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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明日报 2019年11月09日 星期六

    《〈读书〉十年》新增《友朋书札》——

    为时代画一帧工笔肖像

    作者:杨早 《光明日报》( 2019年11月09日 09版)

    《读书》杂志1979年创刊,是一本以书为中心的思想文化评论杂志。

    《读书》杂志1979年创刊,是一本以书为中心的思想文化评论杂志。

    《读书》杂志1979年创刊,是一本以书为中心的思想文化评论杂志。

    《〈读书〉十年》

    扬之水 著

    百花文艺出版社

        【光明书话】

        一九八六年十二月十五日 

        星期一

        正式去三联上班。

        到底去哪一个部门,还没有定呢。

        ……我也笑笑,情知差不多就是这样了:去《读书》。

        《〈读书〉十年》是名物学者扬之水(又名赵丽雅、赵永晖)1986年至1996年这十年的日记选编。这十年,正好也是扬之水任职《读书》编辑的十年。旧版于2011年由中华书局开始陆续出版。倏忽又是八年过去,新版由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并增加《友朋书札》一册。重读是编,仍然是八年前的滋味:百感交集,迭有所见。

        当我又一次重读《〈读书〉十年》时,想的不再是“我从这套书里看到了什么”,而是“这套书会带给不同世代什么感受”。

        时至今日,1986年出生的孩子,现在是社会中流砥柱,1996年出生的,也已经大学毕业。不过我相信,任何世代的读者,只要对近三四十年的中国社会与中国文化有所体认与记忆,就能从《〈读书〉十年》中读出不同的况味。将来的后生,能够从书中获得的益处,只会更多,因为《〈读书〉十年》正如我当年为旧版撰写的书评,是“十年日记,百科全书”。

    学者的个人成长史

        扬之水近些年在读书界可算声名赫赫,其著作举其大者,即有《诗经名物新证》《诗经别裁》《先秦诗文史》《古诗文名物新证》《终朝采蓝》《奢华之色》(三卷本)《棔柿楼集》(十卷本)《中国古代金银首饰》(三卷本)《物色:金瓶梅读“物”记》等等,是实实在在的著作等身。

        而这样一位饱学硕儒,是如何养成的?且不去说“初中毕业”“卡车司机”这类江湖传闻,以免制造又一个逆袭神话。单说她能在1986年进入《读书》编辑部当编辑,可以见得当时人才稀缺之一斑,文化界又正好还在百废方兴的当儿——时代在剥夺了扬之水这一代人青春向上的机缘后,又给出了一条亡羊补牢的幽径。自然,机会只给有准备的人,如果不是之前在《读书》发表过文字,初中生赵永晖也无法进入沈昌文领导下的《读书》编辑部,成为后来名传一时的“《读书》五朵金花”之一。

        《读书》当时的主编沈昌文在《序》里说:“她年轻,肯走路,于是经常派她出去取稿,实际上做‘交通’。这方面她效率挺高。但更令人意外的是,她所交往的作家学者,对她反映奇佳,因而效果也十分特出……我到了多年以后才知道,她是把同作者的联络当作一种‘师从众师’,所以十分得益。”用扬之水自己的话说:“对编辑部诸同仁来说,编《读书》,不是糊口的职业,而是一份爱好,一份生命的寄托。”不妨说,是《读书》十年中的无数作者,共同培养了扬之水这样一位学者。

        其中最典型的例子,或许可以算是“初访辛丰年”。辛丰年先生当时居南通,较之京沪两地作者,见面自属不易。扬之水于一九九一年十月九日,借去沪之便,专程赴南通访辛丰年。早晨六点半敲响房门,两人进入“一见如故”模式,“彼此谈过身世经历之后,就谈历史,谈音乐,谈书法,各类话题穿插跳跃,无所不谈,几无间断”。到扬之水下午四点二十分登船返沪,“整整谈了十个小时(其间很少停顿),真是口舌干燥,嗓子都有些沙哑了”。这等奇观,初见双方如果没有此前联络交流产生足够的信任与认同,哪里有可能达到?

        《读书》需要接触的作者极多,几尽学界一时之选,扬之水自然也非人人“平等交往”,但她像海绵一样,总是能从“众师”那里获益。例如一九九五年八月十八日“读书沙龙第一次活动”,讨论的题目是“现代性危机:各种可能的解”,参加者达十二人之多,包括汪丁丁、何怀宏、徐友渔、刘军宁等。扬之水自言“对讨论的问题,不感兴趣”,“但作为一个观察者,看大家如何阐述自己的观点,以了解每个人的思维方式、表达方式及在争论中的姿态,倒是挺有意思的”。

        正是通过这十年《读书》编辑的转益多师,扬之水终于下定了投师孙机、从事名物之学的决心。《〈读书〉十年》日记今分为四册,一一展读,可见作者的学术兴趣,从漫无所依到“定于一”,有一个很明显的过程,如以今之学院训练比附,则相当于硕士至博士前期的确定学术方向,终于,在一九九五年九月六日,扬之水记下一段:

        读孙著,并与先生一席谈之后,痛感“四十九年非”,以往所作文字,多是覆瓿之作,大概四十一岁之际,应该有个转折,与遇安先生结识,或者是这一转折的契机。只是前面的日子无论如何也是不多了,更生时光促迫之感。

        从日记看来,正是这种学术旨趣的变化与内心的紧迫感,成为促使扬之水离开《读书》转往社科院的主因。从此中国学术界增一好学者,而文化界失一好编辑,得失难言,局外人只能为扬之水本人贺。

    八九十年代的生活史

        周作人于一九二五年三月曾作《日记与尺牍》,开篇便道“日记与尺牍是文学中特别有趣味的东西,因为比别的文章更鲜明地表出作者的个性。诗文小说戏曲都是做给第三者看的,所以艺术虽然更加精炼,也就多有一点做作的痕迹。信札只是写给第二人,日记则给自己看的(写了日记预备将来石印出书的算作例外),自然是更真实更天然的了”。

        周作人这番话,移来评《〈读书〉十年》,再确当不过。《〈读书〉十年》旧版为三册,新版将日记析为四册,并添一册《友朋书札》,凑成完璧,无论是对于扬之水的个人史,于《读书》的成长史,更重要的是,对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社会的精神生活史与物质生活史,也是一批绝妙的脚注。

        正如周作人所言,每个人的日记与尺牍,都鲜明地表出个性。扬之水日记的个性,首先在于记录所注目与过滤者,与旁人不同。近代人物日记多有出版者,但像《〈读书〉十年》这样,于交游、物价、食肆、菜色,无所不记者,尚属绝无仅有。于是读者才知道九十年代的必胜客,五人可以吃到八百多元;赵萝蕤热爱肯德基,数年生日均由扬之水买炸鸡往家里庆生;而彼时各地之面价,或五六毛,或两三元,都能反映当日各地之经济发展状态(有云每平方米适宜房价,当为一千碗牛肉面总数)……如此细数琐计,不胜枚举,倘有心人,将这些记录一一整理,对应相关社会史料,大可为八九十年代物质文化史,开一生面。

        至于友朋笔札,当然首先基于《读书》的编著往来,但扬之水既是如此妙人,来函诸公自然也放开心怀,学术、出版之外,谈天气,谈饮食,谈音乐……当真是“见字如晤”,各具面目。其中雅趣,可以一九九三年二月十六日一则日记为例:

        纷纷扬扬一日雪,落地化,落在树上却不化。忆及梁鼎芬致吴庆坻书简中的几句话:“门外大雪一尺,门内衰病一翁,寒鸦三两声,旧书一二种,公谓此时枯寂否?此人枯寂否?”似可自况。只是父母在不得言翁;旧书一二种,喜鹊三两只,却是即目。于是将此数语抄与何兆武、周黎庵、周一良、朱维铮诸先生,就便约稿。

        风雅之极,堪谓当代《世说》之属。难怪黄裳看过部分日记内容后曾致信作者称:“因叹尊藏日记皆逸人韵事,可辑为一册,可惊俗目,又知足下为编辑时,辛勤周至,无怪为作者所胜赞,如此编者今无之矣。”日记与尺牍,于此恰可互补,可惜未见扬之水致诸公手札,否则往来鸿雁,更能明晓何谓“如此编者今无之矣”。

        《读书》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影响,不必在此讨论。《〈读书〉十年》中记了叶秀山的一番谈话,说“《读书》是‘后学术’,能写书,能写论文,能把自己的专业玩熟了,才能给《读书》写稿”(一九九四年一月廿五日)。说《读书》是沟通连接这一时期知识界中心与边缘,主流与另类,先锋与保守之间的媒介,并不为过。有意思的是,《〈读书〉十年》基本不记“会议内容”,反而将大量笔墨集中于学人交游,轶事趣闻,饮食日常,与《读书》杂志本体的关系,或近于一种“祛魅”的关系,廿余年后读之,倒真有一种难得的清醒。

        而同时代的文化热点与事件,在《〈读书〉十年》里留痕不少。如气功热,文化热,旅游开发热……扬之水不喜欢张艺谋,但每部张艺谋电影也会随俗往看,喜欢姜文、张爱玲、须兰,颇多赞语,也呼应着时代的幻彩。尤有意思者,扬之水一九九〇年十一月十五日“像是第一次坐飞机”,觉得好玩极了,接下来是一大段颇有童心的描述:

        忽悠一下便腾空而起,简直像神话一样,快乐得差一点笑出声来。受气流影响而引起的颠簸,也给人异常舒服的感觉,要是能翻个跟头就更好了。坐在里面,几乎感觉不到行进,可一个小时之后,就听到广播说马上要到首都机场,遗憾太短了。

        莞尔之余,想到前一段网上热传的“中国还有十亿人没坐过飞机”,转觉社会生活之变动,在偌大中国似乎总是落差远超想象,而事实上,我们的时代,必须有无数碎片构成的拼图,为之画一幅肖像。无论何时代人,都应该感谢扬之水,用她的工笔,为这十年留下的一部个人史兼“日知录”。

        (作者:杨早,系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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