汲取国学育人智慧

    《学记》把教育的社会功能概括为：“建国君民，教学为先”，“化民成俗，其必由学”。在教育问题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给我们留下了很多宝贵的思想资源。对此，我们应始终保持必要的温情与敬意，善于汲取其中的智慧，让教育“归于自然”，回归教育真谛。

    教育应以“孝共同体”为载体。“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孝共同体”是中国人的家，以孝为本的家庭生活是中国人生活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教从家始，“正家而天下定矣”。家庭教育以孝道为核心，孝是中国古代道德教育的起点，百善孝为先，“教者，孝之文也”，“夫孝，德之本也”。孝道教育主要是通过家来完成的，家庭是人生的第一个课堂，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教，上所施下所效也。”“育，养子使作善也。”家庭是人出生后最早接受教育的场所，中国古代教育主要是靠父母的言传身教来完成的，它对于一个人的道德养成与人格塑造起着重要作用。中国人的家是基于血缘的以尊亲为结构的共同体，家既是生活共同体，又是道德共同体。家既解决了“你是谁”的问题，又回答了“你从哪里来”的问题，还明辨了“你要到哪里去”的问题。西方是通过宗教来安立人心的，中国古代教育则主要依托家共同体来完成的，通过家庭的人文教化来立德树人。家书、家风与家训等是中国古代家庭教育的主要形式。长辈通过家书把道德修养、人格风范等传授给子孙，教给孩子什么事情能做，什么事情不能做，否则就会受到家规惩罚。家风与家教构成了“道德共同体”。家训的形式有训诫、遗训与书信等多种形式，中国古代著名的家训有《孔子家语》《颜氏家训》《诫子书》《朱子家训》等。

    中国古代的孝道教育中，祭祀之礼常常发挥着激发与唤醒人性之善的作用。在中国古代各种礼仪中，祭祀是最重要的活动。“凡治人之道，莫急于礼。礼有五经，莫重于祭。”“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祭祀有祈年成、庆丰收及祭奠先人等类型。祖先崇拜自古以来就是中国人最基本的传统信仰，但是，中国人对祖先的崇拜并不是一种宗教信仰，而是日常要遵守的基本行为准则，祭祖活动中“以文化人”的教育意义较为显著，“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矣”。传统节日中的清明节、端午节、重阳节等都与祭祀有关。祭祀不仅寄托了对先人的怀念，同时也告诫今人饮水思源、珍惜生命、感恩敬畏、不忘初心。祭祀活动是一种潜移默化的感恩教育与生命教育，这种教育形式孩子虽然当时不能够真正理解其背后的文化底蕴，但是，为孩子以后健康成长播下了唤醒的种子。从祭祀先人到缅怀革命先烈，是家庭教育的拓展与延伸，让孩子参加缅怀先烈的活动，进行家国情怀教育，对孩子来说是一次思想上的洗礼，会在孩子心中增加诸多正能量，激发孩子的学习热情，唤醒孩子的报国之志。

    教育要从童年读国学经典抓起。在中国古代社会，幼教被认为是一个人最重要的教育阶段，即所谓的“童蒙养正”。“蒙以养正，圣功也。”“幼儿养性、童蒙养正、少年养志、成年养德、老年养慧。”“蒙以养正”是指从童年开始，就要施以正确的教育。小孩刚出生时懵懵懂懂，理解能力低，中国古代教育就有养成的教育理念，让孩子从小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念。诵读经典是中国传统教育的重要内容。《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弟子规》等蒙养教材对儿童身心健康都是非常有益的，文字简短，朗朗上口，容易记忆，是开启童蒙心灵的金钥匙。人的童年时期往往记忆力较强，督促孩子多背诵一些蒙童类经典，虽然孩子当时对经典中的道理不全懂，这并没有关系，长大后会慢慢懂的。这就是先预埋唤醒的种子，等到成人以后，这些早年记忆的东西就会被激发与唤醒，为孩子一生成长提供无尽的资源。

    教育要寓于礼仪之中。礼是中国古代社会关系的基础，也是维护社会秩序的主要支撑。“礼义也者，人之大端也”，“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国学教育重在激励与唤醒，重视“习礼育人”。“礼”与“仪”联系在一起，无“仪”不成“礼”，仪式本身就是一种文化传承和教化力量，礼仪教育的本质在于激励与唤醒。中国古代重视仪式感教育，礼仪教育是国学教育的主要内容，贯穿于人成长的主要阶段。“师严然后道尊，道尊然后民知敬学。”“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十三经》中就有《周礼》《仪礼》《礼记》三部专门讲礼仪的书，《童蒙须知》《童子礼》等蒙学读物强调以礼仪教育来养成儿童的言谈举止。“开笔礼”“志学礼”“成人礼”等都是中国古代礼仪教育的主要形式，“成童礼”教育成童者“怀感恩之心，行孝悌之道”；“成人礼”则感恩父母的养育之恩，认清自己的责任与义务。“释菜礼”和“毕业礼”表达了学生对老师的尊敬与感谢。礼仪教育是一种唤醒良知、激发潜能的生命教育与认同教育，它使人逐渐萌发敬畏感与责任感。中国传统节日有着深厚的文化底蕴，传统节日是中国古代进行教育的一种重要形式。春节是中国家文化的最好诠释，我们在清明节怀念先人的同时也要对孩子进行适时的教育。中国传统节日的仪式感使一些抽象的价值观变得鲜活起来，过节能够潜移默化激发人的文化认同与价值认同。

    （作者：龚艳青，系天津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天津师范大学基地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