图景也缓缓浮出水面。
1、海外读者热评“只有中国作家才写得出”
在《三体》走进日本前，刘慈欣并非信心十足，虽然在英语世界销售火爆，亚洲一些地区却反响平平，比如韩国版《三体》第一部只卖出400本。然而，近4个月来在日本的火热情况完全打消了刘慈欣的这种顾虑。《三体》频频登上日本各大书店的文学畅销榜第一位，日本网友好评颇多：“不愧是写出了四大名著的国家”“只有中国作家能写出这种宏大感”……日本媒体也多次报道《三体》的热销情况。国际日本文化研究中心教授、漫画家大塚英志说，日本人在中国科幻小说中受到心灵冲击，是因为他们在中国的小说中看到了人类在漫长文明中的历史想象力。
在《三体》日文版引起关注时，《三体》塞尔维亚语版也即将出版。中教图出口综合部负责人告诉记者，《三体》的海外传播，还走到了中国图书较少走进的一些小语种国家，如挪威、立陶宛、克罗地亚等。《三体》的读者群已从英语世界拓展到拉美、“一带一路”相关国家等更为广泛的地理空间。
从国内发表到畅销海外，这部科幻文学作品只用了十几年的时间：2006年5月，《三体》第一部开始在《科幻世界》杂志连载；2010年11月《三体》三部曲全部出版；2014年11月11日《三体》英文版出版。据北京外国语大学教授何明星统计，截至2018年3月31日，全球共有1149家图书馆收藏《三体》，创造了中国图书译著的高馆藏纪录。
详细分析日本读者的评价后，何明星得出了一个“确切的判断”：《三体》在日本的意外走红，源于作品本身所具有的超凡的故事性和奇绝的想象力，以及独具特色的“中国科幻”风格，这一点正是《三体》征服欧美读者，同样也赢得日本读者青睐的主要原因。
“他们能从《三体》里读到中国的现在和中国人所想象的未来。”《三体》中文版责任编辑姚海军对记者说，《三体》的文本是一个综合体，包含历史、现实以及未来。姚海军认为，《三体》在海外热销的一个重要因素是当今的国际大环境。中国作为一个正在崛起的大国备受世界关注，海外读者也想从书中了解中国人是如何想象未来的，“这是很重要的，如果对这个国家都不感兴趣的话，就不可能对《三体》产生兴趣”。
姚海军的判断十分切合中国图书走出去的现状。记者从多位出版人那里了解到，近些年，中国图书版权输出最受欢迎的门类为当代文学，随着中国国力的增强、国际地位的提升，海外读者希望了解当今的中国，了解当代中国人的所思所想，当代文学无疑是一个非常好的窗口。在这样的背景下，《三体》的海外热销极富时代特色。
2、英译本是《三体》出海的关键一步
提及《三体》出海的成功，一个名字绝不会被绕过——《三体》英文译者、华裔作家刘宇昆。
“一是母语为英语，二是他本身就是优秀的科幻作家。”2012年8月，中教图签约《三体》海外版权，开始寻找译者，华裔作家刘宇昆是最佳人选。此外，中教图还选择与美国最具影响力的科幻出版方托尔出版社合作。
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研究员顾爱玲曾说：“《三体》能得雨果奖，翻译的作用很重要。”《自然》杂志子刊《自然物理学》在介绍《三体问题》的故事梗概和主题时，也高度评价了刘宇昆的译文“非常自然地给读者呈现了中国文化的全貌”。
如各界评论所言，英文版翻译正是《三体》走出去的关键一步。据了解，《三体》其他语种在翻译时均参考了英译本，优秀的英译本奠定了海外传播的基础，提高了海外传播的质量。对于中国图书走出去来说，翻译出版往往是在不为人知之处下大功夫。据了解，早在2013年《三体》英文版就得到了“经典中国国际出版工程”的资助。在《三体》三部曲英文版全部出齐后，“丝路书香工程”“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中国当代作品翻译工程”等翻译工程又进一步资助了德语版、西班牙语版、泰语版、波兰语版等语种的翻译出版。
3、40年前埋下的科幻种子开花结果
说起中国科幻，年近八旬的东北师范大学教授孟庆枢来了兴致：“读起来觉得有意思，年轻人总想追求一点新的东西。”早在40年前，精通俄语和日语的孟庆枢已经开始接触苏联及日本科幻，那个年代被称为“科学的春天”。
1978年3月18日，全国科学大会召开，“科学技术是生产力”“四个现代化的关键是科学技术的现代化”成为人们的共识。借着这股春风，从1979年起，以中国科普创作协会（现为“中国科普作家协会”）为代表的一批科普团体先后成立。孟庆枢成为国内最早译介苏联及日本科幻的学者之一。他开始与日本科幻作家星新一通信，又着手编辑“苏联著名科学幻想小说选”。1980年，他翻译出版了苏联科幻作品《在我消逝掉的世界里》，当时销量达10万册。
孟庆枢有一位老朋友——《光明日报》编辑、科幻作家金涛，出于共同的志趣，他们合著了《鲁迅和自然科学》。金涛也成为中国科幻近40年历史的重要见证者。
“当时想的是，要繁荣国内创作，需要借鉴国外的东西。”金涛看到学者王逢振写文章介绍美国科幻小说，便主动联络他约稿，在《光明日报》发表了《论西方科幻小说》的文章，后来又请孟庆枢加入，“我们当时希望尽绵薄之力，把欧美日俄优秀的科幻小说介绍进来。”
