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近颜真卿

    【读书者说】

    近年来，颜真卿这位中国史上唯一能与王羲之雁行的书法家，蔚然成为大众热议的话题人物。不过，检点颜真卿的研究论著，却屈指可数。不贤识小，聊以近年读书所见，枚举三种。这三本书，不只代表了近年来颜真卿研究的最高水平，也体现了书法史研究的三种路径。

1.朱关田《吴兴太守道家流：颜真卿在湖州》

    论颜真卿研究，不能不提及朱关田。他的《颜真卿年谱》，对颜氏研究有筚路蓝缕之功。宋人留元刚曾“以史传、诸书、碑迹、杂记铨次年谱”，是现今所见最早的颜真卿年谱。到了清代，黄元骥也重撰过《颜真卿年谱》，并编有《颜书编年录》四卷，但都过于简略。关于颜真卿的很多史事，直如雾里看花、水中望月，难以真切。朱关田“临池掇石之余，笃心治唐代书法史，目昏渠阁之住贮，手缁故纸之尘，逾三十年，不少间辍，浸而淫之，酝而酿之”（涛斋语）。采铜于山，爬梳推求，撰就了洋洋数十万言的《颜真卿年谱》，于颜氏生平行迹、书作著述皆详加考索。

    有了编撰颜氏年谱的厚实积累，朱关田又撰写了《吴兴太守道家流：颜真卿在湖州》。以某个特定活动场域为中心，考察艺术家的行迹、交游、创作，及其他相关活动，在近年来的艺术史写作中甚是流行。如颜晓军的《董其昌杭州诸问题综考》、萧鸿鸣的《八大山人在介冈》等，都颇多可圈可点之处。

    史料不足证，应该是朱关田遇到的最首要的问题。如他所说：“鲁公湖州之任，史载特简，新旧《唐书》记抚、湖两州仅列官员，一笔带过。存世颂述湖州事迹的，唐人仅殷亮《颜鲁公行状》与令狐峘《颜真卿碑》两通。”

    为了更为详细地了解颜真卿的吴兴行迹，朱关田在湖州友人的陪同下，“二三知己，轻车一路，上岘山，说洼樽；游青塘，论《茶经》；走平望，话太湖；临运河，谈苕、霅，乃至次白萍洲而述西亭变迁，访骆驼桥而叹颜碑显晦”。可以想见，由于距离唐代的时间太久远，沧海桑田，陵谷变迁，这种田野考察，并非每一次都有收获。即便有收获，要同史实有效勾连起来，也绝非易事。

    凡颜真卿履迹所历之处，朱关田都尽可能一一寻访。如湖州的韵海楼，“相传为颜真卿修书处。旧在州府之后，为十楼胜景之一，宋时已废不存。今所见者，乃后人追慕盛事而仿建的。虽如是，是楼亦足以志无穷之仰羡，申不尽之遐思”。尽管并无多少可供凭吊瞻仰的遗迹，但亲自走一遭，无疑会让研究者多一分历史的现场感。所谓感知历史的温度，大概就是如此吧。

    以诗证史也是朱著的一大特色。陈寅恪说过：“中国诗虽短，却包括时间、人事、地理三点……既有此三特点，故与历史发生关系。”诗为心画，朱关田通过颜真卿的诗作《咏陶渊明》《清远道士同沈恭子游虎丘寺有作》，结合他的《与绪汝帖》等，来揣度他永泰年间遽遭元载排斥之时的心境。此外，颜真卿在湖州的方外友僧皎然的诗，也多次被朱关田用来追寻颜氏在湖州的事功和行迹。这些千年之前的零章碎什，在朱关田的笔下，再一次鲜活起来。

    学术论著最忌讳面面俱到，考察艺术家某个时段里，在某个特定区域内的活动，以点带面，会更有成效。《吴兴太守道家流：颜真卿在湖州》就是一个很好的范例。

2.方令光《干禄之心，经世之书：颜真卿楷书考论》

    在书法史上，颜真卿成就最高，影响最大的，无疑是他的楷书。“颜楷”几乎是每一个学习书法的人都无法绕过的一道门槛。如果说朱关田的论著，更侧重考索艺术家的生平行迹，以便读者知人论世，方令光则回到了艺术本体，具体而深入地探讨颜真卿留下的一件件楷书作品。

