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赴中古丝路上的艺术盛宴

    编者按    

    历史靠一个个细节支撑，器物的细节有时会精准地透露出背后的文化内涵。从事粟特考古53年的俄罗斯人马尔沙克，在《粟特银器》一书中将金银器的研究放置于中亚考古学和艺术史的视野下，对每件器物背后的内涵都作出了精妙解读。让我们跟随这位“中亚考古之父”，去赴一场中古时期丝绸之路上的艺术盛宴。   

    近年来国内有关粟特人的考古发现日益增多，关于粟特文化的研究也日渐升温，粟特研究俨然成为热门之学。但稍加注意就会发现，国内学界对粟特的研究往往更多关注入华粟特人，对于粟特本土的社会历史讨论则较少。

    粟特研究的趋热有其学理上的必然。虽然粟特人作为一个族群已经湮没于浩瀚的人类历史长河中，但粟特人曾经辉煌的文化仍然熠熠生辉，粟特人曾经为欧亚大陆文化交流所作出的巨大贡献亦不容抹杀。粟特人，在中国史籍中被称作昭武九姓、杂种胡等，其本土位于中亚阿姆河和锡尔河之间的泽拉夫珊河流域，也即今天的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的部分地区。粟特并没有形成统一的帝国，而是分布于绿洲上的数个城邦国家，较大的有以撒马尔干为中心的康国和以布哈拉为中心的安国，另外还有曹国、米国、史国等。粟特曾先后臣服于波斯帝国阿契美尼德王朝、亚历山大帝国、塞琉古王朝、康居、大月氏、贵霜、萨珊波斯、西突厥，直至被伊斯兰化。

    粟特人不以武力著称，却是丝绸之路上天生的商人、译者、传道士和艺术家，他们站在欧亚大陆文化交流的十字路口上，并将这种交流的成果带到大陆各处。他们的商业活动几乎遍及欧亚大陆，而且持续千年，商品贸易以及宗教、文化的交流仰赖他们的传递。粟特文字曾经为突厥人所使用和借鉴，粟特语是中亚陆路商业贸易中通用的混合语，如同波斯语在海上贸易中的作用。3—8世纪，粟特人沿着商路大批来华，许多人从此定居中国，在汉代还是北方民族统称的“胡人”，在唐代则可能主要是指粟特人了。他们信奉祆教，在唐的两京和西域都建立了不少祆祠。同时，他们的政治势力也不断加强，以至于粟特人安禄山、史思明领导的大叛乱直接导致盛唐的中衰，在其后的五代王朝中粟特人也成为中坚力量。

    粟特人往来穿梭于欧亚大陆上，体现出顽强的生命力和强大的文化活力，最能代表其文化特性的器物便是银器。国内考古学界对于粟特文化的认识，主要局限于带有明显祆教色彩的入华粟特人的丧葬习俗和图像，偶有学者关注银器。与粟特银器相关的出土器物发现不少，其中名声最著者要算何家村窖藏，它是所谓盛唐气象的典型代表，同时也是粟特风格中国化的最佳体现者。孙机先生认为，5—7世纪西亚的萨珊和中亚的粟特是金银器工艺领域中并立的两个中心。粟特和中国的关系更为密切，唐代金银器从域外取得的借鉴，大部分应直接或间接来自于粟特。齐东方先生总结对唐代金银器影响最大的三种外来文化为萨珊、粟特及罗马-拜占庭，其中粟特银器与唐代银器的关系最为密切，并进一步辨认出一批自粟特输入的银器，如银带把壶、银带把杯、银长杯、银盘、银碗等。促使齐东方先生展开唐代金银器研究并得出如上学术观点的很重要的一本著作，即本文要介绍的《粟特银器》一书。此书中文版由中国人民大学李梅田、付承章、吴忧三位学者译出，近日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发行。

    此书的作者是俄罗斯著名考古学家鲍里斯·艾里克·马尔沙克，他生前曾任俄罗斯东宫博物馆高加索和中亚部的主任，与妻子腊丝波波娃共同发掘粟特遗址片治肯特古城达50年之久，并最终殉职于中亚的考古工地。因为他的卓越贡献，学界尊称其为“中亚考古之父”。之前国内已经引进马尔沙克的另外一部粟特考古著作《突厥人、粟特人与娜娜女神》，书中附录荣新江、乐仲迪、毛铭等学者有关马尔沙克著述和生平的介绍性文章三篇，可以一观马氏的学术生涯。《粟特银器》可算是马尔沙克的代表性著作，自1971年以英、俄双语出版后对世界学术界持续产生影响。本书首要的价值是在斯米尔诺夫、奥贝里、特雷弗、格里戈里耶夫等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一套科学的粟特银器分析的方法论，主要分析过程分为六个步骤：1.选取材料；2.分类；3.定位；4.分期；5.时空框架的界定；6.历史解释，大体相当于国内考古学界习用的考古类型学分析中的分类、型式划分、分期、断代和文化因素分析。这说明，此种方法对于考古出土物以及手工艺术品研究具有普遍适用性。马尔沙克的型式划分主要依靠对主体、风格特征和工艺的分析，根据图像从写实到装饰性纹样演变的客观规律建立长期发展序列。在断代及文化因素分析的时候，注意比对其他种类工艺品、中亚纪念碑性艺术品（建筑、雕塑、壁画）以及文献学、钱币学的研究成果。同时，对于可能存在的风险（如不同流派类似形式不同时、工匠个人因素影响等）也有预判，并通过对不同流派器物先分类后建立序列以及追索变化链条等方法降低风险。马尔沙克的方法论逻辑清晰，科学性强，对粟特银器的分析合理、得当，也很能体现俄罗斯学者的学术风格和研究理路。经过梳理，作者将粟特地区银器辨认出A、B、C三个流派，并将三个流派的器物与亚洲艺术进行比较，分析了与伊朗、中亚、唐朝、草原民族、印度及粟特南部邻国、拜占庭和叙利亚、早期伊斯兰等艺术的关系，创造性地提出流派A带有萨珊及中亚风格、流派B主要体现出粟特及周边地区本地特征、流派C受唐风影响。作者熟悉欧亚大陆不同文化的艺术品，视野宏阔，注意对细节的观察和把握，对于自己的推断也给出相对合理的解释，大大促进了对于粟特银器的认识。

