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拾日本反战记忆 传播时代和平之声

    19世纪下半叶，明治政府引领日本迅速走上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经过数十年的发展，日本综合国力大幅提升，其在甲午战争、日俄战争及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相继获胜，攫取了巨额财富。此后随着社会危机与阶级矛盾急剧加深，日本军部加快了侵略扩张的步伐，企图效仿列强争夺亚洲乃至世界霸权。在日本尚战崇武的盲从洪流中，并非所有国民都盲目崇战，从20世纪初到1945年日本投降的40余年间，亦存在着多种形式的反战活动，存在着具有良知与道德、为反战而呼吁、为和平而受难的各方人士。他们的反战活动与思想是近代日本反战和平运动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

20世纪初至20年代末的早期反战运动

    日本近代史上成规模的反战运动可追溯至20世纪初，当时有组织有计划地开展反帝反战斗争的主要是早期社会主义者，其中影响最深远的是幸德秋水与堺利彦等人结成的“平民社”活动。他们于1903年11月创刊《平民新闻》，以宣传“平民主义、社会主义、和平主义”为主要任务，尤其将反对帝国主义侵略战争作为早期宣传内容。但随着社会主义者队伍的壮大，日本政府于1910年以企图暗杀天皇之“大逆罪”为名，对社会主义者进行了全面剿杀，早期社会主义运动由此陷入低潮。随着大正民主时期到来，左翼势力壮大并逐渐登上政治舞台，掀起反对藩阀及军阀统治、扩大人民参政权利的运动，同时提出缩减军备、反对战争的口号。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五国海军协定限制了各国扩军计划，日本军事干涉西伯利亚的失败进一步推动日本国内反战思潮的发展。该时期反战力量以左翼知识分子为主导，特别是日本共产党作为日本反帝反战先锋队，自成立之初即开展反战和平运动，积极组织工人与农民开展反战集会及示威游行，将反战与反资产阶级斗争结合起来。与此同时，进步的学生运动与无产阶级文化运动亦开始发展。日本高校的马克思主义研究团体联合组成“学生联合会”，展开反对军事研究与军事训练等斗争。文艺界以1921年创刊《播种人》为肇始，《文艺战线》《战旗》等无产阶级文艺杂志相继创刊，并于1925年底联合无产阶级剧团及其他文艺工作者成立“日本无产阶级文艺联盟”。工农运动由此与学生运动及进步知识分子运动结合起来，具有了反军国主义联盟的意义。

    昭和初期，受世界经济危机影响，日本国内经济低迷，阶级矛盾激化，内阁更迭频繁，军部趁机加强对政府的控制，逐渐将日本引上军国主义与法西斯主义歧途。1928年“三一五事件”中，日本当局逮捕共产党员及其支持者逾千人，解散多个左翼政党、数十个左翼学生团体，责成高校解聘教授近百人，并残忍杀害无产阶级作家小林多喜二、进步国会议员山本宣治等。1929年“四一六事件”中，日本当局再次在全国范围内大肆逮捕共产党员及其支持者，并下令驱逐各高校“左翼教授”。在经历了大规模、持续性的镇压后，日本共产党组织的领导人几乎全被逮捕，革命运动与反战运动均受重创。针对时局，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河上肇发表了“防止帝国主义战争”的演讲，呼吁通过裁军来反对战争、促进和平。但随着军部的镇压日益严酷，反战运动陷入低潮。

九一八事变后的反战运动

    1931年九一八事变拉开了日本对华武装侵略的序幕，其后，日本军事扩张频频得手，这给日本社会各界带来极大刺激。在军国主义、法西斯主义的裹挟下，许多原本反战的人士也陷入了狭隘民族主义与国家利益的窠臼，转而为军国主义摇旗呐喊，另有不少反战人士迫于政府的言论控制和武力镇压而放弃了反战立场。反战阵营的分裂令饱受摧残的反战运动雪上加霜。尽管如此，“日本工会全国协议会”、日本共产党、无政府主义者等反战力量仍以各种形式进行着抵抗。文艺界的进步人士如秋田雨雀、长谷川如是闲等为支持在上海举行的“远东反战大会”，于1933年8月成立反战组织“远东和平友好协会”，但很快在军部的镇压下宣告解散。媒体方面，《朝日新闻》作为战时日本国内发行量最大的报刊之一，虽在九一八事变后逐渐走上右倾路线，但在事变发生前后仍刊载了百余篇反战报道及近20篇反战时评，直击日本政治、军事、经济、意识形态等领域存在的重大问题。