    艺术品本身就构成一部历史。如果一个艺术家的传世作品，通过时间的经线串起来，他艺术风格的成长嬗变，也就一目了然了。方令光所做的，是为每一件归在颜真卿名下的楷书经典作品验明正身。通过研究，他发现：“颜真卿传世楷书作品只有10件是真迹，如《王琳墓志》《多宝塔碑》《颜勤礼碑》等；其余都是后人仿造的伪作，如《八关斋碑》《颜氏家庙碑》《麻姑仙坛记》等。另有2件误植颜氏名下，即《自书告身》《竹山堂连句》。”这个结论，会让不明就里的读者大感诧异，被他归入伪作的《八关斋碑》《颜氏家庙碑》《麻姑仙坛记》《自书告身》，历来都被认定为颜氏的赫赫名迹，足以影响半部书法史。

    方令光绝非故作惊人语。仔细阅读他的论著，不难发现他的论证过程甚是缜密，算得上“细心求证”了。以《八关斋》为例，他先是发现文献中《八关斋》系重立，并为崔倬补书。然后，通过对比，发现《八关斋》石幢的第3、4、5面和第1、2、6、7、8面，书风有明显差异。他并没有就此止步，又对比了崔书《再建圆觉大师空观塔志》，进一步证实《八关斋》石幢的第1、2、6、7、8面为崔倬补书。从《八关斋》石幢的第3、4、5面的“错字”和“若干字样和风格特征与颜真卿无关”入手，他又论证了石幢的第3、4、5面“是北宋人根据拓本仿刻”。

    方令光还重新审视了关于颜氏楷书的许多错误认知。如“燕尾”笔法、“一碑一面目”等等，指出谬论的成因在于“颜真卿名下的楷书作品含有大量伪作，以致后人看不清颜体的真面目”。方令光的论著，不止有助于我们深入了解颜真卿的楷书，而且还提示我们，对待构成书法史的经典作品，要有更为谨慎的态度。

3.倪雅梅《中正之笔：颜真卿书法与宋代文人政治》

    在《颜真卿楷书考论》中，方令光指出：“宋人对颜体碑帖的临仿、诠释、评价深深地影响了后人；宋人对颜体的想象引发了后人的误读，也映射出唐、宋两代的书法思潮有了明显的转变。”可以说，在颜体经典化的过程，宋代是一个至关重要的时代。

    汉学家倪雅梅的《中正之笔：颜真卿书法与宋代文人政治》，为读者理解宋代与颜真卿的关系提供了帮助。倪雅梅认为：“颜真卿在书法史上的地位是被宋代的文人集团有意识地制造出来的，这个集团包含了当时许多在哲学、文学和艺术方面受过良好教育的上层精英人士。这个集团中的人士出于某种特殊的政治需求，从而要将颜真卿的声望传递给子孙后代，因而他们也采纳了颜真卿的书风，以此作为他们接近颜真卿人格的一种方式。他们临摹并搜集颜真卿的作品，将他的风格元素进行转换并整合为己所用，并且在他们的艺术理论中把对于颜真卿声望的称赞同其书风联系在一起，使之成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

    在具体论证过程中，倪雅梅以颜真卿的个人经历为主线，“每一个章节对应他人生中的一个独立阶段”。每一阶段挑选一件具体的书法作品，结合颜真卿的个体生命和整个唐代的重大历史事件，解读文字内容，探讨书法风格。然后，她又将观察的视角转向“宋代文人对颜真卿的这件具体作品及其整体风格的评论”。

    苏轼是颜书经典化过程中至关重要的人物，他曾经说：“诗至于杜子美，文至于韩退之，画至于吴道子，书至于颜鲁公，而古今之变，天下之能事尽矣。”所以，他也经常出现在倪著中。比如，他对《争座位帖》的品评和临摹，就是倪雅梅论述颜书接受史的重要材料。此外，倪雅梅还有意识地选择了书法家米芾、黄庭坚、蔡襄，以及政治家韩琦、范仲淹作例证，让读者能够感受到颜书在宋代传播的广度。

    当然，跨文化研究难免会有误读，倪著也存在观念先行和误读史料的弊病。对此，韩立平的《制造颜真卿？北宋文人书学的“边界”》有过切中肯綮的批评。但瑕不掩瑜，作为西方世界为数不多的中国书法研究论著，倪著依然是我们了解颜真卿不可错过的一本好书。

    “三更灯火五更鸡，正是男儿读书时。黑发不知勤学早，白首方悔读书迟。”行笔至此，突然想起颜真卿的《劝学》诗。其实，颜鲁公留给我们的文化遗产，又何止书法呢。他不仅是道德的楷模，更是勤学的典范。

    千载而下，我们展读朱关田、方令光、倪雅梅三位学人的论著，借助他们的努力，拂去历史的尘埃，走近一个更为真实的颜真卿。

    （作者：黄亚琪，系三峡大学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