推广科幻小说的过程有希望但也有难度。“在面临困境之际，《光明日报》以多种方式力挺科幻小说。”金涛回忆，他当时在《光明日报》编辑《科学》副刊，1980年2月18日刊登了郑文光、叶永烈、童恩正、肖建亨四位科幻作家的署名文章。《光明日报》还连载了美国科幻作家詹姆斯·布利什的《盒子》，这是中央大报第一次连载外国科幻小说。
一颗种子就这样种在了“科学的春天”里。
刘慈欣曾说，正是阅读了科幻小说，才让他逐渐成为一名科幻作家。阿瑟·克拉克的作品是最早进入中国的西方现代科幻小说，在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出版了他的《2001：太空漫游》和《与罗摩相会》。“这两本书第一次激活了我的想象力，思想豁然开阔许多，有小溪流入大海的感觉。”“读完《2001：太空漫游》的那天深夜，我走出家门仰望星空，在我的眼中，星空和过去完全不一样了，我第一次对宇宙的宏大与神秘产生了敬畏感。”
四十年步履不停，老一辈作家仍热衷科幻事业。今年7月，孟庆枢联络组织日本作家、学者和翻译家在东京都举办“王晋康作品座谈会”，探讨中国科幻作家王晋康日译作品的艺术内涵和思想意义，这是日本首次主办对中国科幻作家作品的研讨座谈活动，在日本文学界得到了良好反馈。日本重要文学杂志《三田文学》春季号特别推出科幻文学特辑，刊登王晋康的科幻小说《天火》，这标志着日本文学界开始将中国当代科幻作品看作世界优秀科幻作品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对中国科幻文学走进日本学术圈和市场起到了推动作用。
1978年5月20日，被称为“中国科幻文学之父”的郑文光在《光明日报》刊文《应该精心培育科学文艺这株花》。短短731字的文章早已成为科幻文学史的“老掌故”。倏忽40年走过，当科学文艺这株花于今时今日绽放时，它已然被世界看到。
4、中国科幻从舞台边缘走到聚光灯下
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索恩曾说，我不知道做多少场报告，才能让我的学术研究影响全球几亿人，但是《星际穿越》电影刚上映就做到了。索恩的话说出了科幻文艺作品的影响力，也道明了“文化软实力”的重要作用。
11月3日，2019中国科幻大会在京举办，千余人参加、人头攒动的场面令人感叹：中国科幻已经从舞台边缘走到聚光灯下。细心观察会发现，中国的科幻事业正从以年记到以日记的速度发展：11月3日，中国科普作家协会科幻专业委员会在京成立；11月16日，第十八届百花文学奖首次增设“科幻文学奖”；11月22日，第五届中国（成都）国际科幻大会在成都召开……
科幻为什么火了？当人们发出这样的疑问时，得到的回答往往与时代相关：
——“可以说科幻文学已经成为中国文学中的一道亮丽风景，成为中国文学走向世界的重要力量。”中国作家协会党组成员、副主席、书记处书记阎晶明认为，新时代的中国科幻文学已经不是“夸父追日”“嫦娥奔月”的想象。科幻文学是基于作家自觉养成的科学思维，努力修炼的科学知识，结合文学的现象与叙述，迎合着当代科技精神，努力探索宇宙未来人性的秘密，激发人们科学探索的热情。
——“科幻关注科技对人的影响，认识科幻要从人的思维变化入手。”孟庆枢说，文学总是与时俱进的，而当今的中国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已高度交融，“反映未来感”是科幻作品的优势。
——作家韩松洞察到科幻热潮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息息相关。他认为，科幻进入中国100多年，它走过了一段风雨交加的路程，当前中国涌现的科幻热正在引起海内外的关注，科幻虽然只是一个小众的类型文学，却也是科技革命带来的剧变在我们社会生活中的反映，是新时代中国梦的一个体现。中国科幻正在成为世界科幻百花园当中的一朵奇葩，它是中国对世界开放、与世界交融的一个新渠道。科幻作家探索解决人类面临的诸多全球性问题，这也有利于我们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从内容的角度来看，中国科幻把各种不同的未来生动展现在人们面前。”在刘慈欣眼中，科幻让中国人接触到一种全新的文学形式，这种文学形式关注的不再是一亩三分地，也不是周围的生活环境，甚至不只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它关注的是人与大自然，人与宇宙的关系。
作家、读者、学者、出版人、媒体人……在人们数十年的合力之下，中国科幻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果。刘慈欣认为，随着中国的发展，科幻小说有可能迎来真正的黄金时代。
（本报记者 陈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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