    1934年后，随着战争形势的发展及军国主义的猖獗，日本当局变本加厉地镇压国内反战力量，反战活动几乎全部转为地下。1935年日本共产党再度被取缔后，日本国内有组织的反战运动近乎销声匿迹。此后，随着野坂参三等日本共产党领导人及鹿地亘、绿川英子等进步知识分子陆续出走国外，日本人民的反战活动分为日本国内阵地与包括中国在内的海外阵地。

卢沟桥事变后的反战运动

    1937年日军发动卢沟桥事变，日本侵华战争全面爆发。一些学者及知识分子对日本关东军的非法战争行为进行谴责，其中东京大学教授横田喜三郎从国际法的角度对关东军的战争行动进行批判，并以日军在中国东北的行动超出自卫权的范围为理由提出质疑。作家石川达三因撰写《活着的士兵》揭露南京大屠杀而被判刑。为施行自上而下的统治，日本政府提出了《国民精神总动员实施纲要》，通过《国家总动员法》，由此进入“举国一致”时期。日本民间反战人士在事变后曾欲再振反战旗鼓，但随即惨遭镇压。接着，日本警方以“劳农派”组织人民战线“意在变革国体”等为罪名，逮捕左翼民主主义者、日本共产党、日本工会及全国评议会的领导人及骨干成员446名。东京大学教授大内兵卫、有泽广巳等近40名教授被视为“劳农派”而被捕，持反战反军部思想的文人学者亦大都被视作“国贼”而遭镇压。与此同时，在严苛的舆论管控下，左翼出版物及含有反战思想的出版物均遭取缔。报刊版面逐渐被歌颂日军战绩、国民支持战争活动等内容占据，评论家矢崎弹、东京大学教授矢内原忠雄、杂志主编井上信子、学者帆足理一郎等因发表反战言论或反战作品而相继接受调查或被捕。

    随着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在海外战场日渐失利，日本权力当局对国内的专制统治亦日趋残暴。内阁制定《对曾犯有思想罪者的措施》加大对“自由思想者”“民主思想者”“反战思想者”等一切进步人士的迫害。1943年3月至12月，约百余名高校师生因反战而被捕；1944年1月，进步期刊《中央公论》《改造》的十余名编辑被捕，两刊社长嶋中雄作与山本实彦二人均遭起诉。这种迫害一直持续到战后，在日本投降后，仍有不少反战人士未得到释放，甚至惨死狱中。

    回顾日本近代反战史可知，包括早期社会主义者、大正无产阶级、日本共产党、劳农党、工会团体、学生团体、高校教师群体、文艺界人士以及基督教等在内的各界人士，都曾对日本军国主义、法西斯主义的侵略行径开展过多种形式的反抗运动。即便面对残酷镇压和反战阵营的分裂瓦解，他们依然坚持表达自己的立场。他们的反战行动及反战精神在战后逐渐获得日本进步人士的肯定与传承。作家三浦绫子曾于1982年公开表示：“倘若那时有人说战争不对，他们才是真正的爱国者。尽管寥寥无几，确实有过那样的人。但仅因他们说国家的行为不对，就被捕入狱，受严刑拷打，甚至死于狱中。”三浦绫子还表示：“那些知道日本所犯罪行的人们，应该把侵略说成侵略，将战败说成战败。”二战结束后，受美苏冷战及朝鲜战争爆发等影响，战争责任一直未能得到彻底明确清算，这影响了日本国民的战争认知，也影响着中日关系及日本与其他国家的关系。

    因此，在二战结束74年后的今天，重拾日本民间反战和平记忆，联合日本国内反战力量共同宣传正确历史观，传播和平友好之声，尤显意义重大。以史为鉴，纪念反战、抗战先烈，促进两国民间友好交流，为构建契合新时代要求的中日关系夯实社会基础与民意基础，是时代对我们的要求，亦是社会科学工作者义不容辞的责任。

    （作者：林敏洁，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日本民间反战记忆跨领域研究”首席专家、南京师范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