    不过对中国读者而言，也许还存在一些疑惑之处，尤其是关于唐朝影响的部分：书中提到的圆圈—方格式图案、花边等装饰风格是不是典型的唐代风格，还有进一步细致分析的必要。作者推测流派C中代表性器型多棱带把杯来源于中国陶质六边形来通，似亦根据不足。据孙机先生考证，来通是来自希腊地区的器物，曾广泛流传在中亚、西亚一带；多曲形来通不是常见之物，孙机先生著录的两件白瓷多曲来通归类为粟特式。类似造型的多棱带把杯在何家村窖藏中亦有发现。齐东方先生认为，八棱形杯体乃是中亚粟特银器的特点。当然，马尔沙克也认为唐风的影响力是困扰中国艺术和中东艺术研究者的争议性问题。他指出：“从7世纪到9世纪早期，粟特与中国的联系一直没有中断，中国的金属器皿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中亚器皿的影响；反之亦然，只是这种影响主要体现在装饰细节上，而不是形制和主题。”中外学者缘何出现这样的分歧，颇值深究，文化交流中的碰撞、涵化、融合本身是很复杂的过程，经常会出现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情况，歧义、误解、冲突、对抗亦不鲜见，这还需要仰赖学者们艰苦细致的工作，突破语言、习俗以及思维上的藩篱，还原历史的原貌与真相。另外，对中国读者而言，关于粟特以及中亚地区历史文化背景的知识储备不足，也会影响对本书内容的理解。总之，关于本书的部分结论还有很大的讨论空间，留待将来继续进行探讨。

    薛爱华在他那本研究唐朝风物的名著《撒马尔干的金桃：唐朝舶来品研究》中曾提到：在对唐朝文化作出贡献的各国工匠中，吐蕃人占据重要的地位。7—8世纪，唐、吐蕃、粟特之际的交流不断，文化方面互有影响，例如美国克利夫兰艺术馆藏有三件粟特样式吐蕃鎏金银器、青海都兰吐蕃墓出土了带有粟特纹样的镀金银饰片，所以吐蕃在粟特银器东传或者唐风西传过程中的作用，也是一个颇值思考的课题。

    粟特银器的艺术风格和生产工艺对唐代金银器产生了重大影响，其流风余绪亦直到辽、宋、元、明的金银器中都有所体现，对其他材质的手工业产品也产生了作用。唐至北宋陶瓷器中含有广泛的金属元素，如多曲、多瓣、棱形的器物造型，应受到萨珊、粟特银器或含异域风格的华化金银器的影响。在元代瓷器中多瓣、多曲造型更为常见，尤以龙泉窑瓷器为多，数量也超过宋代。笔者对具粟特风格的带指垫环柄金银杯进行梳理发现：辽、宋、元均有类似风格的金银鋬耳杯，而自晚唐以来，宋、金各大窑口均有类似造型的瓷鋬耳杯，入元之后数量更是大为增加。瓷器、玉器、书画艺术都是典型的中国风器物的代表，如果不是追根溯源，我们很难想象粟特银器对本土物质文化产生了如此广泛的影响，元代浙南山区的龙泉窑窑工大概很难意识到手中正在制作的鋬耳杯有一位遥远的中亚表亲。当然，后世器物并非亦步亦趋的仿制，更多的是吸收异域风格的创制，是异域文化中国化的再创造。

    梳理葛兆光先生曾反复讨论的“百姓日用而不知”的器物来源，我们发现华夏文化本身所具有的特质——开放与包容。正如马戎先生所讲，中华文明的最大特点之一，就是具有对异域文化的超强包容性。这也许可以看作人类史上延续性最强的华夏文明的生命源泉。深入地认识自身文化必然建立在对别种文化深入理解的基础上，只有更好地认识世界才能让世界更好地认识中国。在今天日渐强大起来的中国要承担大国的责任，需要以更加开放包容的心态拥抱亚洲与世界的多元文明，这也是译介、推广、研究包括《粟特银器》在内的异域文明书籍的题中应有之义。

    （作者：徐学琳，系辽宁师范大学历史文化旅游学院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